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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则天成功当上皇后之后，朝廷之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批老臣尚在，武则天如鲠在喉。

李治对这些人将信将疑。特别是长孙无忌等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永徽初期那种亲密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现在，李治背后有了武则天，这个女人多谋善断，李治对她言听计从，佐命大臣在李治心中的地位便逐渐下降。

武则天对长孙无忌等人的态度，是多层次的仇恨。

这帮人不仅在皇后废立问题上竭力作梗，而且把持朝政，妨碍武则天插手。武则天懂得，即使仅仅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后位置，她也必须除掉这些人。

早在王皇后失势之初，中书令柳奭已经屡遭贬逐。后来，长安令裴行俭听说将立武则天为皇后，认为“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商议对策。

袁公瑜知道消息以后，暗中通报给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不久，裴行俭便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永徽六年(655年)，褚遂良在力谏李治不可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几天之后，被贬为潭州都督。

显庆元年(656年)，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讼冤，李治闻奏，对韩瑗说：

“褚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

韩瑗回答说：

“褚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李治不听，韩瑗惧祸，请求辞官归田，李治不许。

武则天初得皇后之位时，曾上表要求褒赏韩瑗与来济。

表文中盛称二人“面折庭争”，“深情为国”。这是一种姿态，韩瑗与来济明白，褒赏云云，只不过表明武则天没有忘记他们曾经竭力反对她夺取后位罢了。

倘若武则天不理睬他们，说不定会使二人稍稍安心。但是，武则天一反常态，以德报怨，反而令人惴惴不安。

从那以后，韩瑗与来济多次请求辞去相位。

现在，二人的忧虑终于成为事实。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诉冤以后不久，褚遂良改任桂州都督。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则天之意，诬奏韩瑗、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乃用武之地，遂授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欲用为外援。

李治不加省察，即贬韩瑗为振州刺史，贬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许回京朝觐。褚遂良又受到牵连，被贬为爱州刺史，柳奭则第三次遭贬，出为象州刺史。

褚遂良到了爱州以后，上表自陈，表文几乎是血泪俱下，请求唐高宗将自己放还，但武则天从中作梗，李治怒气未消，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褚遂良、韩瑗、来济被贬，长孙无忌在朝廷中势孤力单。

武则天见时机成熟，便向长孙无忌开刀。这一举动，对武则天对李治都相当关键。

武则天得手，在朝廷中便再无强劲的对手。李治保住长孙无忌，亦可牵制武则天，暂时稳住局面。

但是，李治并没有认识到武则天的用意，更没有认识到长孙无忌对他、对大唐王朝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胜负在双方没有交手以前，就已经决定了。

许敬宗秉承武则天的旨意，一直在暗中窥伺，抓长孙无忌的把柄，但长孙无忌行事谨慎，武则天并没有找到机会。

不过，许敬宗立功心切，武则天志在必得，长孙无忌再有心计，也防不胜防。

显庆四年(659年)，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朋比为奸。

李治闻奏，命许敬宗与辛茂将审理此案。许敬宗推问甚急，韦季方势穷，拔剑自杀，没有死成。

许敬宗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即诬称韦季方企图与长孙无忌陷害忠臣近戚，使大权归己，伺机谋反，今见事发，自杀灭口。

李治闻奏，大惊失色，说：“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

许敬宗说：“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

李治听了许敬宗的巧言，心乱如麻，泣曰：

“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

许敬宗见状，进一步说，“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准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

许敬宗鼓其如簧之舌，一席话令李治不由不信，便命许敬宗再加详查。

次日，许敬宗又奏：

“昨夜季方已承与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

许敬宗一番鬼话，说得李治泣下沾襟，说：

“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

许敬宗心知李治已经被他说服，又添油加醋地说道：

“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

至此，李治完全听信了许敬宗的一面之辞，甚至没有召见长孙无忌询问一下缘由，便下诏削除长孙无忌的太尉之职与封邑，贬为扬州都督，流于黔州。

许敬宗继续落井下石，又奏：

“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鸠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

于是，李治又下诏追削褚遂良官爵，除柳奭、韩瑗名，免于志宁官。

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皆被除名，流放岭表；褚遂良之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在途中便被杀死。益州长史高履行也被贬为洪州都督。

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为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铨是长孙无忌的族弟，因受长孙无忌牵连，流放巂州。

许敬宗恐赵持满作难，诬告他与长孙无忌一同谋反，召至京师，下狱，严刑拷打，但赵持满不肯屈招，说：“身可杀也，辞不可更！”

