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是有汉一代英主，其励精图治，致国中兴，以庙号中宗为后世所熟知。这一庙号的最终确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为宣帝上中宗庙号，这是宣帝得庙号之始。王莽代汉后，策命孺子刘婴为定安公，规划定安公国并于其国设立七所汉氏祖宗庙，命刘婴世代侍奉，其中就包括宣帝中宗庙，长安诸帝陵亦保留原先规制，祭祀如故。新莽末年，反新势力为收揽人心，光复汉室，纷纷重建汉朝宗庙，却皆未承认宣帝庙号，只追尊高帝、文帝与武帝。东汉建立后仍旧沿用这一架构，直到建武十九年（43）光武才重新承认宣帝宗庙号。
一、被“遗忘”的庙号：两汉之际一祖二宗制度的重建
王莽代汉后，执意推动改制，因其改革纷繁复杂，不切实际，遂失人心。一时间，百姓思汉，天下骚动。于是群雄并起，纷纷申言兴复汉室。重建汉家宗庙祭祀，是这一口号下的具体举动之一。群雄如割据西北的隗嚣便尊奉汉家宗庙。更始元年（23），成纪隗崔遥闻刘玄即位而新军屡败，遂与同宗隗义、上邽杨广、冀人周宗密谋响应，宗子隗嚣劝阻而不听。众人纠集数千人，攻杀平襄镇戎大尹，一道拥立隗嚣为元首，任上将军，年号称汉复。隗嚣既约束众人，又聘请平陵人方望为军师，延问计策。方望认为隗嚣集团的要害在于缺乏明确的权力来源。
彼时更始在南阳，王莽尚盘踞长安，隗嚣等众虽有匡扶汉室之意，既不通更始，又自绝于王莽，无所受命，难以威服西州百姓，势力不能长久。故而方望主张尽快设立汉家高庙，称臣奉祠。若如此，即便祭祀礼乐未备，设施简陋，但通过追奉高庙，既可以使得隗嚣自证权力来源，又符合圣人“神道设教”之意。于是隗嚣在该年七月己巳建立汉家宗庙，祭祀太祖高帝、太宗文帝和世宗武帝。
《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云：“隗嚣，字季孟，天水人也。以王莽篡逆，复汉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庙，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这与前举《后汉书》的记载不同，隗嚣所立宗庙是否祭祀武帝似有争议。按《后汉书》，祭祀汉家祖宗完毕，隗嚣等众依周礼歃血盟誓时有云：“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隗嚣所立宗庙当祭祀高帝、文帝与武帝。
较之他姓群雄，这一时期的刘汉宗室天然地具有兴复汉室的资格，其人如光 武同样通过重建汉家宗庙的方式来凝聚人心。光武初在更始麾下，颇不得意，后受命持节徇行河北，讨平王郎，遂有意自立。公元二十五年六月己未，刘秀在鄗县即皇帝位，建号建武。同年八月癸丑，即祭祀社稷的次日，光 武在怀宫临时祭祀高帝、文帝与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壬子，光 武定都洛阳后改建原武帝郡国庙为高庙。同年二月邓禹西征入长安，将西汉十一帝神主送至洛阳高庙供奉。建武三年正月光武在洛阳建立亲庙，祭祀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四世。同年二月己未，光武亲祀洛阳高庙，并受传国玺。正是在这一政治空间之中，光武完成了权力的转移与确认。
群雄与刘宗对汉家宗庙的重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光武自不待言，最终重开汉德除仰赖军事实力外，通过重建宗庙收聚民心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王夫之称颂光武云：“天下方割裂而聚斗，而光武以道胜焉。即位未久，修郊庙，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赏，举伏湛，卓茂，勉寇恂以绥河内，命冯异使抚关中，一以从容镇静结已服之人心，而不迫于争战。然而桀骜强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则使高帝当之，未必其能耆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规模弘远矣。”
