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意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人类的义愤，从而促进了在国际法中建立惩治战争犯罪的国际责任制度。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作了关于追究和惩治法西斯战犯的决议。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家主要战犯的协定》及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 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在审判中一步步被揭露。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宣布，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者。
判决书以最大的篇幅叙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在国际法的高度上确定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
判决书还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法庭只能就确定大批屠杀并虐待战俘与和平居民的罪行及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战争犯罪的各种证据，作出一般的结论：
1.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被杀人数就达30万人以上，还不包括被日军焚烧的尸体、投入长江或用其他方法处置的人。日本法西斯奸淫烧杀，劫掠财物，无恶不作。
2.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屠杀：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角、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爪哇的加达尔巴士等100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其暴行骇人听闻。例如：日军将妇女强奸后，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点火焚烧。
3.拷问和其他非人道待遇：日军在其铁蹄所及之处，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烙刑、电刑、悬吊、坐钉板等。
4.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实施解剖活人暴行的不仅有日本军医，还有其他军人。如在菲律宾，日军抓住了一个年轻妇女，将她的乳房和子宫割去。1944年底，日本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让部队吃盟军的尸体。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战争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为了惩处犯罪分子的滔天罪行，1943年10月，中国、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成立罪犯调查委员会，筹备战后审判。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我们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法律的严厉制裁。”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必须贯彻《波茨坦公告》，严惩日本战犯。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规定，该法庭有权审理及处罚那些犯有危害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远东战争罪犯。但事实上，东京审判的对象是甲级战犯(即主要的或首要的战争罪犯)，次要战犯由各被侵略国分别设庭审理。1946年2月18日，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高等法院院长韦勃爵士为首席法官，以及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10国的10名法官；同时任命了首席检察官和其他30名检察官。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分别由梅汝趝和向哲浚出任。盟国开始是把70人定为甲级战犯，后认为案情过分庞大复杂，决定将这70人分两批或三批审理。东京审判的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因为其中3人或病死或发疯，所以实际只对25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正义审判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天上午8时42分，一辆押送日本战犯的土黄色大型军用客车停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门前。8时50分，大客车的门开启。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国服国民服，他是南次郎。第二人是眼眶深陷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东条英机走在队伍中间，他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眼睛眨个不停的前大藏大臣贺屋兴宣走在最后。他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当贺屋兴宣走进法庭大门后，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
上午11时17分，法庭执行官宣布开庭，庭内全体人员起立。在一片肃静中，11名法官身着黑色法衣威严地走入法庭，登上审判席。
尽管25名战犯罪恶滔天，但他们并不甘心认罪。开庭不久，辩护团便以审判权问题发难，有的辩护律师以战争中杀人不应构成杀人罪为由，为被告开脱。对此，检察官指出：这批战犯所指挥的军队，对世界各国的无数生灵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迫害，世界的和谐在这批战犯手中破灭。对如此天理不容的战犯，绝对不能够放纵。审判的目的是在主持正义，而这个审判也不同于一般的审判，因为我们要从毁灭中挽救全世界。我们为了文明而开始战斗!检察官铿锵有力地结束了发言。法庭驳回了辩方的动议，审判进入一般审理阶段。
法庭上唇枪舌剑。
事实真相
7月1日，法庭开始审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坂垣征四郎虽知自己罪行累累，但还是抵赖说九一八事变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他们策动的；而伪满洲国的成立是出于东北人民的民意；七七事变以后，他曾主张撤军，实现和平等等。但在中国检察官举出的大量证据，如《奉天特务机关报》所载日本军方吹捧坂垣屠杀中国人功绩卓著的材料，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中所载坂垣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材料面前，坂垣窘态毕露，哑口无言。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连续出庭8天，详述坂垣筹划伪满洲国的罪行和证据，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
对南京大屠杀负有最高直接责任的是松井石根。为了证实日军的暴行，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特地与两名美国人赴南京实地取证，收集到大量证据，并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证人。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松井石根刚开始也是百般抵赖，但很快被检察官驳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在东京法庭上，其他有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立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
