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朔方军抗衡的主要对手，东突厥后汗国，在玄宗开元后期开始走向下坡，开元二十二年(734)，突厥毗伽可汗被毒杀，内部混争，回纥、拔悉密、葛逻禄等部纷纷脱离其控制。

至玄宗天宝三载(744)，回纥与唐进攻突厥，汗国灭亡。

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廷册拜他为怀仁可汗。于是回纥代替突厥称雄大漠南北。

回纥与唐朝的关系较之突厥后汗国要缓和得多，其建立政权是得到唐廷承认的。在安史叛乱中，回纥受唐邀请，派军与唐联兵对付安史叛军。北方原来的紧张局势逐渐趋缓，这使唐廷的负担也大为减轻。

朔方军之被全部抽调应付内乱正是基于此种形势。

仆固怀恩反唐后曾勾结回纥向唐朝进攻，但被前去抗御的朔方使郭子仪说服。

此后，回纥人虽不时有南进的企图，但与唐尚无大的冲突，双方基本上维持着绢马贸易的交往关系。

在北部局势趋缓的同时，西部的形势又紧张起来。这时对唐廷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吐蕃。

吐蕃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迅速崛起并与唐展开争战，并在高宗仪凤(676~679)年间打破了唐朝的进攻战略。安史之乱打乱了唐朝包括西部的整个战略部署，唐军被迫回撤，吐蕃乘势东向，迅速地占领了陇右、河西地区，关中腹地暴露在吐蕃军队的直接攻击之下。

仅自仆固怀恩叛唐至代宗去世的15年间，吐蕃连续对唐进攻，用兵最盛时达十几万人。

面对着这种形势，朔方节度使原来抗衡北方突厥的防御重心，就由以三受降城为核心的防御开始向南转移到灵州以南的盐、庆、原、泾、宁、邠州一线，其防御的对手变成了吐蕃军队。

从军事角度讲，吐蕃以骑兵为主，机动灵活，具有很强的移动性，而唐军固守多处，颇显被动。但这种格局的形成受双方军事战略的影响，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转变过程。唐朝的防守战略，不管愿意与否，很难改变。

基于这种形势，德宗上台后决计采取与吐蕃通好和解的政策。

德宗即位的当年（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作出遣返吐蕃入唐使者和战俘的决策，次年（建中元年）三月，太常少卿韦伦将他们五百余人送回吐蕃，传递了唐廷和好的意向。

吐蕃人得知这一信息，便派使者至长安，于建中四年(783)与唐廷达成清水会盟和约。

唐蕃和约，既是唐廷向吐蕃示好的表现，又达到了肃、代二朝削减朔方军的目的。朔方军被一分为三，随后唐廷便决定遣返吐蕃战俘，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直接的联系。

简而言之，唐廷是准备先缓和与吐蕃的关系，待唐蕃关系缓解之后，再全力解决内部的骄藩问题。这应当是德宗上台之初的政策。

德宗与吐蕃和解，意在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内政即骄兵悍镇的问题。

以代宗为首的朝廷与安史叛军之间交战的结局，是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结的。这是因为叛军的实力仍旧很强，唐廷要想将他们全部剿灭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平叛过程中陆续设立的节度使军队，有不少是乘机兴起，保存实力，也想拥兵自立，割据一方，他们并不真心实意倾心朝廷。

这就大大地钳制了朝廷的战略意图。

而叛军这方也逐渐意识到叛乱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结局的悲惨不可避免，因此多数军将都有茫然不知所措的心境。朝廷注意到这种形势的变化，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代宗即位下发的赦文，涉及到叛军的内容是，“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与封赏”。

德宗深知骄藩割据对中央王权的危害，故即皇位后，就想采取措施加以整治。

大历十三年(778)九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卒，其侄田悦不经朝廷认可擅自继任，代宗无可奈何。但德宗执政后就派人前往魏博镇，削减了他的军队。

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又卒，其子李维岳再仿田悦嬗代，德宗严辞拒绝23)。于是，几个心怀不满的藩帅联兵对抗朝廷。

