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提携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璈于1917年7月27日被任命为总处署副总裁，次年2月24日实授。总裁换了一任又一任，先后有王克敏、冯耿光和金还，而张嘉璈的副总裁始终没有更动，直到北伐战争胜利中国银行改组为止。

王克敏是政客，志不在中国银行，冯耿光人称冯六爷，爱京戏，以捧梅兰芳为事；金还的健康欠佳；他们三人你上我下接连五任。因此，中国银行的实权操在副总裁张嘉璈手里。

张嘉璈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抵广州，设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军政。

由于历届广东政府积欠中国银行款项达700余万元，造成中国银行钞票贬值，广东省分行迁往香港，直到同年4月16日，广州中国银行才复业，但只是支行，受在香港的分行节制。

5月，叶恭绰出任财致部长，派陈其瑗出任中国银行监理官。陈向广州支行索借5万元，行长凌骥极力婉拒。叶陈遂声言凌“通北附逆”，迫使凌避居香港。陈又致函省分行行长贝祖诒索借，贝推说要请示总行，始终未允。

借款既不成，12月20日又颁下大元帅令:“着中国银行即将广东盐务稽核分所前存该行各款项计110，540，91元，扫数交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提取，作应军事急用，此令。孙文。”该款本是旧帐，原经有关各方商定不得动支的，广州支行急向上请示，未能付款。时隔不久，于1924年1月上旬，宋子文即将广州支行会计主任王英才扣留。以后又发生了拘禁广州支行行员及通缉凌骥的事件，……总之，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

宋子文

这一切情况，都报到张嘉璈那里。张考虑到，广州支行实际上已被南方政府没收，就银行方面来说，拒绝借款和提款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孙中山代表革命力量。一旦北伐，腐败反动的北洋政府必然垮台，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对中国银行本来就无好感(详见本刊本年第一期拙文)，今若拒之过激，将来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中国银行将无立足之地。因此，必须改弦更张，不能重蹈大清银行集团的覆辙。

于是，张嘉璈就派舒石父、张亚伯两人到广东去与革命政府琉通关系，贝祖诒要他们先去找广东财政厅长陈其瑗；在写给他的介绍信上说:“敝广行事去冬龙媒(即凌骥)以地位所关，不免稍有误会，其实彼此皆属为公，初无芥蒂。现敝总处专派舒石父、张亚伯两君到粤接洽一切，藉表歉忱，千乞随时照拂，是所至感。”(1924年8月11日)

陈其瑷果然“竭诚相与”，但宋子文却不肯就见，他要拿拿架子，以便向中国银行提出条件。陈于9月2日复贝函说:“中央银行(这是广东中央银行，不是北伐后成立的中央银行，该行后改为广东省银行)与贵行互相维系，弟本极端赞成，并将此意婉达宋行长，但宋行长现在未甚愿意，目下尚难进行，俟迟日有机会时再行详为疏通一切，以副雅望。”

舒、张两人奉密令而来，“岂有不见真佛儿的理”。他们住在广州亚洲大酒店，免不了到处活动，请客送礼，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据张亚伯信:“内中有送与许(许崇智，军事部长)、吴(吴铁城，广东警务处处长)、宋三君物件，除已有之物(即北京带来的重礼)不计外，烟酒两件系在广州所购，”从宋信看，送礼不止一次，而且是托人转送的。

私人关系既经疏通， 就可以密商条件了。

蒋介石

就宋子文来说，倒不是贪图吃喝和礼物，他是中央银行的行长，军政各费要他给，这只有发钞票，而发钞票要有现金准备以应付兑现，他要中国银行拿出钱来，这才是他愿意与之改善关系的实质。

1924年10月，贝祖诒赴广州与宋子文密商，事后即报告总处。11月7日，张嘉璈复函说:“顷得10月24日来书，备悉一切。广行复业事，非速谋解决不可，宋子文所提条件，不妨先与商定，声明总处拨到现款，再为实行，仍请兄斟酌应付。惟港币7万元拟商各行分担一节，自战事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于9月15日爆发，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28日直军在山海父败溃，此外，尚有齐卢之战，及谭延闿率军北伐等)后，南北各行银根均紧，……总处将于上海召集行务会议，共商本行一切大计，俟交通恢复，即可举行。”

宋子文提的什么条件呢?据张嘉璈于晚年所披露的《随笔》说:“我即密嘱其(指贝祖诒)往广州一行，与宋氏面洽。获知需借现金200万元。当即电告港行允予承借四分之一，计50万元。宋氏藉此进行其钞票整理计划。”

作为回报，当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师北伐时，宋子文曾电令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