战犯末日
1948年11月4日-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数十万字的判决书。12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土肥原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双手颤抖厉害。松井石根头不停地抖动，两腿瘫软，不得不由两名宪兵用力抬着才离开法庭。东条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两手背在身后，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七人的绞刑是1948年12月22日黎明执行的。他们的尸体在火焚成灰以后，用军舰撒到海里，任其随风飘去，使其无踪迹可寻。
在东京审判的同时，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
审判意义
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惩罚了日本战犯，因而受到当时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当然，由于在审判前后由美国操纵了执行和检察大权，使审判产生了一些缺陷和偏颇，如731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未被追究等等。但是，东京审判的重要之处主要不在于确定某些被告人有罪无罪，而是伸张正义、鞭挞战争犯罪和呼吁世界和平。 第一，东京审判以其严正判决最终在国际法的高度上确定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人类共识，还确定了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也是犯罪，而领导侵略战争的人应负刑事责任。这一国际法准则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
第二，东京审判正式确定了违反人道罪，即将战时或战前对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种族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等规定为犯罪。这就使战争犯罪所不能包括的一切反人道罪行，都不能逃脱正义的裁判。
第三，东京审判的各项记录和判决书等文件，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它本身就是日本法西斯所犯种种罪行的如山铁证。
相关法律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管辖权与总则部分规定，下列各种行为,或其中之任何一种行为,皆属于战争犯罪：
危害和平罪
即计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一种侵略战争或一种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加为完成上述任何一种战争的共同计划或阴谋。
战争罪
即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包括谋杀及为奴役或其他目的而虐待或放逐占领地平民，谋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毁灭城镇或乡村或非基于军事上必要的破坏，但不以此为限。
违反人道罪
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歼灭、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有关于本法庭裁判权内的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不问此种行为是否违反行为地所在国的国内法。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还规定，被告的官方地位,即不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部门之负责官吏,均不应成为免除或减轻惩罚的理由;政府或上级命令,也不应成为免除被告责任的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有类似的规定。
根据伦敦协定和欧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纽伦堡、东京分别对德、日法西斯战犯进行了审判（见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
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95（Ⅰ）号决议一致确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该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117(Ⅱ)号决议编纂的这些原则称为“纽伦堡原则”。196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领域庇护宣言》宣布，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者，不得援用请求及享受庇护的权利。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对战犯的追诉,不受时效的限制,大会要求引渡那些犯了罪而没有受到审判的战犯。
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战犯的包庇、纵容，上述规定未能认真执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日本的许多重要战犯，由于美国的包庇而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在中国，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12月中旬起至1947年底共计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共产党上台后于1956年4月25日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同年6月9日至20日，分别在沈阳、太原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见沈阳审判，太原审判）。
一，二战期间，日本侵华的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作为国人的你，都知道有谁吗？
NO.1东条英机: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首要战争罪犯之一，1941-1944年担任首相兼参谋总长、陆相。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2广田弘毅:曾任日本外相、首相（1936-1937年）等要职，是被判极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是唯一的文官，主要罪状为“广田三原则”和确立了军国体制。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3土肥原贤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头子，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有“东方的劳伦斯”之称。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等要职。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4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参谋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司令、最高军事参议官等要职，“九一八事变”的组织者，并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5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曾长期在陆军从事野战兵器装备的开发与研制，是陆军的“炮兵专家”。