隗嚣同样借此割据一方。祭祀盟誓仪式结束，隗嚣等移檄州郡，申言兴复汉室，顿时西州沸腾，百姓响应。居延新简中有“复汉”年号：“复汉元年十一月戊辰居延都尉领甲渠督蓬掾敢言之诚北。”“复汉”当即隗嚣所建“汉复”年号。这意味着在短短的四个月内，隗嚣就将势力扩张到居延地区，建立起行政组织，奉行正朔。杨龙认为这一年号在居延 地区的使用表明了隗嚣的政治号召。这显然是隗嚣尊奉汉家的结果。隗嚣对汉朝一祖二宗的尊奉是这一权威建立的重要基础。王夫之即云：“嚣者，异于狂狡之徒，犹知名义者也。始起西州，歃血告于汉祖之神灵，知汉未绝于天，愿为中兴之元功耳。”
综上，重建汉家宗庙是部分群雄与刘汉宗室共同的选择，祭祀对象的选择也一致，即皆追奉一祖二宗，即高祖、文帝与武帝。可以发现，平帝以来追尊宣、元、成、平为宗，其中宣帝、元帝由天子世世献祭的改革成果并未得到承认。这一时期的宣帝庙号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
二、继周与立汉：光武重建一祖二宗制度的原因考论
为什么隗嚣与光武不约而同地选择汉朝的一祖二宗作为祭祀对象，而选择性地遗忘宣、元、成、平四帝？消除王莽的政治影响，收揽人心应是其人的重要考量，这一论说前贤已述，此不赘言。这也应是隗嚣在这一时期追尊汉家一祖二宗的主要原因。况且更始败亡后，隗嚣依违于公孙述与光武之间，更有“逐鹿”之说，汉家宗庙对隗嚣的影响与意义应是逐渐式微。光武则不同，其扫灭群雄，最终重开汉德，且在建武十九年改革宗庙制度，重新尊奉宣帝庙号，这一延续与变化就表明祭祀对象的选择另有隐情。况且王莽故政在东汉初年的实际影响深远。立国伊始东汉就较为普遍地沿用西汉后期，即王莽秉政时期的制度行事。由此来看，将光武追祭一祖二宗仅视为清除王莽政治影响，稍显单薄。我们认为，除消除王莽政治影响外，两汉之际光武重建一祖二宗制，应与以下两个理由相关。
（一）继承周制
继承并实践理想周制应是光武追尊一祖二宗的重要原因。自汉惠帝追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宣帝时尊孝武庙为世宗庙，便已经形成了一祖二宗制的雏形。元帝时韦玄成议庙有云：“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成王成二圣之业，制礼作乐，功德茂盛，庙犹不世，以行为谥而已。”韦玄成认为周朝立七庙有其特殊原因，周汉不同，理应建立五庙制，废除文帝乃至武帝的庙号。不过此议并未得到士人的认同，元帝也亲自确认了高祖、文帝的地位。
武帝则因其自身的复杂属性，庙号长期受到士人的质疑。尽管屡有毁庙之议，但武帝的世宗庙毕竟得到了元帝诏书的肯定，且与当朝皇帝亲缘未尽，故元、成时武帝仍得以保留庙号，与高祖、文帝比肩。哀帝时，武帝的世宗庙最终得到确认。汉朝效仿周制，建立七庙，其中汉家一祖二宗的架构效仿“后稷—文—武”三庙不毁的理想周制，即以高祖比后稷，文、武二帝比文、武二王，为三不毁庙，其余诸帝依照亲疏远近，重新立定，亲尽则毁。建武十九年张纯议庙时即称：“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
这一结构相对稳固，且由正统汉家天子宣、元、哀 三帝先后确定，又与理想周制相合，极具合法性。牛敬飞认为平帝时罢黜皇考庙是对刘歆八庙制的修正，并指出：“此知元始年间大体形成了以太祖（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三世室加四亲庙的七庙格局，此格局堪称模仿周制。”两汉之际诸人重建汉家宗庙，当如方望所言，即为招揽人心，神道设教。模仿周制自然比王莽承刘歆“宗无数”说追尊庙号更具合法性与神圣性。
