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戈林夫妇从意大利回到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段时间是戈林人生第二次低谷时期，与四年前夫妇二人返回德国相比，眼下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们需要依靠卡琳父母的资助才能维持生活，戈林则因为滥用药物和事业严重受挫而情绪低落。他甚至因为时常情绪烦躁，一度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日后戈林每次回忆起在精神病院的经历，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难得的是卡琳一直没有抛弃戈林，两个人虽然开始于一场婚外情，但自从在一起后，卡琳就一直坚定的支持戈林。戈林加入纳粹的前几年，根本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开支和资助给纳粹的经费都来自卡琳的财产。戈林现在对麻醉药物已经产生依赖，高额的开支让两人的财务状况始终没有好转。
让他们的境况雪上加霜的是，他在一战时期担任指挥官的里希特霍芬联队的老兵们居然在戈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口戈林的战绩并没有得到证实，将他排除在老兵协会之外。不仅如此，由于他长期在国外，纳粹已经开除了戈林。愤懑的戈林给希特勒写信，要求归还当初他们夫妇给纳粹的那笔资助，但希特勒显然打算要赖掉这笔欠款。
在德国国内，希特勒已经于1924年12月出狱（他的刑期是5年，刨除羁押的4个月，只坐了9个月的牢），此时纳粹也同样陷入了低谷。为了重启事业，希特勒面见了巴伐利亚行政长官赫尔德，他向后者承诺纳粹今后将循规蹈矩，不再以暴力为活动手段，纳粹的一切活动都将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赫尔德信以为真，在希特勒获假释不久，就对纳粹党及其报纸解禁，并且允许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
此后，希特勒开始整顿纳粹的内部，他首先踢走了鲁登道夫这块用来吸引众人的招牌，将权威的光环全部照在自己身上。然后他在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与天主教议员和德共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超过他们要比在武力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法律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多数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
希特勒的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纳粹的命运，不过他肯定不会乖巧的彻底放弃暴力，而是行事更加隐蔽，他在公开场合则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拯救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在之后的3年里，纳粹的成员人数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1928年，纳粹的人数已达到10.8万人；1929年，一下子就增至17万人。
在当时的德国，纳粹尽管仍然是一个小党，但是它的力量却在不断加强。实业界和金融界的大佬们也对纳粹也越来越感兴趣，大量的捐款源源不断地进入纳粹党的财务部门。而且，纳粹纲领中的一些内容对于许多下层工人和农民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得到了这些人的拥护。
戈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了德国。1927年11月，他先找到了过去的伙伴罗姆，在后者的安排下见到了希特勒本人。可希特勒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希特勒要求他先在柏林的社交界站住脚，然后再谈为纳粹工作的事。显然，希特勒并不想要一个穷困潦倒、毫无用处的戈林。
在柏林缺乏根基的戈林毫无作为，不得不再次回到瑞典，并第二次住进了精神病院。圣诞节前戈林出院，卡琳告诫他不能就这样认输，他必须去德国与希特勒摊牌，让希特勒对他的事情真正重视起来。
1928年1月，戈林又一次回到德国，他再次见到了希特勒，并且决定和希特勒摊牌。戈林首先罗列了自己对纳粹的贡献：他为纳粹流过血，在早期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资助纳粹的活动。不仅如此，他还为纳粹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抱怨希特勒对自己太无情，不仅剥夺了自己的纳粹资格，还不给他重新崛起的机会。
在一番声泪俱下的控诉后，他要求希特勒给他一个即将开始的国会议员竞选的提名资格，否则他将起诉纳粹，要求归还之前借给纳粹的资金。
也许是的确对戈林心有愧疚（可能性不大），也许是担心他起诉自己会给即将开始的国会竞选带来负面影响，也许是希特勒的确需要帮手，也许是他还想继续让戈林发挥他的的社交能力，总之希特勒当场就答应了戈林的请求，让他以纳粹的身份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
1928年5月20日，德国举行大选，在全部的3100万张选票中，纳粹党仅得到了其中的81万张选票。但这个结果纳粹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了，纳粹提出的12个候选人全部当选，他们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团体，已经是国会中名列第九位的党派。