同年五月，田悦发兵进攻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摆出决战架式，德宗即调军前往镇压。此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亦卒，其子李纳同样嬗代，朝廷更不允许，李纳遂参与叛乱。

次年，参与镇压叛乱的朱滔、王武俊因受赏不厚，反而与叛军联合，并各自称王。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受命东征李纳，他也反戈与朝廷作对。

德宗削藩一时受到巨大的阻力。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军围官军哥舒曜部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德宗急忙调军前去救助。

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前往襄城，途经长安，又发动叛乱，搞得德宗十分狼狈。

泾原兵变的原因是军士们没有得到犒赏，京兆尹安排的饭菜又极粗粝，士兵冻饿难忍，愤而起变。

德宗即位之后，因兵祸战乱，军费开支一直紧张。

如建中二年(781)为消平刘文喜叛乱，“增商税为什一”，不仅打破了前一年两税法“余征赋悉罢”的规定，而且增加的幅度相当大。

三年初又恢复榷酒，并强行向商人借贷、收括僦柜质钱，且手段严酷，“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器然如被寇盗”。两项加起来仅得200万缗，比原来预算的500万贯要少得多。

按度支使杜佑的估算，诸道所用军费每月达100余万贯，而建中元年全国税收的总数为1090万缗，可见军费开支自兵兴以后迅速增加，财政已入不敷出。

这就迫使唐廷四处敛财，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这年(建中三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本道税钱每千文增加200文，唐廷批准后并令全国效行。

不仅如此，建中四年六月，朝廷又突发奇想，颁布税间架和除陌钱法。前者规定房屋两架为一间，分上中下三等征税，每间征收2000文至500文不等；后者是指公私买卖上交税款，每缗抽交50文。据说间架税在唐朝很少征行，这次虽然只颁行于京师地区，但加上其他各种税收项目，使得长安市民和商贾困窘无奈。

泾原兵变的军士为赢得百姓支持，竟声言他们的行动旨在帮助百姓减除苛捐杂税。

上述事实表明，德宗为保证军事征调，不惜任何代价。

他增收的税款大大超逾了两税之外不再加税的规定，颇有孤注一掷的味道。

唐廷在百姓之中的威望因此而大受损害。翰林学士陆贽敏锐地看到形势的严峻，他上书要求罢除间架杂税，避免过分伤民；他还指出整个军事布局存在着失衡的缺陷，建议将外出征战的军队调回营地驻防，以防止肘腋生变。

陆贽的见解是切中时弊的。但朝廷不顾风险向商民征税为的是供应对付叛军的官军，当官军正与背叛唐廷的势力酣战之时将他们调回原地，无异于坐视叛乱而不理，这是德宗绝对不能许可的。

所以陆贽的建议若要施行有相当的难度。

现在我们再来看泾原兵变的起因。

军士们冻饿交加，这是起因之一。他们“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是希望通过协助朝廷征战获取一笔钱财。

据分析，这些军士原来隶属于安西、北庭府下，本就是极不稳定、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

现在好不容易得到路经长安的机会，都想趁机大捞一把。而唐廷对此军的状况想必也不会不清楚，如黄永年先生所说，这次抽调该军，固然是暂无其他可靠的部队可供调用，同时也未必不是因为这支部队不可靠，才有意让他们去南战场牺牲，从而削弱其兵力。

德宗为笼络军队，除固定的军饷，还外加酒肉款待，这本是皇帝的额外“优恤”，现在却演变成一种惯例。

这次泾原军秉承重任前去讨叛，在长安不仅没有得到赏赐，连供应的饭食也极其粗劣，这些骄悍而愤怒的军士不仅杀掉了皇帝派来慰抚的宦官，而且拒绝朝廷派来犒赏的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他们径直奔向“金帛盈溢”的琼林、大盈二库，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劫。

突发的兵变搞得朝廷措手不及。

德宗被迫出逃，乱兵则入宫盗库，又推举失意的朱泚为头目。

旋后，散布各处的拥唐势力开始向德宗逃往的奉天（今陕西乾县)一地汇聚，其中左金吾大将军铁勒部浑瑊较早到达，“瑊素有威望，众心恃之稍安”。德宗任命浑瑊、白志贞、令狐建等为各军将领防守奉天城，并派人试探朱泚，争取他回心转意。

