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说起大宋三百多年，有名的皇帝，感觉除了太祖太宗兄弟俩，外加一个南宋杀岳飞的高宗，我身边的人都知道点，宋朝其他皇帝，他们还真不算太清楚。

但你如果要找个问题问大家，要是真能穿越，你们想去哪个朝代，马上有人答，肯定是宋朝啦，哪个皇帝下的宋朝？百分之90以上会回答，当然是宋仁宗啦！好么，连五笔输入的词组中都没有的宋仁宗赵祯，这个时候，终于被大家伙想起来了。

那么两千多年以来，历史上，大大小小四百多位皇帝，但被称为仁宗的一共才几位,若刨除掉区域性的如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只剩下四位，分别是宋仁宗赵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和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清仁宗您还是不晓得是谁？斗倒和珅的嘉庆是也。

但这四位，只有一位被史学界称为是“千古第一仁君”，在赵祯以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庙号的。

那你肯定要问，皇帝乃天子，天下都是他的，想要个流芳百世的庙号，怎么就不能随心所欲？

答案是，真不能！

庙号就是祭祀时使用的称号，其盖棺定论用的。换言之，皇帝活着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不知道自己庙号的。只有挂了，根据他生前的文治武功或躺平摆烂，大臣们经过慎重评价，才能挑选出恰如其分的一个字，当他的庙号，牌位上写好，永享后世祭祀的香火。

封建社会，很多皇帝的庙号都是什么文啦、武啦、景啦、孝啦等等，您要有兴趣去观察，敢称“仁”的，凤毛麟角。

作为封建统治的礼教儒家曾推崇这么一个故事：子张一次向孔子问何为仁。孔子曰：“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说：“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

“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可见，能被评价为“仁”，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落实到皇帝身上，要行仁政、要善于纳谏，要仁慈宽厚，要对己严格，要为百官拥护，要为百姓所爱戴，民生做得好，经济搞的棒，文化大繁荣，国防大发展，总之除非谁铁了心甘冒被人唾弃遗臭万年的恶名，溜须拍马硬给主子上庙号仁，如清朝，绝大多数情况，“仁”被认为是庙号的最高荣誉，皇帝都求之而不得。

从一些史书上看，似乎宋仁宗也确实不错。

如清代所做《续资治通鉴》曾载，宋仁宗一回召大臣们来寝宫福宁殿议事，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忽然启奏说，官家您龙榻上的褥垫罩着的帐子都“质素暗弊，久而不易”。

就是说皇上，您用的这些帷帐被褥坐垫什么的，看起来很旧了款式老了不上档次了，为何不换更好的材质呢？宋仁宗听罢，语重心长地说:：“朕居宫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

“朕的特供,那都是民脂民膏,岂能随便浪费呢?还是不换吧。”哇，封建帝王，觉悟竟然这么高。必须点赞呐！

北宋所做的《东轩笔录》也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说一天早晨，宋仁宗起床后，对身边人讲：“哎呀，昨天晚上觉得肚子很饿，饿的辗转反侧，没有睡好觉，当时就特别想吃烧羊肉。”身边人一听，问，“那官家何不下令让人去烧些羊肉来吃呢？”

仁宗摇摇头道：“寡人近来听说皇宫内，只要索要一次东西，宫外的人便会天天准备，以备寡人不时之需。故很是担心若这次下令索要了羊，他们以后就会天天杀羊，那么时间一长，朝廷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啊！寡人怎么能不克制一下一时的饥饿，而开启这无止境的杀戮呢？”啧啧啧，多好的皇帝哈。

南宋所做《北窗炙录》还曾收录了这么一段经典对话，一天深夜，皇宫大内传来毗邻闹市酒楼酒肆歌声乐声热闹的喧哗声，宫内不少人，平日不能离开禁区，非常羡慕，抱怨宫中清冷。

宋仁宗知道后，意味深长的说“汝知否？因寡人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寡人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因为宫中不竞奢华这才冷冷清清，民间也才能富足安乐。如果宫里日夜欢歌，天天把酒言欢，酒池肉林，那百姓们可就该吃苦喽！”