而重建周制，正是东汉开国以来的一路国策。如光武选择定都洛阳，对洛阳的规划与建造，似乎都透露出了对周制的认同。宗庙建筑本身的选址亦与周制相关。《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二年二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续汉书·祭祀志》载：“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刘昭注引马融《周礼》注有“社稷在右，宗庙在 左”云云，王柏中据此推定东汉宗庙的设置依照周礼，立在都城内，位于社稷坛的左侧。光武重建汉家宗庙一祖二宗的架构理 应受到这一认识的推动。照此，既然已经确定三不毁庙，宣帝就相当于成王之属，即便有功德也不得称庙号，光武也自然就选择性地“遗忘”宣帝庙号。
在效法周制的前提下，重申“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庙号授予原则，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坚持相关的礼制是宗庙合法性的基础。元帝时匡衡祷告诸庙，为元帝祈福，祷文有云：“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飨。”是文强调一种程序正义，认为宗庙祭祀尤为重要，故首先需要符合经义，违背传统与礼制则不可奉祀先祖。即便强行称尊号，也不会得到皇天的庇佑，祖灵也不会享用祭品。成帝时重议宗庙制度，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即重申韦玄成初议，认为祖宗以下，应设五庙并依世迭毁，其后即使有贤君出世，仍不能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
群臣以为武帝获得尊号的程序不符合礼制，因此即便武帝有功德，宣帝特别褒扬，为之上尊号，亦无效力，亲尽仍需毁庙。反观王莽主政期间为宣、元、成、平四帝上庙号，此举并未按照严格的功德标准授予，光武于建武十九年重定宗庙时即指出：“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宣帝致国中兴，元帝平定郅支单于，功德尤可一述，成、平二帝，或沉湎酒色，惑于外戚，或幼年登朝，权柄委人，皆于国无功，不可称宗。庄严的庙号授予，变成了王莽的政治工具，难怪顾炎武有“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之叹。于是光武等重建汉家宗庙时只祭祀一祖二宗，意在强调庙号授予的基本原则，以拔高庙号的价值。
（二）建立新汉
第二条路径则是立汉，指建立东汉的独立性。稍晚于一祖二宗的高庙建制，建武三年正月，光武于洛阳另立四亲庙，祭祀其父祖南顿令刘钦、巨鹿都尉刘回、郁林太守刘外、舂陵节侯刘买等四人。在天下尚未统一前便建立出格的四亲庙祭祀，光武这一举动值得关注。拔擢私亲自然是此举的首要动机。王柏中认为光武此举系“尊崇自己的直系祖先”。郭善兵认为光武设立四亲庙违背宗法原则，有代替西汉皇帝大宗四庙的趋势。王尔则更进一步，认为光武此举有宣示其创业为“受命”而非“继统”的内涵。我们认为，与宣帝、哀帝设立皇考庙的初衷相同，光武建立四亲庙兼有亲亲尊尊二义，在拔擢私亲的同时，一定会导向自身谱系的建构。光武创业虽以中兴为名，但其过程如同革命。
光武远祖出自景帝，此后与西汉帝室渐行渐远，至西汉末年族属已成布衣。光武拔擢私亲，为父祖等四人设立亲庙，正是有意与汉家正统相联结。其实早在建武二年，光武就依照帝陵的规制，称皇祖刘回、皇考刘钦的坟墓为昌陵，设置陵令管理。光武另立亲庙与提高墓地等级应属于同一政治逻辑：因为光武本支先祖具有天然的皇统地位，光武代表刘氏中兴汉朝也就顺理成章了。王尔认为南顿四庙的形式较之宣、哀二帝的皇考庙制度，更接近于王莽九庙，即为私亲四人立庙的知识来源于王莽。我们认同这一观点。西汉宣帝及以后皇位的传递相对正常，嗣君本身的大宗身份使得亲统与尊统相结合，是正常制度的运行。成帝以后皇统屡绝，外藩入替，致使私亲泛滥。
