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

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开创至今，已历三代；据说，第四代亦已崭露头角，如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福斯特（Rainer Forster）和政治学系的尼森（Peter Niesen），就深得哈贝马斯的赏识，但他们终究还未成大器，说他们自立一代，恐怕还为时过早。

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代都有一个核心人物：第一代我们都知道，是霍克海默，他用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二代是哈贝马斯，他总是嫌他的老师经验性太重，规范性欠缺，老是要来一个“拨乱反正”，用他的《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为批判理论奠定了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第三代是现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霍耐特，他在最近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Zur Zukunf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中试图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一直都被命名为“批判理论”，以此强调其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那么何谓批判呢？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定论，就连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也有着不同甚至相对的理解。不过，粗略地说，大概跑不出这样三个层面：思想层面，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社会层面，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最后是国家层面，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三个层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照应，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我们又可以这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实际上还是在卢卡奇的思想里打转转，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总体性。

在总体性批判概念的指引下，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三代、七十多年的发展，实属不易。可是，到了法兰克福大学之后，我才知道，所谓三代，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含义是有些差别的。也就是说，某些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导师并不是其制度的掌门人，制度的掌门人也不是学派的理论舵手。这一错位现象发生在第二代那里，因为，第二代的理论导师是哈贝马斯，而制度掌门人却一直都是他的师兄弟弗里德堡。两个人一个具有叛逆性，因强调规范性研究而不被霍克海默一代容忍；一个则中规中矩，坚决贯彻导师的意志。

我们这里不想从理论上，而想从制度上来介绍一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在制度上，第一代的掌门人仍是霍克海默，这点没有问题。对霍克海默，我们已有相当的了解，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二代是弗里德堡。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弗里德堡是何许人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弗里德堡生于1924年，和社会研究所同龄，1951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实习，认识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此，与社会研究所结下了终生之缘，大学毕业后，在社会研究所担任助教。1960年，他跟着阿多诺获得教授资格，1962—1966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6年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成为社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1969年出任黑森州的文化部长，1975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2001年3月28日退休。

作为社会学家，弗里德堡以经验研究见长，长期致力于产业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1980年代开始转向研究民主文化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问题。此外，他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急先锋，在担任黑森州文化部长期间，努力打通教育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为德国“后1968教育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弗里德堡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和哈贝马斯等合作的《大学生与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1961）、《产业社会学》（Soziologie des Betriebsklimas.Studien zur Deutung empirischer Untersuchungen in Deutschland，1963）、《德国的教育改革》（Bildungsreform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iderspruch，1992）以及《教育：在启蒙与适应之间》（Bildung zwischen Aufklärung und Anpassung，1994）等。

1999年春天，我拿着霍耐特教授的推荐信，到弗里德堡教授的办公室去拜访他。办公室以前是阿多诺的，位于社会研究所一楼靠近马路的角上，里外两间，相当阔气。那时，老先生已逾古稀，虽然清瘦，但精神矍铄，每天都坚持上班，正在全力筹划社会研究所的75岁华诞。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介绍了社会研究所与汉语世界在历史上的接触情况。当我告诉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热门时，老先生显得有些兴奋。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在不同场合还有过几次见面。但就在那年的夏天，社会研究所发生了“地震”。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就是弗里德堡一直都很信赖的助手杜比尔（Helmuth Dubiel）对他进行了攻击，认为他长期坚持经验研究，对当代学术动向缺乏起码的了解，把社会研究所带进了死胡同。记得杜比尔对新闻媒体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社会研究所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端坐在船长室的人压根就不知道航向，这艘船要是不沉才怪呢！”

于是，杜比尔在研究所内外发动了一些人起来反对弗里德堡的“权威领导”，要求弗里德堡交出权力，由他自己来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姜还是老的辣，这场冲突最后以杜比尔被迫离开社会研究所而告终。对于杜比尔的这次“造反”，有人说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在弗里德堡当政期间，杜比尔一直都是大红人，所里的主要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方式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换言之，如果说弗里德堡真的是一个“权威领导者”的话，那也是由杜比尔自己精心塑造起来的。

事态渐渐平息了，可社会研究所内部的矛盾也彻底暴露了。一时间，德国许多媒体借机造势，纷纷对社会研究所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判意见，有些还把矛头对准了弗里德堡教授。比如，有媒体就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表兄弟”汉堡社会研究所（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说事，认为汉堡社会研究所后来居上，这些年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果，三卷本《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运动》（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Studentenbewegung），就是该所研究员克劳斯哈尔（Wolfgang Kraushaar）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在近2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乏善可陈。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媒体对社会研究所的批判只限于制度层面，因为若是泛论法兰克福学派，近20年，不说别人，单是哈贝马斯就足以奠定研究所在学界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媒体攻击社会研究所，矛头针对的是其内在结构，特别是在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欠缺。

看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非要“改朝换代”不可了，霍耐特被集体推选为弗里德堡的接班人。作为哈贝马斯的亲炙弟子，霍耐特在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法哲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生平比较简单，1949年生于德国北部城市埃森（Essen），曾在波恩、波鸿、柏林等地学习哲学、社会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做哈贝马斯的助手，1990年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到康斯坦茨大学哲学系任教，1992年转到柏林自由大学，1996年，应聘到法兰克福大学接任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教职，2000年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

霍耐特的主要著作有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1985）、《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1989）、教授资格论文《为承认而斗争》（Kampf um Anerkennung.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1992）、《非一体化》（Desintegration：Bruchstücke einer soziologischen Zeitdiagnose，1994）、《黑格尔法哲学之重建》（Suffering from lndeterminacy：An Attempt at a Reactualiz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Two Lectures，2000）、《正义的他者》（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2000）、《麻烦的不确定性》（Leiden an Unbestimmtheit，2001）等。

2001年3月28日，社会研究所举行仪式，欢送弗里德堡，欢迎霍耐特。霍耐特发表了演讲，题为“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这也是霍耐特就任所长以来首次就研究所的发展方向阐明看法，因此也可以看做他的“施政报告”。细读起来，霍耐特的报告还颇有些霍克海默当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味道。他一上来就直陈当代理论研究的困境，认为社会研究所的出路就在于把社会哲学的规范性经验与社会研究的实践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社会研究所从1970年代以来的非规范化趋向。此外，霍耐特也不讳言，在他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哈贝马斯曾给了他许多建议，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他必须到交往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当中去寻找批判的前理论力量。

不难看到，霍耐特实际上彻底否定了弗里德堡的那套做法，他想把社会研究所带到哈贝马斯的思路上。回想起来，历史真是有意思，当年，哈贝马斯就因为不满社会研究所内部日益昌盛的经验研究而不得不离开法兰克福，成为一个“漂游在外的成员”。据说，1980年代初，哈贝马斯重回法兰克福大学之后，拒绝回到社会研究所任职，而只在哲学系任教。如今，他的学生霍耐特又把他的主张继承下来，并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社会研究所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来。作为新一代掌门人，霍耐特在理论上与制度上都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也显示出雄心壮志，他最终能否成功，学界还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