下面，北宋《邵氏闻见录》当中这个故事，若是真的，我将彻底成为仁宗粉。

说仁宗皇帝的后宫美女如云，其中一为宫女，借着梳头的绝技，很得仁宗宠爱。那时候古人长发，头戴幞头包的严实，捂得容易真菌感染，仁宗常喊“头痒甚矣’。”这位宫女拿刷子朝着仁宗脑袋的穴位这么用力一梳，玉手在发髻间这么抚一按，宋仁宗头不仅不痒了，还会觉得无比舒畅，卸去一天的疲惫。久而久之，梳头宫女很受重用。

一回，全国连续多日暴雨成灾，台谏官们认为是老天恼了，要“阴盛之罚”，原因就是你皇帝一人，身边那么多女子围着转，莺莺燕燕，要裁减。仁宗闷闷不乐。正好，梳头宫女见仁宗不高兴，便问了原因——哦，原来是这样，听罢陈述，梳头的宫女很为仁宗皇帝鸣不平：“所言必行乎？”仁宗回答：“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仗着被宠爱，宫女赌气说“若果行，请以奴为首。”

赌气的说，要裁，那就从我开始裁吧！没想到，仁宗立马朱笔圈阅花名册，裁减了几十个后宫女子，其中就包括这位梳头宫女，将其放出了宫。皇后不解，问宋仁宗咋回事，仁宗说劝寡人拒谏的人，不适宜在身边啊。

还有什么包拯曾口水喷到了他脸上，仁宗唾面自干；宋仁宗想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大臣王拱辰反对，皇帝不听要走，王拱辰死拽着他的袖子不放，宋仁宗无奈，只得撤回任命等等，随着这些故事流传很广，大家很受感动，以至于大家都力赞赵桢，真乃盛德之君，“恭俭仁恕”，千古难遇的好皇帝，仁，当之无愧。

但，各种史料，都讲仁宗好像脾气很好，对身边人宽容，这里面好像有个问题，围绕他发生的故事大多数都是些后宫小事，如何粗茶淡饭如何勤俭持家如何远离宫中小人等等，鲜有治国安邦的大计。

对此，宋史研究咖们， 从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说，北宋前期的政治体制中，也的确也没有太大的舞台来让仁宗表现自己的英明强干施展拳脚。

因为仁宗，已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处于王朝发展难度系数相对低的位置。前几位开疆拓土，扫除障碍，到他这，大环境与制度都趋于稳定，各项建设已见成果，社会各界也都积累了人才，这也是历朝历代比较容易出现“治世”“盛世”的一个阶段。

这才有了古代四大发明，唐宋八大家仁宗囊括六个，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三苏、“人才大爆炸”。宋词自不必说，巅峰极致，若大宋朝没了仁宗这一页，将黯淡无光。

尤为重要的是，仁宗虽是皇帝，一登基面临的确是已经成型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帝国的最高决策权与行政权由皇帝和宰执集团共享，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做出决断，君臣共治。

仁宗个性，也是一个习惯回避压力的皇帝，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太后刘娥去世，才让23岁的仁宗终于亲政，他唯唯诺诺的性格忠厚的好脾气也就此养成。隔别的朝代，这种性格要命，但对宋仁宗这种性格平和、实力不突出的守成之君却十分适宜。

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天时地利人和，使得仁宗朝，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大发展，政治清明，为历史上不多见的适合穿越的朝代云云，让今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思迩想。

不过，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不是为了附和千篇一律类似的文章或节目的，而是来专门泼凉水的：一个是仁宗真的有那么好吗？忠厚老实仁德一君王？他所统治的时代真的那么好吗？乃文人的最佳选择，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仁宗盛治？

我的答案，不见得！

这样，以小见大，我先讲个大家伙较少听闻的故事，说，仁宗庆历四年正值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的当口。当时北方大旱，饥民无数，淮南一带出现了一伙以张海为首的强盗团伙，人多势众，据说有几十万，四处抢掠，攻城克地。