1944年被派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被称为“缅甸屠夫”。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6松井石根:陆军大将，曾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华中方面军司令等职，1937年至1938年间率日军侵占南京，并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7武藤章:陆军中将、特务头子，曾任华中方面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1937年，与松井石根一起，酿成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NO.8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曾任近卫内阁文相，专司政治控制和思想镇压。二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因病获得假释，1966年猝死家中。
NO.9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二战期间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关东军司令和末任参谋总长，侵华战争的罪魁之一。1948年1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翌年1月病死狱中。
NO.10大岛浩:陆军中将、外交官，1934年任驻德武官时缔结《日德防共协定》，两任驻德大使，鼓吹轴心国外交。战后被判无期徒刑，1955年释放，1975年病死。
NO.11冈敬纯:海军中将，曾担任海军军务局长，极力鼓吹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发动太平洋战争。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释，1973年死去。
NO.12贺屋兴宣:近卫、东条内阁藏相，独创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倒退和崩溃，是军部敢于穷兵黩武、扩大战争的坚强后盾和得力干将。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8年获释，后任池田内阁法务相，1977年病死。
NO.13木户幸一:昭和时期的政治家、重臣，“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之孙，曾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内务大臣和内大臣等职，力挺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获释，1977年去世。
NO.14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因长相像老虎和长期在朝鲜任职，被称为“朝鲜之虎”，1944-1945年接替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死于狱中。
NO.15佐藤贤了:陆军中将，太平洋战争期间任陆军军务局长，后任日军华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等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8年获释。
NO.16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作为第三舰队参谋长参与对上海的进攻和停战谈判，后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等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获释，1976年死去。
NO.17白鸟敏夫:外交官，曾任驻意大使，和大岛浩一起促成德意日三国同盟。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9月死于狱中。
NO.18铃木贞一:陆军大将，军部核心人物，据传田中奏折便出自其手。后成为日本企划院总裁，长期负责经济战。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假释，1989年死去。
NO.19南次郎: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时任陆相，后历任关东军司令和朝鲜总督等要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释，翌年死去。
NO.20桥本欣五郎:陆军大佐，积极策划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后担任日军的苏俄情报员。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出狱，1957年死去。
NO.21畑俊六:陆军元帅，曾任上海日军总司令、华中日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等职。1941年再次来华，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负责全面指挥侵华战争。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因病假释，1962年病死。
NO.22平沼骐一郎:曾任首相（1939年）、法务相等职，因“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病死。
NO.23星野直树:统治伪满的“五虎”之一，曾任伪满财政部次长、国务院总务厅厅长等职，是策划对中国东北实行经济侵略的重要人物。后任东条内阁官房长官兼国务大臣、大藏省顾问官等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8年获释。
NO24重光葵:外交官，历任日本驻沪总领事、驻华大使、伪满副总理、驻苏大使、驻英大使、外相等职。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投降书。战后判刑七年，1950年获释，并于1954-1956年再次出任外相职务，1957年病死。
NO.25东乡茂德:外交官，曾任驻德大使、驻苏大使，曾劝说苏联放弃援华，官至外相。因“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被判刑20年，1950年病死。
NO.26永野修身:日本海军元帅，对美开战急先锋，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海军第一号首脑，唯一一个历任海军三长官人物。1944年转任天皇首席顾问，日本投降后被捕，1947年在战后审判期间死去。
NO.27松冈洋右:外号五万言先生，曾任外相，主导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及缔结日苏中立条约等事件，一度被吹捧为“国民英雄”。日本投降后被捕，1946年在战后审判期间死去。
NO.28大川周明: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战后被捕，因装疯而被免除追诉，1957年病死。
二，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下场
1.松井石根
日本甲级战犯之一，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1937年8月15日，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赴华指挥日军作战。攻陷南京后，松井下令“分区对（南京）城内进行扫荡”