这次选举结果给了纳粹和戈林一次腾飞的机会。几个月前还穷困潦倒的戈林现在是国会议员了，他每个月可以得到500马克的津贴，每个月还能得到纳粹发给他的800马克演讲报酬，这样他至少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但这还仅仅是开始，作为一名议员，他自然受到实业界的青睐。拜尔发动机厂的老板和亨克尔财团的董事长请他担任顾问，每月戈林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大笔酬金。钢铁大王克尔纳在他担任国会议员不久，便命人送来了新公寓的装潢用品和新式的家具。
但戈林并未满足，他向受雇的汉莎航空公司要求，在柏林专为他设一个办事处，开设办事处不到一年，戈林议员就用去了公司的5万马克。汉莎公司的老板米尔希此时已成为戈林的密友，他经常带着钱来找戈林，在戈林的地下车库将钱交给他。
捞钱的同时，戈林并没有忘记为纳粹做事。他四处演讲，以扩大纳粹的影响力。他的演讲内容缺少逻辑性，但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这种风格意外地受到了文化层次较低的底层民众的欢迎，有的时候演讲会场会吸引2~3万人参加。
白天忙于演讲，晚上戈林还会带着卡琳周旋于上流社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在他的游说下，很多名门望族都被发展成了纳粹的成员或者是同情者。他还利用之前在军队的关系，将纳粹的势力渗透到了部队中。总之，戈林在这段时间里，在政界、军界、商界和民众中都混得风生水起。这也让希特勒越来越看重他，尽管戈林是纳粹的议员，但他从来也没有担任过纳粹的党内职务。然而凡是党内最重要的会议和决策，希待勒都要戈林参加。戈林对希特勒的赏识和重用感激不尽，更加卖命地为纳粹的壮大而工作。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暴跌，进而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由于德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国外资本，所以在经济危机面前，各国纷纷从德国撤资，使得刚刚恢复经济繁荣的德国再次陷入衰退当中。众多企业纷纷倒闭，上百万工人失业，人们又回到了一战刚结束时的困顿中。魏玛共和国当局在面对困境时仍然表现得软弱，在应对《凡尔赛条约》的问题上，无法为德国民众和本土的资本争取利益，这让国民十分失望。
希特勒看到了让纳粹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到街上为等候购买几片面包竟要排上几公里长的队伍时，竟然笑了起来。他不懂得这一次经济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确是懂得利用任何一次机会的政客，在极端恶劣的经济形势中，他看到了自己前程上的闪光点。这让他激动不已，简直可以称得上狂喜。
为了抓住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机会，纳粹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全部出动。为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从其他党手中夺得选票，纳粹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无数次集会和演讲大会。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产阶级，此时对纳粹的宣传感到十分悦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热。
戈林此时更加忙碌，他到处参加集会，对外宣讲纳粹的承诺：“如果纳粹上台，希特勒就将使德国摆脱贫困，恢复强大和繁荣；将拒付该死的战争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犹太金融巨头们就范，让他们吐出一定数量的财富，帮助那些穷人；纳粹上台就意味着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在当时德国经济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纳粹的许诺无疑很有蛊惑力。
在此期间，希特勒第二次委派戈林出访意大利，以争取得到后者的资金支持。和4年前相比，戈林已经不是被通缉的罪犯，而是德国炙手可热的国会议员。他得到了墨索里尼超规格的接待，所有在意大利期间的费用都是免费的。而且墨索里尼这一次十分痛快的把资金交给了戈林。
1930年9月14日，大选结果揭晓，纳粹大获全胜。纳粹的头目们都目瞪口呆了，就连希特勒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纳粹在两年前仅得到81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12个席位。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预计纳粹党得到的选票可能会增加3倍，也就是240万张，在国会中可以得到50个席位。可结果却是不敢企求的奇迹，纳粹得到了649万多张选票，这样纳粹就可以在国会中取得107个席位。他们在国会里从排名第九的最小的党，一跃成为排名第二的大党，这样的结果怎能不令他们喜出望外。
1930年的大选，让纳粹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新势力，几年后他们也将登上德国权力的顶峰。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纳粹在到达顶峰时的主要对手和德国其他有重要影响力的势力。
除了纳粹之外，德国国内主要有四股势力，其中两股是纳粹的对手，还有两股是纳粹打算拉拢的对象。而精明的希特勒在通往权力顶峰前，两个竞争对手也时常会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