大批人马快要到高邮了，时任知军，就是统理府州军事的长官，唤做晁仲约，出乎意料的告诉全城百姓，咱们家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肉拿肉有酒捐酒，尤其是富户们，得多捐金钱还得给牛给羊，给上好的酒菜，干嘛呢？

让晁仲约车子推着，到城外，欢迎欢迎并慰劳张海这群贼兵。

估计张海霍霍了这么多地方，还没料到，高邮城里的官儿，竟然如此反常，竟然会慰劳他们，非常高兴，金子银子收下，大鱼大肉美酒佳肴享用完，竟真的绕过了高邮，扬长而去。

不过，很快这事让宋仁宗赵祯知道了，震怒之下，决定要严厉处分晁仲约。

有个大臣，唤做富弼，身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他便代表着一大帮朝臣，坚决要砍了晁仲约。

理由很简单，史上头一遭，我堂堂大宋政府官员，拿着国家俸禄，为的就是保境安民，你不赶紧组织军民拼死抵抗，与城池共存亡，好家伙，这小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想出这样的奇葩歪招，让凑钱好酒好肉的招呼盗贼，点头哈腰，低声下去跟贼兵求情，这不是猫给老鼠拜年吗？丢尽我大宋脸面。

如此不战而怯的官员，按法当斩；不斩这种官员，以后，还有哪个郡县的官员愿拼死防守呢？都集资给贼兵银子买平安好了！再者说，你晁仲约这么干，无异于拿全高邮老百姓的性命去博，万一张贼头吃了喝了拿了，依然要攻城，你这投降主义，城守不住，老百姓被再劫掠一波，钱没了面没了，百姓的命没了，你该当何罪？

宋仁宗非常赞同，就准备下旨，革职收入死牢。

讲到这，您估计也没觉得富弼的观点有问题，也觉得砍晁仲约的头那是他咎由自取吧？

谁曾想到，就在皇帝下旨的当口，有位重臣却朝堂之上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结果，晁仲约没死，仅仅做了个平调。

而反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难道是范仲淹不识大体老糊涂了吗？

非也。他职务是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的范仲淹说：

看问题还是要全面。

没错，若是郡县的兵员兵械都充裕，不积极防守拼死力抗，反而在盗贼来后贿赂他们，这样的官员必须处斩。

但高邮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武器不多，士卒很少，很难抵御这帮悍匪。是，晁仲约按道理是要全力守城抗敌，但，大比例是要城破，到时候贼军报复，老百姓还是要遭殃。

故而，他才出此下策，属情可恕也。对于高邮的老百姓说，捐出了一些财物，却免遭杀戮，保住了性命和家人，这难道不是幸运的吗？说什么高邮百姓，恨他恨的生不能活吃其肉，恐怕是传言传的太过了，感谢还来不及呢，倘若真杀了晁仲约，会伤了民心。”

宋仁宗这个人非常信任范仲淹，听罢范仲淹说，他觉得有理，事实恐怕另有原因，于是便听从了他的意见，免了晁仲约的死罪，外调而已。

富弼很生气，下朝后，他对老师兼前辈，虽然比他小十几岁的范仲淹说：眼下，国法施行不下去阻力很大，正要下大力气纠正，可我刚说要按国法惩处晁仲约，您却给阻挡，这让我怎么服众？

范仲淹也不恼，悄悄对他讲，对方情有可原只是其一。

咱们宋朝一向不轻易诛杀大臣，不可让皇帝开了先河坏了德行。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开了坏头，祖宗定的刑不上大夫抛脑后，以后皇帝会不会动不动便诛杀臣子，搞不好，你我就是下一个，君心难测！

但富弼想不明白，拂袖而去，以后也没把范仲淹的话当回事儿。

皇帝的心，海底针，过了几年，出了件事，让富弼倒吸一口凉气。

宋仁宗不知怎么地，口味变了，对范仲淹和富弼都不太信任了，被外放到外地为官。

忽然，皇帝又召见富弼自河北回京，可是刚到城门时，皇帝又下旨，不放他进城来，害得他只能夜宿于城外驿站。

皇上到底啥意思？突然不让进？该不会是皇上又听信谗言，想第二天惩处我吧？还是，自己上的奏章，哪条皇帝很不满意，让他回转继续外放受苦？思前想后，他是担忧的睡不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绕着床不断地叹气说：