但朱泚斩杀了朝廷使臣，遣派泾原兵马使韩旻将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因被段秀实从中破坏，未获成功。

段秀实义壮而死。朱泚旋称帝即位，与奉天对峙。叛军自知自己实力有限，得不到关中各节镇的支持，其唯一办法就是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奉天，倘若消灭了这个指挥中心，大局就可以改观。

而德宗也深知形势的严峻，他一方面拼凑军队保卫奉天，另一方面急令各地军将勤王救驾，李怀光、马燧、李晟等闻讯后各率本部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奉天。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

其先徙入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父为朔方将领。怀光少入朔方军，隶郭子仪麾下，以武艺壮勇著称，主右卫兵将，为朔方军都虞候，“性清勤严猛，而敢诛杀，虽亲戚犯法，皆不挠避。子仪性宽厚，不亲军事，纪纲任怀光，军中尤畏之，亦称为理”。

李怀光从上元(760~762)年间任右卫兵将算起任职20多年，与朔方军的关系十分密切。

德宗即位后为削减郭子仪和朔方军权力，将其军分成三部分，李怀光领掌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宁庆晋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诸蕃部落等使。

建中二年（781)七月，他又被提升为朔方节度使，同时保留邠宁使一职。此前的朔方使是崔宁，他于大历十四年（779)十一月接替去职的郭子仪出掌朔方。但崔宁接管的不是朔方全部，其职务称为“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这里包括了常谦光属下的灵州和浑瑊掌管的地区，但不包括李怀光统领的河中与邠宁。

根据文献记载，崔宁与当朝宰相杨炎矛盾龃龉。

崔宁原驻守蜀地，吐蕃进攻唐土西南州县，蜀中告急，德宗欲调崔宁前去防御，但被杨炎所阻，杨不希望崔宁再回到他势力雄厚的蜀地，而将他改派朔方，这里与崔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又委派其他三人为留后控制实权，这样崔宁就被架空了。

杨、崔之间不乏个人的恩怨，但杨削减崔职并牵连朔方军一事没有受到德宗的阻止，显然杨将崔安排在缩减之后的朔方并进一步限定其权，有意无意地适应了唐廷控制裁缩朔方军的政策。

崔宁最后被罢职，到长安任毫无实权的右仆射，继任其职的便是李怀光。

李怀光新任职务的名称是“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诸蕃部落六城水运使”，加上原职河中邠宁使，似乎又恢复了郭子仪时期的建置，但不包括崔宁的鄜坊部分，而且原来的灵州留后杜希全等人的权力并没有削减。

然而这时期朔方军的重心已经从灵州转向了邠宁，李怀光直接统领的那部分成为朔方军的中坚力量，原因是朔方军防御的重心南移，因而邠宁的重要性直线上升。

朝廷之选中李怀光任使，很可能是看中他“性粗厉疏愎”，特别是“勇而无谋”的特点。

对朝廷而言，用一个晦迹韬光、雄才颇具的将领控制朔方军远比一个勇猛有余而韬略不足的将领更有威胁。

朝廷一方面用他们参与镇压、征讨叛乱的藩镇，同时也担负防边戍守的重任。这是李怀光被选择接替崔宁的缘故。

果然，李怀光马上就被朝廷调往东部征讨魏博的田悦，与救援田悦的朱滔、王武俊部激烈交锋。

泾原兵变之后，德宗下令各地回兵勤王，李怀光奉命西进救援。奉天在朱泚的围攻下，形势异常危急。

又《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记载浑瑊率守军与朱泚兵将苦战之际，李怀光先遣兵马使张韶入奉天奏报，张至城下大呼：“我李怀光使也，怀光自河北领大军至矣。”