狱吏无奈，乃代为画供，成其死罪。

被杀之后，陈尸于城西，亲戚恐惧，无敢视者。

其友王方翼叹曰：

“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

于是往收赵持满之尸而葬之。长孙铨来到流放之地，县令密承许敬宗之意，将其乱棍打死。

事情远未结束。

这一年的七月，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等人受命覆查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又遣其党袁公瑜等到黔州审问长孙无忌。袁公瑜至黔州，即刻逼迫长孙无忌自缢。

与此同时，柳奭被杀于象州。韩瑗已死，使者至贬所，开棺验尸而还。长孙无忌族人长孙祥因与其通书信，被处绞刑，长孙恩流放檀州。

长孙无忌、柳奭、韩瑗三家皆被抄没，近亲皆流放岭南为奴婢。八月，长孙氏、柳氏、于氏三家被贬者又有二十二人。

至此，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柳奭，这几位朝中关键人物被彻底拔除。

于志宁在大是大非之际哑口无言，结果也不能保住身家禄位，这当然与他参与册立李忠为太子有关。

更重要的是，于志宁在朝中占有重要位置，武则天不能轻易将他放过。

经过这一番大刀阔斧似的杀戮，朝廷形势已经基本明朗。武则天在控制朝廷的道路上已经没有大的障碍。

从长孙无忌被杀，而无任何还手之力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首先清除褚遂良，确为上上之策。

对李治来说，他也许还为最终摆脱了元舅的束缚，可以为所欲为而暗自得意。

但是，李治的悲剧才刚刚开始。可以为所欲为的并不是他，而是武则天，这一点，李治很久以后才认识到，但已为时太晚。

不过，朝廷中的清洗还在继续，受到牵连的人，对武则天不肯屈从的人尽管是少数，但也还有那么几位，这些人都将被一一消灭。

武则天利用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的支持，消灭了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重臣，成为大唐王朝中八面威风的人物。

但是，这时的武则天还只是一个后台人物。她可以向朝中亲信面授机宜，可以向李治施加压力，却不能直接参与朝政，向群臣发布诏令，指手画脚。

李治给了武则天这个机会。这时的李治对武则天深信不疑，推崇备至。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控制朝政，使李治很受限制。

现在，武则天帮助他扫清了障碍。李治当然并不是蓄意除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但是，自从他们阻碍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以来，李治的恼恨在日益增长，武则天帮助李治平息了怒气，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武则天在李治心目中的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现在，李治完全有理由让武则天参与朝政，帮助自己治理国家。

从显庆五年(660年)十月以来，武则天开始参与处理百官奏章。李治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患了风眩病，发病之时，头重而目不能视。

武则天虽然缺乏大家士族的闺门风范，但性明敏，稍通文史，批阅奏章，处理公文，竟也有条不紊，令李治相当满意，便把许多政事委派给她处理。

武则天借此机会，大显身手，不仅对朝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掌握了更多的朝臣，形成了“权与人主侔”的局面。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唐王朝中出现了二圣并尊的局面。

所谓二圣，可以从两种角度得到理解。一是武则天与李治平起平坐，二圣并尊；二是武则天辅佐李治，犹如第二圣人。

无论怎样理解，人们都可以从中得知武则天权势赫赫的事实。

武则天参与朝政，所作所为颇值得人们仔细推究。

显庆四年(659年)六月，长孙无忌刚刚被贬出京城不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便建议修订《姓氏录》，用以取代《氏族志》。

《氏族志》是李世民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以及天下谙练门阀的士大夫撰成的。

武则天与李义府、许敬宗主持撰修的士族谱牒叫作《姓氏录》，参加修撰的有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十二人。

《姓氏录》修成以后，把武氏家族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品为准，共分为九等，凡收录二百四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有五品以上官者，皆升士流。

《姓氏录》推行以后，缙绅士大夫纷纷抵制，号其书为“勋格”。李义府无奈，奏请收《氏族志》而焚之，强行推广《姓氏录》。

《姓氏录》的撰修与推行，从李义府，许敬宗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假公济私，拾举自己，但以武则天的角度来说，却起到了某种收揽人心的作用。

那些寒门官吏平步青云，一夜之间成为士族，自然对武则天十分感激。

这些人成为武则天的根基，加强了她的政治实力，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但就武则天的本意来说，却并不是要消灭士族。她的目的，在于扩大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

至于修撰《姓氏录》，弄得鱼龙混杂，终于使士族门阀威风扫地，则只是这一举动的一个副产品而已。

事实上，聚集在武则天周围的人，并非全是寒族，这点，只要翻阅一下他们的籍贯便可以得到证明。

乾封元年(666年)，李治东封泰山。在中国古代，帝王封禅，或昭告上天改朝换代，或乞求上天赐福赐寿，或夸示上天太平德政，目的虽然不同，仪式也代代相殊，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形式，表示帝王秉承天命，具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权威而已。