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9月19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将松井石根作为战犯逮捕入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始，对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审讯。审讯中，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当时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属的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证驳斥说：“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在他领导下的军队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对于这类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于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治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无辜市民。由于他玩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松井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刑务所被送上绞刑架。
然而1978年，松井与其他被定罪的战犯被日本政府奉入靖国神社内，引起全世界人民愤慨。
2.朝香宫鸠彦王
朝香宫鸠彦王是皇室远亲久迩宫朝彦亲王八子，祖父为伏见宫邦家亲王。是南京大屠杀的有争议的责任人之一，麦克阿瑟决定对皇族豁免，最终并没有起诉他。虽然他没有被审，但1947年其宫家同列被盟军指示脱离皇籍贬为平民的11个宫家之一，改名为朝香鸠彦，被驱逐出政治圈后移居热海，爱好高尔夫球生活。他对高尔夫球的热爱在战前就很出名，曾担任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名誉总裁。东京白金王府是他的府邸，现在成为东京都庭园美术馆。1981年4月12日死去，苟活93岁。
3.长谷川清
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参与进攻（但主要是海空军支援）。1946年一度被视为战犯被捕，但后来2个月之后获得释放。1970年死去，卒年87。
4.谷寿夫
日本帝国时代的陆军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二战乙级战犯。1947年2月6日在南京军事法庭接受公审，最终在3月10日法庭宣判处死刑，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
5.中岛今朝吾
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指挥者。日军于南京大屠杀的当月21日任命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1945年10月28日，就在日本投降后两个月，中岛即因尿毒症及肝硬化死亡。
6.长勇
1937年，以上海派遣军参谋的身份参与侵略中国，后兼任华中方面军的参谋。同年12月，担任朝香宫鸠彦王麾下的情报主任参谋，参与南京攻城战。在南京大屠杀中，他以朝香宫鸠彦王的名义，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杀害全部俘虏的命令。1945年日军在冲绳岛战役中战败，被美军节节逼退。6月23日，长勇与牛岛满一起，在摩文仁之丘的司令部中切腹自杀。
7.野田毅
1937年派往中国参加中日战争时，野田毅在第16师团第9联队第3大队任少尉副官，随师团编入北支那方面军第2军；同年11月改为隶属上海派遣军，参加淞沪会战及之后的南京战役。1937年11月23日日军攻占无锡，此后野田毅与另一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展开“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斩杀一百个人者为胜。至1937年12月10日中午紫金山战斗时，野田毅已屠杀105个中国人；由于向井当时已屠杀106人，无法判断谁先斩杀100人，两人便约定至先杀150人为胜。1948年1月28日，野田毅与向井俊明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8.向井敏明
1937年至1938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日本侵军派遣军第16师团九联队第3大队第3歩兵炮小队担任少尉小队长（排长）。与另一少尉军官野田毅展开“百人斩”杀人竞赛。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9.田中军吉
1937年至1938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日本侵华派遣军之谷寿夫第6师团任上尉中队长，手持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连续劈杀中国南京战俘、平民300余人。战后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引渡回中国审判，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10.吉住良辅
第9师团师团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194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战犯，但逃脱了罪责。1963年因病死去。
11.荻洲立兵
第13师团师团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194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南京大屠杀战犯，但逃脱了罪责，于1949年死去。
12.本间雅晴
第27师团师团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负责指挥日本军第14军进攻美属菲律宾，1946年2月11日以“涉嫌巴丹死亡行军”战犯罪名遭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4月3日被枪决。
13.原田熊吉
日特务机关首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战后被指名为战犯，在新加坡樟宜被绞刑处决，卒年59岁。
14.天谷直次郎
第27师团第24旅团旅团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其战后经历不详，最终死于1966年11月30日。
15.藤田进
第27师团师团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抗战胜利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列为重要战犯。1959年2月7日死去。
16.山室宗武
第11师团师团长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军官。抗战胜利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列为重要战犯。
三，细数日本靖国神社里14名甲级战犯滔天罪行录
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侵略亚洲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头号战争罪犯。
1935年9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为加强对伪满洲国政权的支持，残酷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
1940年2月，东条就任临时军事参议官，7月就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他担任陆军大臣后，即派遣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并提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8日，美国、英国等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东条英机下令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全面实施日本蓄谋已久的“南进”计划。不到半年时间，日本侵占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近38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沦陷地区人口达1.5亿之众。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掠夺资源，残害当地居民，虐待盟军战俘。