彼时王莽主政，为消解诸侯王势力，巩固自身权位，极力强调大宗，压抑私亲。故除哀帝于王莽赋闲时尊崇私亲外，再无汉帝掌握实权推崇本支。王莽代汉后，设五祖庙与四亲庙共九庙，是尊崇本支的故智而已。光武本出汉景帝一支，先祖为长沙定王刘发，受推恩令影响，故刘发之子刘买只得舂陵节侯，其后诸子爵 位日衰，直至光武。刘发与武帝为兄弟，武帝世宗庙号的确立，使得武帝庙成为不毁庙，与其同辈的刘发便无庙位。同理，若再往下追尊宣帝等庙号，则必然会与同宣帝平辈的光武私亲的世系冲突，因此光武只追尊一祖二宗，以便为亲庙腾出空间，这是为何宣、元二帝有功德却不被承认的重要原因。
加之周代宗庙礼制无论是五庙制还是七庙制，都以立四亲庙为限，王莽虽是另立宗庙，但其四亲庙的建制毕竟是一个经过实践的事实，光武参考周制与新制，重建谱系时只追尊至舂陵节侯。由此，光武正可将本支接续汉家大宗的武帝，既能消解王莽追尊四帝庙号的政治影响，又可在容纳汉家大宗与本支私亲之后实现七庙古制。王尔指出：“‘四’的数量显 示南 顿庙处于周礼七庙结 构之中：他构想的新七庙以高祖、文帝、武帝‘一祖二宗’占不毁位，南顿四祖占迭毁位。”哀帝治下完成的“一祖二宗”架构是汉朝旧制，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故光武据此制造建武初年“一祖二宗+四亲庙”的结构。
三、回归西汉大宗：建武十九年庙制改革
（一）宣帝庙号的重建与光武四亲庙的退却
光武所设立的，由汉朝先祖与本支私亲共同组成的七庙制度与礼制不合，始终被儒生视为改革的对象。只是建武初年兵争未止，朝堂上又侧重于讨论郊祀礼仪，无暇顾及宗庙。建武十二年吴汉平定盘踞益州多年的公孙述，东汉基本完成统一，改革宗庙制度的事宜也被提上日程。建武十九年，熟悉汉家故事的张纯与太仆朱浮共同奏书，建议光武改革庙制。二人认为光武虽自建功业，但毕竟托名中兴，抑于名义，仍当追奉汉朝先祖。就彼时所行宗庙制度而言，尊奉一祖二宗是元帝以来的旧制，理应坚持。另立的四亲庙则与“为人后者则为之子”的礼制不符，光武四亲皆未称帝，高庙合祭诸帝时与刘氏大宗并列，有君臣失序之状。二人更设想倘若王莽并未篡汉，光武以宗室身份入继大统，亦不得为先祖立庙。总之，是议主张光武效法高帝与宣帝，废除亲庙建制。
光武下书群臣讨论此事，依据群臣的建议，建武十九年宗庙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首先，宣帝重新获得了庙号。光武特别下诏以功德追尊宣帝为中宗。 群臣的奏议并没有提及为宣帝上庙号一事，追尊宣帝应是光武自发的举动。现实政治的驱使与未来道路的选择是光武追尊宣帝的重要原因。王莽的失败，意味着西汉中后期以来儒生全面复古的主张不再具有可行性，东汉必然要回归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上，践行兼杂王霸、完善汉家制度的孝宣政治自然地成为光武治国的重要参考。
光武限制外戚、整肃吏治的举动明显带有孝宣政治的痕迹。这使得宣帝的地位在东汉初年急剧上升。光武亦期望后世继续奉行此政。因此光武以功德追尊宣帝为中宗，明确表明向孝宣政治回归。宣帝因此得以与高帝、文帝与武帝并列为不毁庙。一祖三宗四座不毁庙的建制，是基于汉朝历史发展事实推定的结果，显然已经脱离了周制的范畴，较之先前模仿周制而成的一祖二宗，显然更具汉家制度的色彩。
其次，在洛阳高庙四时加祭宣帝与元帝，由光武亲自祭祀，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依照太常祭祀陵庙的规格，成、哀、平三帝则四时在长安故高庙祭祀。张纯、朱浮主张废除光武四亲庙，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则主张以西汉大宗四帝取代光武四亲庙的位置。《后汉书》纪传有“昭、元、成、哀、平”“宣、元、成、哀、平”两说，《续汉志》则认为是“元、成、哀、平”。郭善兵认为司马彪记述无误，建武十九年所立大宗“四世”之庙应即元、成、哀、平四帝庙，范晔的书写则受到了东晋贺循“兄弟同世”认识的影响。