次日，李怀光进入醴泉（今陕西礼泉），叛军遂解围而退居长安。

李怀光反叛，就史籍而言，李怀光与朝廷关系的转变源于卢杞等人阻止他进入奉天城觐见德宗。

卢杞等人害怕李怀光在皇帝面前数落，就提出不让卢杞觐见，而李怀光也清楚皇帝的意图，遂加恨卢杞等人，朔方军士也“快怏不得其志”，引致怀光“迁延自疑，因谋为乱”。

德宗时的朔方军已等同于一般的节镇，其地位的变化，对军士心理的刺激是十分明显的。

他们既混同于一般军士，就免不了沾染一般军士的习气：朝廷待我不薄，我亦回报朝廷；但朝廷若满足不了我的要求，我就毫不客气地与之对抗。

仆固怀恩的反叛，本质上表现出朔方军对朝廷限制其发展的一种回应，然而其叛离也进一步坚定了唐廷弱化朔方军的态度和决心。

唐廷在限制朔方军的同时，却在不断地提高神策军的地位。

神策军原本是一支普通的地方部队，归属陇右节度使，此地陷蕃后又转归陕州节度使。代宗时，宦官鱼朝恩进而控制了这支队伍，使之转归中央禁军的系统。

张国刚先生说：

神策军能够在这种时候被推出来，而不是朔方军，完全是因为它在当时正好控制在宦官手里。

既然朝廷不可能十分信任朔方军，而神策军在当时是边疆行营兵马中势力最小最不起眼的一支，由于相州之役的失败，与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共同退保陕州，成为宦官直接控制的军队。战争结束后，它跟鱼朝恩一起带入禁中，从而为它发展成禁军铺平了道路。

宦官控制军队，反映了唐朝中央自身加强保护、调控外藩的要求，神策军归由宦官控制，就等同于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自己掌握。

朝廷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始于肃、代之时，但将神策军的提高与朔方军的刻意削减联结在一起，则是代宗以后特别是德宗执政时期的事情。

陆贽于贞元八年（792)上疏议论其他边军为求朝廷禀赐，竞相隶属神策军，以求“三倍之益，虽说时间距此不近，但与李怀光所述印证，反映了神策军待遇大大优厚于其他节镇军队的事实。

这种不平的待遇严重地影响了神策与诸军的关系，朝廷对此却未予重视。

所以当泾原兵变，德宗下诏各地军队勤王，李怀光的朔方军与神策军同处一地，其中的衣食禀赐和其他待遇的差别就形成鲜明的对照，成为摆在军士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同书《李晟传》记云：

“晟兵军于朔方北，每晟与怀光同至城下，怀光军辄虏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犯。怀光军恶其独善，乃分所获与之，晟军不敢受。”

这段文字将李怀光的内心和表现描述得十分形象，意思是说李怀光忌妒神策军，不愿看到神策军的严整肃廉，便将自己抢掠的牛马分与他们以同流合污。

神策军在李晟的指挥下确实比以前严整，禀赐丰厚使得神策军人心安定，诚奉王室。朔方军与其咫尺之交，两相对照，自己从辅佐王室的主力沦落到今日的普通地位，再看神策飞黄腾达的气势，免不了伤感哀叹。

际遇不平，很容易产生不满怨愤之情，这个时候倘若有人从中鼓动挑拨，就极易生变。

黄永年先生说：

李怀光和仆固怀恩一样是很少濡染中原文化、不习惯封建处世之道的少数民族将军。他在解奉天之围立下大功后被逼反，和仆固怀恩平定河北后被逼反如出一辙，都是中央歧视朔方这支地方势力的结果。

不过从大历五年代宗杀掉鱼朝恩后，到德宗前期宦官一直没有在中央掌大权，所以排挤欺压李怀光的不是宦官而是中央新建嫡系主力神策军及统将李晟。

章群先生也说：

“肃宗登位以后，朔方军等于皇帝的扈从禁军，自代宗立，这一地位，已为神策所代替。李怀光与李晟的对立，就是朔方与神策二军的对立。李怀光的反叛，可说是李晟逐步逼成的。”

应该说，李晟与神策军这时期的一举一动，反映的正是朝廷对朔方军限制和掣肘的政策。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