1945年9月12日，作为日本头号战犯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捕入狱。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九·一八”的罪魁祸首
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是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
从1917年至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1922年起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从此更加频繁地出入中国，从事侵华阴谋活动。他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号称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从1929年7月起，板垣筹划进行了三次所谓“参谋旅行”，对中国东北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经过这些“参谋旅行”，板垣对当地地形以及中国军队部署等军情进行了刺探，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计划。
1931年，板垣征四郎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
1932年，板垣征四郎炮制伪满洲国。同年8月，板垣晋升为陆军少将，并被任命为伪满洲国执政顾问。
1937年3月1日，板垣返回日本，任日军陆军第5师团长。该师团也以“板垣师团”的名称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板垣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侵华间谍头目
土肥原贤二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是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阴谋家。他是出生在日本军人家庭的“中国通”，被称为“东方劳伦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积极搜集情报，配合日军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行动。为了使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土肥原提出应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在东北四省和内蒙古，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日本傀儡政权。任内还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建特务机关扶植汪伪政权。1943年土肥原调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虐待战俘，造成大量战俘死亡。
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对中、美、英等国实行侵略战争和战争阴谋”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长期在日本军队机关供职，前后驻华13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在其任职期间，曾参与策划并积极支持侵略中国的行动。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称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对战俘问题只字未提。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失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受到作为日军华中方面军最高长官松井石根的纵容与默许，各师团基本采取了“不留俘虏的方针”，将所有俘虏全部“处理掉”，从而使日军在南京这座千年古都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在此后约6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掠，犯下了极端残暴的反人道罪行。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军以枪击、刺杀、活埋、水溺等各种残忍手段集体屠杀或零星杀害的达30万人以上，被日军奸淫的妇女超过两万人。日军还对南京城进行了大抢劫、大纵火，历史名城被毁1/3，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被处绞刑的“缅甸屠夫”
木村兵太郎
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被冠以“缅甸屠夫”的恶名。1939年以前，木村兵太郎是日本的炮兵专家，以提高日本的火炮杀伤力为己任。
1939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32师团长，晋升为中将。1939年4月14日，木村兵太郎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率队“出征”前他对部队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八路军及根据地，还要施行“三光”政策。当受到八路军重创时，气急败坏的木村兵太郎便命令日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并将2000多名老百姓关押在“新华院集中营”做苦工。此后每年达10万余人的中国劳工从这里被掳掠到东北、日本的矿区做苦工，山东、吉林、辽宁、山西等地从此出现了罪恶的“万人坑”，也给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留下了血的证据。
1940年10月，木村被调任关东军参谋长，专事讨伐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1944年8月30日，被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在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他所率的日军损失大半。他将失败迁怒于当地民众，一手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血案，并因此得到“缅甸屠夫”的恶名。日本战败后，他在仰光举行的盟军受降仪式上放下了屠刀，立即被作为甲级战犯押送回日本。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是甲级战犯中最后一个被绞死的“屠夫”。
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
武藤章
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侵华战争中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东京审判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之一。
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期间，日本策划了民族分裂分子、内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的阴谋。武藤奉命潜入内蒙化德，企图说服伪蒙军进攻并占领绥远，进而窥伺中国甘肃、宁夏，以扩大伪蒙军政府领地，继而成立受日本控制的“蒙古大元帝国”。
1937年8月，在武藤章的积极策划下，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在中国华东地区燃起战火。