其一是德共，在1930年的大选中，除了纳粹一跃而起，德共的选票也有大幅度的增长，从两年前的326万张增加到459万张，在国会的席位也达到了77个。由于德共始终站在大资本的对立面，所以在底层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对纳粹来说，那些软弱无能的中产阶级党派，此时已对他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只有德共才是纳粹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击败德共是纳粹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其二是魏玛共和国当局，时任德国总统兴登堡虽然老迈，可毕竟是政坛的老手和德国的元帅。更重要的是他手上掌控着最高权力，他有权任免总·理，可以解散国会。不过这不代表他能够滥用职权，他必须平衡各方势力，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地位。
其三是军队，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施莱切尔（以及前任格罗纳）掌管着军队，虽然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只能保留10万人的陆军，但这支力量在德国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在军队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中有相当数量是一战时期的老兵，他们痛恨《凡尔赛条约》，也警惕经常恶意中伤他们的纳粹。但对于纳粹来说，想要站上权力巅峰并重振德国往日的辉煌，他们必须要拉拢军队的势力。‘
其四是实业界和金融界的大佬们，他们掌控着国家的经济，手里有纳粹缺少的资金。随着纳粹地位的提升，这一股势力也在靠近希特勒等人，但他们也有顾虑，那就是纳粹在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时，会表现出对大资本和大金融势力的攻击性。不过相比纳粹，他们更惧怕德共，两者之间才是真正不可调和的对手。
在有机会摸到权力的金钥匙时，希特勒和戈林等人也行事越来越小心，希特勒和戈林也在这段时间把自己长袖善舞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希特勒在1929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就试图拉近彼此间的关系。针对军队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大批年轻的军官得不到晋升的机会，希特勒说：“从事破坏活动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和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的利益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德共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军队现在所支持的共和国，就是导致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失败的主要责任者，就是它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刀，使德国军队沦落到如此地步，使德国军人在世界面前丢了脸。
希特勒的这些言论并没有改变军队高层对纳粹的看法，时任国防部长格罗纳还于1930年发布一项命令：不允许军队里有纳粹分子！与此同时，他要求军人一定要超脱于任何党派之外，成为一支只为国家服务的军队。
为了整肃军队，格罗纳决定惩戒那些靠近纳粹的军官。1930年春，三名青年军官被军事法庭起诉，罪名是在军队宣传纳粹的理论，他们劝说其他军官在纳粹生事时不要插手，不要开枪。格罗纳原本不想将这件事宣扬出去，但当事人把消息泄露给一家报纸，此事也随即公之于众。
希特勒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在军队中宣讲自己的主张，他参与的方式也很特别，那就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庭审。他还让两名著名律师，同时也是纳粹成员担任三名军官的辩护律师。几个人在法庭上相互配合，俨然把军事法庭变成了纳粹的集会。
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包括：“我一直就抱有这样的看法，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在我们执政之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纳粹并不想进行什么武装叛乱，只想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取得政权。这三位军官如果期望纳粹进行什么武装叛乱的话，这是他们自己理解上的错误”。
当庭长问到他所说的民族革命是什么意思时，希特勒说：“这仅仅指的是拯救我们今天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的束缚，我们并不认为和约就是法律，而是用强制的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尽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希特勒的话使在场的一些陆军军官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是自《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一直深藏于他们内心的想法。许多军官甚至在想，原来我们误会了纳粹党人，他们竟是我们的同路人。
