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一死，我死您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我笔嘱矣……”

1934年11月24日，面对枪决命令，吉鸿昌无比镇定地向敌人要来纸笔，提笔给妻子胡洪霞留下了最后一封绝笔信。

吉鸿昌被杀害后，胡洪霞花了8万大洋，赎回了丈夫的遗体，这之后，她每天疯疯癫癫，带着一儿一女睡大街，捡垃圾吃，直到失踪，无人知道他们的下落，身处乱世，人们只猜测孤儿寡母已经不知冻死或饿死在大街上哪个角落。

不过就在1949年，吉鸿昌牺牲15年后，胡洪霞却突然“活”了过来，她作为烈士遗孀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所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胡洪霞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河南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打小就在父亲经营的一家小茶馆打下手。因为爱打架，吉父总拿扁担揍吉鸿昌，因此吉鸿昌还得了个“扁担楞”的绰号。

1913年，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当了大头兵，投到了冯玉祥旗下。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吉鸿昌很快被冯玉祥看中，一路栽培高升至军长，同期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这一年，吉鸿昌34岁，完成从一个大头兵到封疆大吏的飞跃，他只用了短短16年。

而极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就是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他，不曾被权力蒙蔽双眼，沦为只争地盘不惜祸国殃民的一代军阀。

他的眼中，有百姓，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期间，他立志要为民谋福利。

一个跟随他南征北战多年的细瓷茶碗上，赫然印着的字样是：“做官即不许发财”，那时他一辈子以茶馆为生的父亲在临终前交代他的话，他命人将这几个字烧制在了茶碗之上。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败，吉鸿昌没了根基，为保存实力，只能率部接受蒋介石的改编。

同年，蒋介石给吉鸿昌送去了河南省委主席的委任状，并要求吉鸿昌出兵围剿红军。

吉鸿昌接到委任状，直接撕了，很快，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满腔愤怒的吉鸿昌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要北上抗日，但是遭到拒绝。

一周后，吉鸿昌就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被迫去美国进行所谓的“实业考察”，实际是流放国外。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悄悄回国，并秘密联系了组织，同年秋即正式入党。

此次，吉鸿昌已经由一个旧军人出身的爱国将领，转变为了真正的革命斗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5月，吉鸿昌即与冯玉祥等组建抗日同盟军，参与抗战。

这期间，吉鸿昌同妻子毫不犹豫，将名下南京、河南几处房产变卖，筹资购买武器。

有了这批武器支持，抗日同盟军得以顺利出征，出征前，吉鸿昌作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发表动员讲话，他言：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军中战士们的爱国热血被吉鸿昌的简短一段话瞬间点燃，抗日同盟军最终一路北上，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并与日伪军激战整整7个日夜，击杀日伪千余人，一举收复塞北重镇多伦，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军手中收复的第一片国土的重大胜利，举国为之振奋，抗日同盟军声威大震。

不过到9月时，抗日同盟军进入北平山区，即陷入国民党军重围。

战至10月，弹尽粮绝，吉鸿昌为保抗日实力，同国民党军代表谈判。

结果蒋介石打得一手好算盘，要将吉鸿昌押送北平审问，吉鸿昌及时察觉，一番话下来，押送人员被感化，冒险放走了吉鸿昌。

险象环生，吉鸿昌逃回了天津，开始转入地下工作。

他在天津的住宅成为了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将之称为“红楼”。

而另一边，危机四伏，南京当局针对吉鸿昌已经下达密令，派出军统特务刺杀吉鸿昌。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遭特务暗杀受伤被捕，并被秘密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

狱中，吉鸿昌饱受敌人酷刑。

15天后，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当即密电北平军分会，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

面对此命令，吉鸿昌无比镇定，戎马半生，终于找到了革命信仰的他选择了坦然赴死。

去刑场前，他叫人拿来纸笔，给妻子留下了遗书：“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时候到了，吉鸿昌披上斗篷，仿若遛弯一般，从容走向了刑场。

走到半路，他突然停下，随手捡起树枝，在脚下的土地上，写下了那首至今读来仍觉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罢，他冲着特务们大喊一声：“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特务们几经本能地听从吉鸿昌的安排，不一会儿就搬来了一把椅子。

吉鸿昌面对着特务的枪口坐下，对上吉鸿昌犀利而深邃的双眼，感受到吉鸿昌一身的凛然正气，不禁汗毛直立，吓得直发抖，纷纷想要转到吉鸿昌的身后开枪。

结果吉鸿昌却说：“不用费这个功夫，你就在我眼前开枪，我要看看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在我身上的！”