认祖归宗是光武承继西汉大宗，连接两汉历史的关键一环，但光武对西汉皇帝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宣帝既获尊庙号，本就有资格与高帝等同列，此就“尊尊”而言。就“亲亲”而言，宣帝在辈分上是光武祖父，元帝则是光武之父，推崇此二帝，就意味着西汉皇统的延续。《河图》又有“赤九会昌”的谶语，光武正是高帝九世孙，宗法上接续元帝，正合谶语。因此光武在洛阳高庙亲自祭祀二帝。而成、哀、平三帝辈分或与光武齐平，或低于光武，光武并不打算承继其后。光武以宗庙未备为由，命有司四时在长安原高庙祭祀三帝。我们认为，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祭祀，以及以有司代为祭祀的形式，表明了光武对成、哀、平三帝的疏离态度。
《续汉书·五行志》载：“（建武）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为上仓，祭祀谷也。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十九年中，有司奏请立近帝四庙以祭之，有诏‘庙处所未定，且就高庙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庙。有简堕心，奉祖宗之道有阙，故示象也。”志文将建武二十二年日食归咎于光武怠慢祖宗，别祭三帝便是所谓光武的怠慢之举。王柏中认为尽管建武十九年的庙制改革未臻完善，但光武再无兴趣加以改变，并搪塞与回避有司奏请设立大宗四庙的建议。这种“无兴趣”与敷衍，实际上就是光武冷处理大宗四庙的表现。建武十九年的宗庙制度需要实现接续刘宗、迎合谶语的目标，元帝以下诸帝本就功德有亏，加上世系与东汉皇帝重合，只得与西汉其余皇帝一道仅在长安故高庙祭祀。
《独断》云：“光武虽在十二，于父子之次，于成帝为兄弟，于哀帝为诸父，于平帝为父祖，皆不可为之后，上至元帝，于光武为父，故上继元帝而为九世。故《河图》曰‘赤九世会昌’，谓光武也；‘十世以光’，谓孝明也；‘十一以兴’，谓孝章也。成虽在九，哀虽在十，平虽在十一，不称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元、成、哀、平四帝并未起到代替光武四亲庙的作用。东汉皇帝在计算两汉世次时往往摒弃成、哀、平三帝，径直计算东汉帝室，如元和二年（85）章帝诏书引《河图》“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之说，称：“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李贤注云：“九谓光武，十谓明帝，十一谓章帝也。”
章帝此说暗喻自身应谶，理应兴作。文士亦耳濡目染，章帝好巡狩，文士频频作文歌颂，其中便涉及《河图》谶语，如班固《南巡颂》即称“惟汉再受命， 系叶十一”，又崔骃《东巡颂》有云：“挈縢籍之休符， 兼十一之嘉征。”“十一”之数，自然就是指章帝。陈君认为此说受到了“谶纬”的影响，是对《河图》的回应。归根结底，这是光武改革宗庙，主动接续宣、元，贬抑成、哀、平三帝的结果。
再者，光武四亲庙皆称皇考庙，各归园庙，由所在郡县祭祀。宣帝庙号的成立，使得光武四亲庙存在的意义自动消解。光武设计的汉家宗庙，即“一祖二宗+四亲庙”结构严整，“太祖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舂陵节侯刘买—— 郁林太守刘外——巨鹿都尉刘回——南顿令刘钦”，这一序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依照光武的设计，四亲庙上溯至舂陵节侯刘买，其与戾太子、昭帝同辈，正好可视为宗法上的武帝之子，接续西汉大宗，强调东汉的正统来源。东汉对西汉政治遗产承继进程的深入，使得光武不得不主动向汉家大宗靠拢，追认宣帝庙号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这一举动等于贬抑光武私亲。宣帝庙号的成立，意味着与宣帝同辈的刘回乃至刘外、刘买都不再具有被大宗祭祀的资格，光武的七庙构想无法再继续维持，只能将四亲庙改为皇考庙等，于故园庙由臣下祭祀。王尔认为张纯在 强调“为人后者为人子”的立场同时，主张效法高、宣二帝设立皇考庙，“这样，光武既保全了西汉诸帝大宗法统的地位，又对‘私亲’南顿四亲不失尊敬”。