这次法庭审判，由于希特勒的证词，三名青年军官被以叛国罪叛处了一年半的徒刑。希特勒却大获全胜。自此，德国军官们对纳粹党的态度大大转变。正如后来担任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的约德尔，在纽伦堡审讯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我们就放心了。”类似像约德尔这样转变观念的军官为数众多，在“啤酒馆暴动”时极力主张武力镇压的西立克将军，在1930年当上国会议员后，开始公开与希特勒合作，在1932年，他还让其姐姐在总统选举投票时，不要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而投希特勒的票。
在安抚和笼络住军队后，希特勒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德国大资本家身上。早在1928年戈林当选议员后，他就要求戈林尽可能的接触这一阶层，而且效果很明显。戈林在这方面的成绩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妻子卡琳，卡琳出身贵族，从小受到的贵族教育和熟悉上层礼仪让戈林夫妇深受企业界人士的欢迎，二人也为纳粹编制了一张巨大的经济界关系网络。
戈林夫妇先后为希特勒介绍了一批各行业的巨头，其中有德国的煤炭业大王寇道夫，钢铁大王蒂森，德国联合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伏格勒以及一些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银行家。一些开始对纳粹并不感兴趣的工业巨头，在此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戈林和希特勒的努力争取下，也投入了纳粹的怀中，如德国西门子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军火大王克虏伯等人。尤其是克虏伯，他在最初是激烈反对纳粹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变成了一位“超级纳粹”。这些人手中的金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的金库中，成为纳粹夺取德国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柱。
与德共的关系显然不会是拉拢，和他们打交道的是冲锋队。当德共发起集会和竞选活动时，冲锋队就会大打出手，他们的挑衅受到了激烈的回击。从1932年6月份开始，仅在普鲁士一邦，就发生各种形式的流血事件461起，死伤480多人。在7月份的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就达82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徒，30人是德共成员。
在和兴登堡一派的博弈中，由于自己羽翼尚未丰满，希特勒等人比较收敛。而且兴登堡一派面对的局面相当复杂，即便是其内部也并不团结。1932年2月15日，兴登堡总统宣布将再次参加竞选。2月22日，希特勒宣布他将作为纳粹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希特勒并不奢望一下子就成功当选，他是像借着这次时机正式坐在棋牌桌上，以世人一个全新的身份。
以上是1929～1932年德国纳粹为夺取德国政权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和作法。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戈林始终跟在希特勒的后面，以其所有的能量和手段，推波助澜，不时地掀起一阵阵浊浪。
1932年7月31日，德国再次举行国会选举。在之前两次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纳粹在这次竞选中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千方百计地争取选民的支持，经过全力拼搏，其支持者的人数确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次大选的结果证明，纳粹党取得了自从参加大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总共获得了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有230个席位，一跃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德共的选票也有所增加，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增加了12个，共有89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希特勒发自内心地高兴，为纳粹空前的胜利高兴。但高兴之余，又不无遗憾。在所有政党中，纳粹尽管得到的票数最多，但也只不过得到占全部票数的37％的选票，这离要夺取政权所必须拥有的绝对多数的选票还有一定的距离。兴登堡只打算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而不是总理，同时打算让戈林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倾向于接受兴登堡的建议，但希持勒一口回绝了。
8月13日，戈林陪着希特勒再次去见兴登堡，兴登堡仍不肯让步，还教训了希特勒一番。戈林同希特勒一样，虽然有些遗憾，但并不感到绝望。果然机会很快又来了。8月30日，中央党和纳粹党一同推举戈林为国会议长。戈林作为第一个纳粹议长，在9月12日复会的国会上主持了会议。这可以算是戈林人生的又一次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