同年12月，武藤章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武藤章是指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他借口“城外的宿营地不足”，“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从而给南京市民带来了灭顶之灾。12月17日，在举行攻占南京入城仪式时，他与松井石根以及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等一同耀武扬威，检阅道路两旁的日军部队。
1941年，武藤章升为中将，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日本驻苏门答腊第2守备师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犯下了累累罪行。
战后，1948年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广田三原则”的始作俑者
广田宏毅
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
1933年9月，广田弘毅进入内阁，担任外相，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1935年8月，广田提出了对华关系三原则，其实质是：(1)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2)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3)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旨在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广田的对外侵略政策得到了军部法西斯的支持和信任，“二·二六”兵变以后，在军部法西斯的支持下，广田弘毅出任内阁首相，从此，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正式确立。
1936年8月，广田召集“五相会议”，确立了新一届内阁的“国策基准”，提出了“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方针。方针着眼点在于，在继续推行对华侵略扩张的同时，更要兼顾向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渗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广田弘毅被判处绞刑，是7名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被处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日本法西斯教父、短命首相
平沼骐一郎
平沼骐一郎是日本近代法律界的核心人物。他在日本政界有“敬神家”之称，主张天皇亲政。
1924年，平沼骐一郎着手创立奉行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右翼团体——“国本社”。 “国本社”是日本法西斯的大本营，拥有20万名会员。在平沼的影响下，日本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法西斯团体，这些团体成员后来大多成为军国主义分子，其中的陆海军人物均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骨干成员。
1939年，平沼骐一郎就任日本第35届首相，上台伊始便颁布了《扩充生产力计划要纲》，扩大军工生产规模，借以维持侵华战争。随后，他又修改了兵役法，废除短期兵役制，延长国民服兵役的时间。同年3月，平沼内阁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实施更残暴的警察宪兵统治制度，建立法西斯战争体制。
平沼骐一郎组阁后还紧锣密鼓策划成立汪伪汉奸傀儡政权。1939年2月，平沼内阁通过了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方案。
1940年7月至1941年，平沼出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他又积极推动内阁走上扩大战争、对美开战的道路。
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平沼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战役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其终身监禁。1952年8月，平沼因病保释出狱，随即病逝。
谋划“九·一八”事变的罪犯
小矶国昭
小矶国昭1912年出任关东都督府参谋，开始其逞凶中国东北之路。他在参谋职位上提出加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一系列建议。1916年3月至9月，小矶积极参与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主张拥立宗社党爱新觉罗·善耆一派，后因一系列中国政局变动作罢。不过，小矶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夺取中国东北的野心从未停止。“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即是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合谋的结果。
1932年8月，小矶国昭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血腥镇压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实施殖民统治政策。小矶还调兵遣将，发动热河战役，并在侵占热河后发动长城战役，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确立了以长城为界的“满洲国”边界。小矶国昭于1932年10月组织500名在乡军人移民中国东北，首开武装移民的先例，并将法西斯组织“正义团”引入东北，作为辅助关东军实施殖民统治的工具和帮凶。
在统治朝鲜半岛4年半的时间里，小矶国昭大力推行“内鲜一体”的奴化教育，保甲连坐式的“爱国班”活动，强征兵员和劳动力，掠夺支持侵略战争的各种资源，给朝鲜半岛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战后，小矶国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病死于狱中。
鼓吹战争、散布流毒的恶魔
白鸟敏夫
白鸟敏夫主张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积极推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鸟敏夫站在军部和关东军的立场上，积极鼓动日本拒绝接受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叫嚣“日本应该立即退出国际联盟”，“调解只不过是一种外交手段”，最终使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支持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
1935年11月4日，白鸟致信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建议日本应该抓住当前的时机，立即发动北上进攻苏联的战争。
1937年12月，白鸟作为日本外务省特派员，到中国华北和华中战场进行调查，其间与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密谈，返回日本后便竭力鼓吹板垣“要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侵华战争”的观点，宣扬日军在中国的战果，企图更大程度地动员日本国民及政府投入到战争中。
1940年7月近卫文麿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德、意、日三国缔盟正式提上日程。松冈立即邀请白鸟敏夫担任外务省顾问，白鸟大肆鼓噪，疯狂推动三国缔盟。
1948年11月，白鸟敏夫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认为，白鸟是扩大侵略战争的“最有力宣传者，其流毒最深”，“在量刑时不是考虑他的职务，而是他的活动超越了自己的职务，所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1949年，白鸟敏夫因患喉癌，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推行“三光政策”的“暴君”