四园庙依据葬地分属南阳、零陵两郡。光武本生祖、父巨鹿都尉刘回与南顿令刘钦的墓地在南阳郡章陵县，即原舂陵乡所在。建武六年光武升格舂陵乡为章陵县，依照高帝故里丰、沛的规格永世免除当地徭役。建武十九年光武改革庙制，下诏称：“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刘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将耿遵治皇祖庙旧庐稻田。”又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所辖章陵县引《古今注》云：“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将耿遵筑城。”可知建武十八年光武命中郎将耿遵筑章陵城，并修葺南顿令皇考庙与巨鹿都尉皇祖考庙及旧庐稻田。
建武十九年诏书又称：“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刘昭注引如淳曰：“宗庙在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可知光武父祖墓地确属南阳。《独断》载：“光武继孝元，亦不敢加尊号于祖父也。世祖父南顿令曰皇考，祖巨鹿都尉曰皇祖。曾祖郁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舂陵节侯曰皇高祖。起陵庙，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舂陵节侯刘买与郁林太守刘外应葬在零陵泠道县。章陵亲庙与泠道亲庙往常多由南阳、零陵两郡太守派遣使者祭祀。
东汉亦有祭祀长沙定王之举，如元和元年（84）冬十月己未，章帝进幸江陵，诏长沙、零陵两郡太守祭祀长沙定王、舂陵节侯和郁林府君。又延光四年（125）三月辛酉安帝分遣使者祭祀三君。光武前次所立亲庙并无长沙定王刘发之位，建武十九年宗庙改制时亦只言及南阳舂陵。章帝、安帝的祭祀表明刘发墓在长沙郡，并应设有园庙以供祭祀侍奉。
光武本支私亲在洛阳的退却，也影响了文士对西汉历史的书写。皇考庙的设立，乃至戾太子、戾后的墓园修葺是宣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但就礼制而言，始终有窒碍难通之处，班固便视此为非礼。成帝朝皇考庙及宣帝新设的相关建筑屡遭回禄之灾，班固皆将其难归咎于设立之初有违礼制，并将此灾与成帝朝外戚后妃乱政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建立“征—应”联系，完成《五行志》特有的书写。
如建始元年（前32）正月乙丑皇考庙遇火，《汉书·五行志》云：“初，宣帝为昭帝后而立父庙，于礼不正。”彼时王凤权倾朝野，故班固以为天降灾祸示警，时人不察。王氏先后五位大司马乱政，最终王莽代汉。又成帝永始元年（前16）正月戊午，戾后园南阙遇火。《汉书·五行志》云：“戾后，卫太子妾，遭巫蛊之祸，宣帝既立，追加尊号，于礼不正。”这则联系成帝专宠赵飞燕，赵飞燕起于微贱，恃宠骄妒，谋害皇子。“与礼不正”的反复强调，既是班固对宣帝立皇考庙的直接反对，亦是光武改革庙制、降格私亲后一般政治认识的具体表现。
（二）东汉皇帝对光武四亲庙的维系