至此，中国银行已经完成了秘密投靠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步。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在北京，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张嘉璈私通南方政权，北洋政府怎能不发现呢?中国银行原来是官商股各半，后来商股不断增加，官股不断卖出(因北洋政府财政日窘)，南方政府准备北伐时官股已微不足道，常务董事会已不代表官股的利益而代表商股的利益了，故内部意见比较一致；同时北洋政府因政局混乱，直皖率三系纷争，也无暇顾及中国银行了。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9月20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1926年4月16日，蒋介石被推为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11日，拟定北伐计划，6月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方，奉系控制北京，直系的吴佩孚控制湘鄂。

张嘉璈面对这种形势，感到北伐已迫在眉睫，在北京耳目众多，遥控南方甚为不便，于是与总裁金还及常务董事们商量，决定由他以副总裁名义驻沪，就近指挥南方行务。1926年6月中，张带秘书一人，在上海分行二楼辟室办公。

7月9日，蒋介石行总司令就职礼，誓师北伐。10日克湘潭，11日克长沙。8月18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19日克平江，22日克岳州等，29日再克汀泗桥，30日克贺胜桥。9月6日克汉阳，另一支北伐军攻克赣州。

张嘉璈见北伐军势如破竹，大势已定，遂于9月中旬密电南昌支行汇款30万至赣州，以备北伐军兑现之用。据张的《随笔》说：“迨九月初，北伐军抵达赣州后，查悉当地商民习用银元，或能兑换银元之纸币，而该军所携现款有限，需用现银元迫切。蒋总司令因电驻天津正待南下之黄庸白(黄郛)，转嘱我在上海设法汇济。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动大军，准备对国民革命军作殊死战，对银行举动，监督至严，加以赣州僻处内地，调汇不易。惟中行在绝对保密之下，卒获如约汇济30万元巨款。”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黄郛离津南下前，张嘉璈曾指示北京总处托带函件密令汉口分行代理经理汪翊唐，俟蒋介石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后因蒋未到武汉，借支未成事实。

11月8日，北伐军克复南昌。1927年1月初，张密电南昌分行拨款20万元交蒋介石。张的《随笔》说:“蒋总司令于去年11月初进驻南昌后，复通过黄膺白转嘱我由沪拨汇南昌现款20万元济用。当时孙传芳已败退南京，中行行员均同情于革命军。此次拨汇巨款，仍复能绝对保密，孙方毫无所知。”

北伐军所到之处，除武汉外，对中国银行都加意保护，自不免引起北洋政府的怀疑。这时正好张嘉璈之母病故，张乃呈请开缺守制；呈文写道:“窃嘉璈于本月中旬迭接沪电，以母病危，迨南下省视，甫抵沪滨，遽遭大故(2月18日)。伏思嘉璈承乏中行，计已十稔，庭闱远隔，定省久亏，忽感风木之悲，徒抱终天之憾，清夜自省，不可为人，不可为子。用敢披沥陈情，恳乞俯赐矜怜，准予开缺，俾可在籍守制，借以稍赎前愆，无任衔恤待命之至”。总长在张氏呈文上批示“拟给假一月”。

1927年2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月底，令军需处长俞飞鹏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支10O万元。沪行经理宋汉章因不知张与黄有约在先，向俞要借款担保品。蒋介石闻讯大怒，令俞在宋汉章办公室坐索，且将借额增加到500万元。张在家闻知，急忙到沪行向俞致歉，照付lOO万元了事。

4月初，蒋介石亲到张氏寓所吊丧，表示慰闻，实际上是别有深意。张嘉璈对蒋说:“此次中国银行得于北伐前后，对国民革命军小尽绵薄，实十余年来苦心培植纸币信用之结果，但基础薄弱，尚待维持。”也就是说，请蒋介石高抬贵手，以后不要再敲竹杠了。

蒋介石吊丧之事，使当时张之母丧备极哀荣，北洋政府岂不闻知。张嘉璈假期已满，理应北上，但他藉口其父“悲悼之余，触发旧疾，日渐沉重”，而滞留沪上。其父果然于6月14日去世，北洋政府也就无话可说，只好让他继续治丧守制了。

抗战期间的张嘉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

1927年6月15日，张嘉璈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财政会议。他的《随笔》说:“我与蒋总司令再四讨论中央财政，决定每月不可超过1，600万元。我估计当时中央收入不足500万元，每月银行界可吸收公债或国库券之数，不过七八百万元。我盼望中央支出，每月以1，400万元为度。惟蒋先生坚持应增加200万元，只得同意。我因告以照目下财政情形，只能集中力量完成北伐，不可再有内战。盖当时颇传蒋先生不谦于广西将领，对白祟禧尤甚。岂知此次谈话，蒋先生误会我偏向桂系，竟然种下民十七年九月间彼此冲突。”至于为什么冲突，怎样冲突谁胜谁败，这是后话，且按下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