范仲淹，真乃圣人！我不如他！

这个故事难道只是为了夸赞范仲淹，非也！这则真事可不是出自什么极尽美化仁宗多么忠厚的宋人笔记，可能更加接近真实的仁宗。

这便是皇帝就是皇帝，掌握着帝国内任何人的生杀大权，他对你信任，你就鸡犬升天，一个不信任了，立马翻脸，你就可能朝还为官夕便为囚，被流放千里或人头落地，士大夫再这么牛也是臣，宋仁宗轻露獠牙，就已经让这富弼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别的大臣自不必说。

所以，联系到前文的“牵衣谏”，唾面自干，感觉仁宗朝君弱臣强被迫为仁？乃是一种假象，他就是一个祖宗良荫庇佑，又会做表演，懂得权术的君王，跟其他封建统治者并无二致。

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曾对赵祯如此评价，说宋仁宗“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提倡宫内穿旧衣自己用的褥垫罩着的帐子都“质素暗弊”，但他可对身边他喜欢的人，动不动赏赏赏，一掷千金，“左右贪求恩惠，赐予之例，因兹寖广，府库之积日益减耗”。

前头还说，宫中冷冷清清百姓之福，大家不知道的是，赵祯每次宴饮“赏赍之费动以万计”。他还劝诫后宫要节俭，结果他一朝，后宫家里也不少，且给的月俸奇高，“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

大手大脚毫无节制的浪费，这些都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他父亲宋真宗在位25年，才是对国家治理有方，大力发展经济，将北宋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国家岁入盈余两千多万贯。

接位的宋仁宗庆历年间短短八年，不光自己乱花胡花大家特花，扩充禁军、广设官职，强干弱枝，大大增加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被有良知的臣子谏言道：“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用度不足明矣”。

前三代的积蓄被仁宗基本造的差不多了，造成“府库匮竭，民鲜盖藏”。仁宗却不找自身原因，盘剥百姓日甚。导致民贫乏食，曾一年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民间起义不断。这才有了庆历年间著名的董仲约事件。

仁宗朝看似变法图强，为了缓解矛盾，一直“任谏而不听谏，听谏而不用谏”的宋仁宗，光做边面功夫的仁宗，终于似乎想清楚了，搞了什么“庆历新政”，但即使是富弼所钦佩的圣人范仲淹，他终究是错误估计了皇权的威力，难逃皇帝的一朝翻脸。

原本很支持改革的赵祯，看到了反对力量很大，范仲淹富弼等不过是丢出的棋子，便不再支持改革，反而反攻倒算，打击改革派。

失去了皇帝一人的支持， 仅仅实行1年零4个月的改革戛然而止，似乎忠厚老实的宋仁宗直接无情的下诏，改革内容全部废除，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至河南邓州；富弼和欧阳修等也被弃之如敝履，全部逐出朝廷。

这才使得范仲淹极度失望之下，无可奈何，以诗明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被贬滁州的欧阳修，满怀忧愤，以酒作乐，写出了另一部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所以如果说，宋朝曾有什么君臣和谐的“君为臣纲”，讲究君臣共治，也最终丧于仁宗之手。“君臣之间，能全始终者，盖难也。”

但两位前辈更加失望的还在后头，十多年之后，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又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而为何变法，王安石说的很清楚，就是针对仁宗当政42年所积累的必须不得面对解决的诸多问题：积习难改的“三冗”，社会混乱官员权力腐败民生疾苦重税重赋人民饥寒交迫已刻不容缓。

只是可惜，十几年前彻底改，和十几年后彻底改，时机不同难度不同结果也不同，紧抓皇权不放的宋仁宗所治下的盛世，如同空中楼阁，必然导致大宋滑入不可预测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