建武十九年的宗庙改革使得东汉私亲让位于汉家大宗，但东汉皇帝仍有意维系并强调自身谱系。东汉皇帝，尤其是前几位君主多次以巡幸之名前往本支先祖园庙所在的章陵亲自祭祀先人，便是例证。如建武十八年十月庚辰光武巡幸宜城，返回后，“祀章陵”；又永平十年（67）闰四月甲午，明帝南巡，至南阳，“祀章陵”；元和元年九月辛丑章帝巡幸章陵，“祠旧宅园庙”。依照东汉制度，祭祀本支先祖，应由有司、使者代为祭祀，皇帝亲往祭祀，明显有尊崇本支之意。王柏中指出：“东汉建立以后，对于关中的西汉帝陵和南阳的亲祖墓园，光武帝刘秀都委派专员或指令地方官员管理，按时祭祀。但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和血亲致敬的考虑，他又借巡幸之机亲往巡陵，加礼祭祀。嗣后的东汉诸帝承袭了这一做法，所以巡幸祭陵遂成为东汉陵寝祭祀的一种重要方式。”
光武还追念故侯，重建舂陵侯大宗谱系。建武十八年光武下令依照园陵规制于章陵设立舂陵考侯、康侯庙，置啬夫管理相关事宜，又诏令零陵郡奉祠舂陵节侯、戴侯庙，一年五祀，另置啬夫、佐吏各一人管理。节侯刘买——戴侯刘熊渠 ——考侯刘仁——康侯刘敞，正是自武帝封长沙定王之子刘买为舂陵侯以来的舂陵侯国大宗谱系。光武一支自第二代起就与舂陵侯国大宗分离，光武此时为诸位舂陵侯立庙，令专人管理祭祀，有奖掖故侯嫡子刘祉首先来归之意。建武十九年宗庙改革后该制依旧，此举亦为说明光武一支从哪里来的问题。东汉皇帝又亲自前往与本支父祖相关的旧址祭祀。
《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三年章帝北巡诸事云：“（二月）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祠显宗于始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周寿昌曰：“正堂，齐丞相治事之堂。《五行志》日食条下有云‘避正堂’。《后书·章帝纪》‘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皆官舍之正堂也。”元氏与光武、明帝息息相关。元氏县属光武创业根本——河北的要地，光武建号前后数至元氏讨平贼寇。明帝更于光武讨贼途中出生在元氏县。
建武四年光武征讨彭宠，贵人阴丽华随行，五月巡至元氏，甲申，明帝降生。永平五年（62）十月明帝至邺城，常山三老还曾以此为由请明帝免除元氏赋税。李贤注云：“明帝生于常山元氏传舍也。”高邑在元氏东南不远，即原鄗县，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光武在县南千秋亭五成陌设坛场即皇帝位，礼毕后改鄗县为高邑。始生堂、即位坛等建筑皆与东汉的创业历史息息相关。章帝巡狩四方，是其志在复古的重要表现，且内涵消弭诸侯王威胁的意义。巡狩至此，章帝祭祀先君，显然有强调东汉帝王谱系之意。
东汉皇帝更主动向本支先祖祈福。安帝就曾因事祭祀本支先祖。延光四年二月甲辰安帝南巡，三月庚申，车驾至宛城，安帝病重。次日，即辛酉，安帝命帝舅大将军耿宝代行太尉事，祭祀章陵园庙，即巨鹿都尉刘回与南顿令刘钦二庙，并告长沙、零陵太守，祭祀长沙定王、舂陵节侯与郁林府君。东汉虽有巡幸祭祀的故事，但结合安帝重病的背景以及其至宛城后仓促地委任耿宝代行祭祀之任，并告两地太守祭祀先人的举动，可推知安帝此举应源于对自身罹患重病，或不久于人世的恐惧，遣使前往祭祀隶属郡县的本世系先祖园庙，明显带有祈福的政治内涵，如元帝寢疾匡衡告祭宗庙一般。
从地理上来看，章陵距离宛城不远，较之洛阳更近，长沙、零陵二郡与宛城的距离远远超过宛城与洛阳的距离。安帝不选择就近遣使返回洛阳高庙祭祀两汉先祖，而是祭祀东汉本支先祖，并将祭祀对象追溯到长沙定王，凸显出东汉皇帝重建谱系的自觉意识。毕竟天命难改，在诏令祭祀先祖后六日，安帝驾崩于叶县，祈福园庙延寿之举失败，但这一举动还是表现出了东汉皇帝对本支世系的认同。