持枪的特务闻言愣住，只好和吉鸿昌脸对脸，颤抖地举起了枪。

枪声响了，吉鸿昌英勇就义，倒在了那把椅子上，时年39岁，结束了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

吉鸿昌被杀害后，他在狱中给妻子写下的那封绝笔信，辗转送到了胡洪霞的手上。

胡洪霞惊闻噩耗，悲痛欲绝，她二次更名（第一次更名是在两人刚结婚时，她原名胡月英，特意改名，第二个字用了和丈夫名字相似的读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吉胡洪霞，以此明志。

紧接着，她变卖房产，花费整整8万大洋，将丈夫的遗体赎了回来。

而吉鸿昌虽然已死，但是特务显然不会轻易放过吉鸿昌的家人，他们首先瞄准了胡洪霞，几次三番去到胡洪霞新搬的家中骚扰，打砸翻抢，无所不用其极。

除此之外还不算完，特务还24小时轮班值守在胡洪霞家附近，监视胡洪霞和家中两个孩子的一举一动。

胡洪霞心里明白，丈夫已经遇难，就像丈夫在遗书中交代的，绝不能再让两个孩子遭遇不测。

还未来得及顾及心底巨大的丧夫之痛的胡洪霞，就陷入了如何保护两个孩子的沉思之中，她对着家中被打砸的破破烂烂的一地，苦思一晚。

第二天清晨，街坊邻居，还有守候在胡洪霞家附近的特务们，只见胡洪霞带着一儿一女，疯疯癫颠地出现在了大街上，人仿若一下失去了主心骨，一点精气神也没了。

之后几天，孩子也不见了，胡洪霞愈加疯癫抓狂，蓬头垢面，家也不回了，每天睡大街，捡垃圾吃，逮着一个人就问：“你见没见过我的丈夫，见没见过我的孩子。”

街坊邻居们见状，纷纷感叹：这女人真是可怜，丈夫死了，孩子也丢了，这样的世道，她可怎么活呀！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特务们蹲守了一段时间，也开始相信了街坊邻居们盛传的，并向上级禀报，胡洪霞这女人，经不住打击，已经疯了，再派人手蹲守也是无用功。

后来，特务们撤走了，胡洪霞也不见了。

人们只当她是冻死饿死在天津哪条街道了，再谈起只道一声口怜，渐渐地也就将胡洪霞遗忘了。

但就在15年后，1949年的北平，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人们惊奇地发现，曾经流传“死”于小巷的那个胡洪霞竟然又“活”过来了。

原来当年，胡洪霞苦思一晚，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装疯。

至于两个孩子丢了，则是胡洪霞趁着蹲守特务交接班之时，悄悄和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组织的安排下，将两个孩子成功转移。

等到敌人完全失去耐心后，胡洪霞就成功转移，去找自己的两个孩子了。

之后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一处小山村安定下来，母子三人隐姓埋名，胡洪霞负责教山区的孩子们读书。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组织上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胡洪霞和她的两个孩子，并告诉他们，在1945年的七大上，组织上已经决定授予吉鸿昌同志革命烈士的称号。

胡洪霞闻言，热泪盈眶。

1949年的开国大典，胡洪霞作为吉鸿昌烈士遗孀，受到邀请，从天津亲身赴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这一次，她要用自己的眼睛，亲眼替自己的丈夫看看，他生前未能见到的胜利与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给予了胡洪霞和两个孩子烈士家属的优待，她们一家过着供给制的日子。

吉瑞芝

胡洪霞和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得以顺利进到了中学读书，并成为了学校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

1954年，吉瑞芝考入天津师范大学，第二年，吉瑞芝继承父亲遗志，入了党，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常委。

为了革命的胜利，吉鸿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妻子胡洪霞不惜装疯卖傻，换来了自身和孩子的安全，他们的牺牲值得被看见。

所幸，组织上对他们一家进行了妥善安置，并给予了吉鸿昌将军应有的荣誉。

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对吉鸿昌作出评价说：“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入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吉鸿昌将军牺牲50周年，河南郑州在烈士陵园为吉鸿昌将军修筑了纪念碑。

2009年，吉鸿昌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2014年，吉鸿昌将军被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河南郑州西郊烈士陵园，吉鸿昌将军的墓冢，庄严肃穆，依然埋葬着那段可歌可泣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