李治此次封禅，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武则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封禅礼举行的前一年，武则天上了一分奏表，表中声称：

“封禅旧仪，祭皇地祗，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

武则天什么时候对祭礼有了研究，恐怕无从查考，这份奏表出自某位御用文人的手笔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武则天找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为自己在封禅大典中出头露面铺平了道路。

李治闻奏，立即允准，下诏：

“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

与此同时，李治还对封禅礼的细节作了安排。麟德二年(665年)冬十月，李治从东都出发，前往泰山。

乾封元年(666年)正月朔日，李治来到泰山南，祭祀昊天上帝，己巳（二日），李治登上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䃭。

庚午（三日），李治降禅于社首山，祭皇地祗。整个封禅过程中，皆由李治扮演主角，武则天扮演次角。

武则天的背后，跟随着一大群命妇，即所谓古礼之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及六尚、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还有龙朔年间新置之蚕德、宣议、承闺、承旨、卫仙、供奉、侍栉、侍巾，亦分为九品，以上是为内命妇；外命妇则有皇姑、皇姊妹、皇女、皇太子之女、诸王之女，以及诸王母、妻，一品至五品职事官、一品至四品勋官母、妻等各种封号的太夫人、夫人。

这一大群女人由武则天率领，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也可以说是威风凛凛。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当这队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命妇随着武则天在封禅大典中来来往往时，很可能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武则天在代表并努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其实，武则天只是把这些女人拉来当做陪衬，以壮声势而已。在这一大群命妇的追随之下，武则天的形象凸现于泰山之上、人心之中，令李治黯然失色。

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向李治呈上一份表章，提出十二项政治建议。

其内容是：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工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襄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在此之前不久，唐王朝追尊李渊为神尧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

据说，称天皇、天后是为了避先皇帝、先皇后的称呼，是武则天的意思。

实际上，这又是武则天的一个把戏，为了推崇自己。

加尊号以后，李治下诏，改年号为上元，大赦天下。武则天的十二项建议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本来就具有一种逢场作戏的味道。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这些建议的内容，还会发现，除了收揽官僚以及京师附近一带百姓的人心之外，许多内容都十分空泛。

第一、三、四、五、六、七诸条，如果称之为官样文章，一点都不过分。劝农、息兵、节俭、纳谏，历代统治者无不反复讲过，李治也不例外，没有具体措施，便只是一纸空文。

从武则天入宫以后的言行与用人，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虚伪。

第二条谈的给复三辅之地，是一条具体建议，但与其余诸条相比，既范围狭窄，又缺乏昔遍意义，作用也只是收揽京畿民心。

第八条，命王公以下学习《老子》，其目的十分隐晦。唐朝以儒教治天下，推崇老子，只是为了制造神权根据。

武则天此举，显然有意在做出一种尊奉大唐的姿态以取悦于李治，同时亦可借此以安定群臣的疑虑之心。

第九条中，武则天抬高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倒不失为一种合理行为，但其中的政治用意，仍十分明显。至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条等三条，则纯属笼络官吏的手段。尤其是第十条，当时，勋禄之滥已经十分严重，假冒者不可胜数，朝廷屡禁不止。

武则天建议免予复核，固然对她自己扩大势力有利，但对当时的腐败现象推波助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有远见的政治措施。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的武则天仍然在笼络人心，至少还没有达到恣意妄为的程度。李治还在，朝臣也并非完全折服，武则天必须继续韬晦，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的主张，李治并不很感兴趣。但武则天说得冠冕堂皇，李治也只好应付一下。

这里边的机关一环扣一环，也颇费李治思索。照样推行，无益于政局，获利者是武则天；不予理睬，李治便会得罪那些可以从中获利的官吏。

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又采取一个重要步骤以攫取权力。

她效法李世民的故伎，招纳了一批“文学之士”，命他们撰修《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著作，计有千余卷之多。

这些著作今已大多不存，但从其标题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体是一些政治性的宣传文章，并非学术之作。

武则天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宣传女人，仍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更加重要的是，武则天使用这些人，用意并非仅在修撰。

这是一个参谋班子，其中包括元万顷、刘讳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敬业等一批多才足智之士。

这些人帮助武则天处理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分割宰相之权，是武则天控制朝政的秘密武器。

由于这些人不经南衙，直接由北门出入宫廷，人们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这些人在后来武则天临朝时期，大都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

武则天在此后的政治角逐之中几乎是一帆风顺，与这些人的襄助有直接关系。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人都在武则天称帝的前二、三年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死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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