东汉皇帝兴复古礼、巡狩四方，文士作文颂德，极力歌颂皇帝祭祀本支先祖之状。章帝时崔骃上《四巡颂》，将章帝南巡与北巡祭祀东汉本支先祖的情状记录在案并极力渲染。《南巡颂》序云：“于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其正文展开叙述祭礼云：“纡萦汝颖，登陟陵陆，遂臻章园。修吉珪之嘉享兮，班神序于灵□。庶寮萋以位宾兮，群后俨而来虔。明德馨以芬鬯兮，皇祖欣以舞欢。陨鸿祉于帝室兮，降禳禳于显期。人喻义而悦德兮，乐我君之来嬉。既乃周望郊野，逍遥旧家，原隰弥平，白水丹波。弈弈池沼，寝液圃涯，可谓乐土者已。”崔骃更拔高南阳的政治地位，以周喻汉，视其为汉朝的发源地，“昔周人逾岐，而漆沮作颂，汉济江沔，胥度此邦，同基王迹，爰即大中。日斯匪人，抑有天功，岂不皇哉”。
又《北巡颂》云：“欣元氏之育圣兮，肃高邑之登皇。”这显然是记述章帝祭祀光武、元帝乃至始生堂与即位坛的真实写照。又张衡《南都赋》讲述刘氏发家史时极力强调南阳的重要地位：“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远世则刘后甘厥龙醢，视鲁县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尧山。固灵根于夏叶，终三代而始蕃。非纯德之宏图，孰能揆而处旃！近则考侯思故，匪居匪宁。秽长沙之无乐，历江湘而北征。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察兹邦之神伟，启天心而寤灵。于其宫室，则有园庐旧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华丽，连阁焕其相徽。圣皇之所逍遥，灵祇之所保绥。章陵郁以青葱，清庙肃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弥万祀而无衰。帝王臧其擅美，咏南音以顾怀。”
由张衡赋可知，章陵园庐旧宅建筑巍峨，修饰华丽，构造复杂，显然是光武重开汉德后修葺的结果。“章陵郁以青葱，清庙肃以微微”云云更描绘了园庙周边幽静的环境。李善注引《尔雅》曰：“青谓之葱，林木茂盛之貌。”又释“微微”为“幽静貌”。此清庙含义未明，应指章陵具体的园庙建筑，即皇考庙与皇祖考庙。章陵林木茂盛，园庙肃穆的景象跃然纸上。以南都称南阳，用清庙称皇祖考庙，显然使南阳具有与国都洛阳相同的地位，皇祖考庙具有与洛阳所见高庙、世祖庙相同的规格。
总之，宣帝中宗庙号的成立，使得原本四亲庙失去了继续存在于洛阳的合法性，光武只得贬抑私亲，令有司、使者于四祖园庙所在祭祀。东汉皇帝通过皇帝巡狩来维系并强调自身谱系，不过，这一举动在安帝以后就难以为继，东汉后期自身因素的进一步消解，使得东汉刘秀这一支最终重新融入到西汉大宗之中。
宣帝庙号确立的曲折过程是两汉之际政治文化转型的反映。宣帝虽在平帝治下获得庙号，却是王莽收揽人心的产物，因此光武等创业伊始只祭祀汉朝一祖二宗，意在消除王莽的政治影响，以达到尊奉汉朝正统、涤荡人心的目的。此外，光武此举另有继周与立汉两层内涵。首先，光武追尊一祖二宗是向周制的合理回溯，重塑 庙号的权威。再者，光 武为强调东汉较之西汉的独立性，依照世系拔擢私亲，实际继承了王莽改制的成果，为私亲四人 立庙。这又恰好符合当时的汉制，与三不毁庙组成七庙。
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与内政建设的展开，东汉政治重新回归“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孝宣政治逐渐成为东汉参考的对象，这一转型提升了宣帝的政治地位。为此光武褒扬宣帝，重新为其上中宗庙号。宣帝与光武先祖的世次冲突，也使得前者庙号的最终成立，意味着象征东汉独立性的光武四亲庙的存在意义自动消解，东汉尝试在汉朝整体的大框架内构筑其自身政治谱系的尝试失败。光武在洛阳撤销四亲庙建制，回归葬地祭祀先祖。不过，东汉并没有放弃光 武四亲庙，皇帝仍通过遣使祭祀、巡幸等方式维系与本生先祖的联系，一定程度上仍保持属于东汉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