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北京白天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阴，微风，是利于行动的好天气。

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却也是历史难忘的一天。

也就是这一天，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

这项行动，由华国锋、叶剑英同志领导，汪东兴同志组织实施，周密部署之下，行动最终大获成功。

多少年来，有关这项行动的很多细节依然不为人知，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某些历史真相仍属未解之谜，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如汪东兴所起作用也是知之不多。

直到当年直接参与现场抓捕行动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以及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等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等详忆当年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之人和事，很多历史真相才浮出水面。

长久以来，对于“四人帮”一伙，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一直都看得清楚，尤其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以后，大家更明白，同“四人帮”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场较量。

在这场较量中，叶帅和华国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而除二人之外，要想战胜“四人帮”，还有一个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汪东兴

这个人就是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叶帅一样，汪东兴也是一名经过长征洗礼的老红军，他掌管着中央警卫局，警卫局上上下下的警卫员都听他号令。

他忠于毛主席，并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一早看不下去。

1976年9月12日，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叶帅借助中间休息时间特意安排了一场同汪东兴的密谈，叮嘱他“保重身体，顶住压力……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当时听完，就表示：“对这伙人，多年来已看透了，他们是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紧接着3天后，9月15日，叶帅同汪东兴又进行了一次密谈。

10月2日，叶帅更是亲自去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这一次，两人一拍即合，“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

临出门前，叶帅又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错失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要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当即重重点头，只道一声：“我明白。”

送走叶帅，当晚9时，汪东兴就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住地。

这一次，华国锋要汪东兴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并直言：“时间紧迫，你制定方案时，一定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

张春桥

“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他们最近也已经多次进行密谈了，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

说干就干，当晚，汪东兴就让值班秘书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以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自己办公室开会。

由于更早之前，针对“四人帮”问题，毛主席生前就已经多次点名批评，并表示“四人帮”问题一定要解决，另外，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形势也是比较明朗的、

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一进门，汪东兴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采取行动。”

一边说话，汪东兴还一边用手指比划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并攥紧拳头。

大家顿时了然于胸，这是要做到一网打尽的意思。

10月3日凌晨3时，一份将挽救国家民族和党于危难之中的行动方案就这样出炉了。

叶帅、华国锋和汪东兴聚头商议后，最后确定以坚决的方式进行“智取”。

具体方案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为常委的王洪文、张春桥必须参加，另外再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行动时间久定在10月6日。

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即以一级战备的名义，对地下工程进行了全面检查，以保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能够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

10月5日，为保万无一失，汪东兴又和武健华一起，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入口、停车场还有相关后勤保障等工作都进行了细致的布置和检查。

至于行动人员的挑选，更不用多说，经过了反复斟酌，最终从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抽调二十几名干部，编成四个行动小组。

10月6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当晚，北京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路口也被监视起来。

怀仁堂的会议定在晚上8时召开，而叶帅和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就已经坐在了会议室大厅的沙发之上。

负责组织实施抓捕工作的汪东兴已经带着警卫人员暗中守候在大厅。

会议室内时钟滴答滴答，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沉重静候。

快到8点时，王洪文第一个踏进了怀仁堂会场，等他意识到情况不对，骂骂咧咧开始反抗时就已经被控制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张春桥。

当晚，张春桥带着自己最喜欢的贴身警卫员，因为身强体壮，身材魁梧，这个警卫员又被称作“大熊”。

张春桥接到要到怀仁堂开会的通知时，人还在家乡休假，突然被招回北京，他心里应该是有过疑虑的。

不过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同志们太了解张春桥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主题之所以定为研究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是因为张春桥。

因为一直以来，张春桥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权很是在意，期间他还曾亲自找李鑫询问过有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并特意问李鑫要了几份稿子去看，所以常委会议的内容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对张春桥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按照惯例，中央对研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尤其是涉及稿子的问题，向来都是在怀仁堂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选集》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而对于这些规定，张春桥再清楚不过。

所以当接到开会通知并知道开会内容后，张春桥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

这期间，为了以防万一，张春桥外出时要求“大熊”寸步不离，包括到怀仁堂开会时。

不过，即便如此，大势所趋，张春桥注定是躲不过的。

当晚，张春桥带上“大熊”，来到怀仁堂。二人刚走到门口时，一早在现场等候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春就迎了上去，并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

张春桥板着脸，冷冷问了句：“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经到了吗？”

纪和春答：“到了，他们都在等你。”

说话间，纪和春就伸出手臂，做了个请的姿势，引着张春桥朝里面走去。

这时，“大熊”作势要寸步不离跟进去，而门口的两名警卫当即将“大熊”拦了下来。

张春桥顿时回过头来，嗅到一丝到不对劲的他警觉问道：“怎么回事？”

纪和春则非常镇定，不慌不忙得解释道：“没什么，首长们在里面开会，按规定，随行人员被安排在外面大厅休息。”

张春桥闻言点头了点头，没什么办法，就自己继续朝着里面走去。

等到他们推开“会议室”的大门时，看到里面的情景，张春桥才顿时警铃大作，不过这时候已经晚了，门后几个警卫员上来，一下子就将张春桥扭住了。

张春桥立即大叫几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是在干什么？”

这时，等候在外面的“大熊”在前厅被拦下后，到旁边一间屋子休息，见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他冲大家点了点头，然后选了个位置，坐下喝起茶来。

不过他喝茶是假，随时听着里面的动静才是真，为此，他特意挑了门口的位置喝茶。

张春桥在里面喊了几声，“大熊”已经听到了，他当即站起身了，就要往里面走。

警卫员的一名副团长见状，当即冲行动小组成员使了个眼色，大家很快冲上来，就要缴“大熊”别在腰上的那把手枪。

结果“大熊”不愧是张春桥最看重的贴身警卫员，三下两除二就提前拔出了手枪。

昔日警卫团的“熟人”，突然间这样形成对阵，互相怒视，一旦发生差池，极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在这关键时刻，那位副团长当即大声命令道：“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对张春桥进行隔离审查！”

“大熊”听到这句话，明显一愣，满眼诧异，回过神来当即说道：“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于是赶紧给汪东兴打电话，并第一时间将话筒递到了“大熊”耳边。

听着电话里汪东兴的声音传来，“大熊”才终于坚定回答：“是！我服从命令！”

说完，“大熊”将原本紧紧攥在手里的手枪好整以暇地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大厅这边的隐患才算消除，另一边，“会议室”里，张春桥还试图“奋起反抗”，只听见华国锋严肃地向他宣布：“张春桥你听着，中央已经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听到华国锋此言，张春桥的威风一下子泄了大半，全然不见往日那副“军师”“智囊”的模样，两条腿都禁不住有些打颤，很快就被监护人员拉着带着了。

1977年4月9日，张春桥被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被押至秦城监狱。

张春桥全程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

随着后期审判工作的展开和圆满结束，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一场笼罩在神州大地上十年浩劫也终于结束了，越来越多在十年间进行了坚决斗争的老同志们，终于不受阻挠地重新出来工作，新时期的篇章铺陈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