梅津美治郎
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上将，日本侵华战争重要罪魁之一，东京审判的28个法西斯战犯之一，最高军衔为大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军事压力陡增，梅津与小矶国昭和永田铁山协商，制定出军备改革方案，以满足应急军备的需要。
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派任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积极采取措施，巩固伪满，分裂华北，排挤东北军和国民政府驻华北的军队。
1935年5月，梅津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逼迫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这一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几乎全部主权，同时也等于为日军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敞开了大门。此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
1938年5月，梅津美治郎接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率部侵占山西，进行“治安肃整作战”，展开残酷“扫荡”，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0年，梅津晋升为陆军大将。其间，梅津签署创立第731部队4个支队的秘密命令。1941年、1942年，梅津下令进行“关特演”(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训练关东军部队。直到1944年，关东军向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等输送了大批精锐部队。
1948年11月12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攫“满铁”偷袭珍珠港的罪人
东乡茂德
东乡茂德历任驻德国大使及驻苏联大使，曾劝说苏联放弃援华。他极力维护日本所谓的“国益”，主张以战争手段，实现日本的“大国”地位。
1912年，他进入日本外务省。在担任欧美局长期间，东乡同苏联代表就日本赎买北满洲铁路问题进行谈判，以低价攫取了北满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从此，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机构“满铁”完全垄断了中国东北全境的铁路运输。
1939年5月至9月，东乡茂德负责处理“诺门坎事件”，与苏联达成停战协定。这是他外交活动的得意之作。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还以此狡辩，自诩“敢于同军国主义斗争的和平主义者”，冀望减轻对自己的惩罚。
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东乡茂德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角色也从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政策的制定参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还与其他阁僚合作指导太平洋战争及对华战争。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乡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以及对中、美、英、荷的侵略战争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0年，东乡在服刑期间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三国同盟”怂恿者
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外交官，人送外号“五万言先生”。他尊崇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以此指导自己的外交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松岗洋右多次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曾发表臭名昭著的《驳中国的满洲论》演说，强调“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以别国领土作为自己的“生命线”和国防要地等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他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
1933年3月8日，日本内阁决意退出国际联盟，松冈洋右也在离开日内瓦后前往意大利，拜会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以寻找日本未来潜在的盟友。
1940年7月，松冈洋右受邀出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随即实施其利用欧洲战局之利在东亚扩大侵略的野心与行动。同年9月，日军铁蹄踏上中南半岛北部。松冈洋右认为，此际“首先应当强化与德国、意大利的关系”，力主签订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为结成三国轴心同盟铺平了道路。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签字，松冈在东京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未来得及受审，便于1946年6月27日病死。
发动“一·二八”的“狂人”
永野修身
永野修身是日本元帅、海军大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海军第一号首脑，是一个积极主张扩充日本海军实力和实行对外侵略的战争狂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永野修身下令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4万多人，财产损失16亿元，仅闸北就有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此后，日本军舰溯江而上，炮击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迫使国民政府暂时迁都洛阳。
1936年1月15日，永野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退出伦敦裁军会议的声明，率日本代表团回国。由于日本的退出，英、美、日的海军军备竞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正式拉开了造舰竞争的战幕。永野修身还会同外交、大藏、陆军大臣一起制定了广田内阁的“国策基准”，其主要包括4项内容：一是在东亚体现皇道精神；二是安定和巩固日满国防；三是铲除苏联威胁，防备英美；四是发展南方民族的经济，即确保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的战略。
1941年初，他出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指示山本五十六制定“海军南进计划”和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方案，并竭尽全力协助东条英机指挥海军进犯东南亚国家，同年12月他签署了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作战命令。
1946年5月3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还未等法庭对其罪行进一步深究，便于1947年1月5日病死在美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