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美国的支持吉罗一飞冲天，成为法国抵抗运动最有实力的一派，北非海滨城市阿尔及尔也摇身一变成为法国的另一个中心。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吉罗送走了戴高乐，美国人知道吉罗在政治上不是戴高乐的对手，于是给他配备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顾问——让·莫内，给保卫帝国委员会上了一道双保险。

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戴高乐向阿尔及尔派出了北非联络使团，它的使命是推动自由法国和保卫帝国委员会合并。由谁领导这个使团让戴高乐颇费了一些心思，最终他把掌管叙利亚的卡特鲁召回，给美国人使出了一招对对碰。

战前卡特鲁是越南总督，吉罗是第7集团军司令，二人都是上将，地位相仿而且还是老相识。所以吉罗认为这是戴高乐展示的善意，卡特鲁有能力扮演“调停人”的角色。戴高乐可不是这样打算的，卡特鲁赴任前领到了自己的秘密任务——在阿尔及尔建立关系网，确保北非加入自由法国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在内部瓦解吉罗的权力。

戴高乐在伦敦也“小动作”频频，他向外散布吉罗正在“勾结法共”的传言，证据是吉罗释放了400多名犯人，其中大部分是法共。戴高乐清楚英美忌惮什么，虽然在法国本土抵抗组织中也有法共的身影，而且势力很大，但如果让自由法国掌控局面，法共就不过是抵抗组织的一部分。而吉罗是斗不过他们的，将法国交给吉罗就预示着未来的法国是法共的天下。

1943年2月23日，自由法国向吉罗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尽快成立临时政府。他提了几点原则——北非和西非要加入自由法国；废除1940年签订的《贡比涅停战协定》；废除维希政府法律，将那些投降了的，以及与纳粹德国合作过的且负有重大责任的重要领导人撤职；在已获得解放的领土上恢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律；恢复出版、集会、结社、工会自由。

这是戴高乐的阳谋，除了要求北非和西非加入自由法国，其余原则都完全符合民心，吉罗没有理由拒绝。但吉罗犯了难，最让他难办的是撤销原维希分子的职务，因为这些人恰恰是他倚重的人，包括摩洛哥总督诺盖斯、阿尔及利亚总督佩鲁东和西非总督布瓦松。

让·莫内是吉罗的政治顾问，此人颇为了得，战前他长期供职于国联，担任过国联副秘书长。二战爆发后他前往伦敦，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战争物资委员会”高级专员。后来他远赴美国，帮助罗斯福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战后他推动德法联合，被誉为“欧洲之父”，去世后入法国“先贤祠”。

莫内最初反对戴高乐，这让他很快博得了吉罗的信任。当自由法国递交备忘录后，莫内给吉罗的意见是坚持卡萨布兰卡会议定下的原则，与自由法国合并，并由吉罗出任最高统帅，备忘录提出的其他要求则全盘接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吉罗于1943年3月4日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宣布废除维希政府法律，认同战后举行选举。最后他邀请戴高乐来阿尔及尔，共商大事。

戴高乐没有立即动身，他希望事情再发酵一段时间，看看各方的反应，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走。美英乐见于双方消除分歧，罗斯福认为事情正在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吉罗的表态符合自己和美国民众的预期，只要戴高乐和吉罗完成新机构的组建，那这件事就可以尘埃落定了。当然他知道这里面的一个风险点，吉罗需要利用好维希分子，帮助他度过最初的磨合期。

问题恰恰出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认为吉罗背叛了他们。几个月前达尔朗还在的时候，他们就不信任吉罗，达尔朗死后，这些人在盟军的施压下投靠吉罗，原本是抱团取暖，结果这么快就被抛弃了。一些实力派提出了辞呈，其中就包括吉罗的军事助手贝尔热雷将军。

看到吉罗内部出现分裂，戴高乐决定再加一把火。他指名道姓地要求将诺盖斯、佩鲁东和布瓦松撤职，因为他们是维希旧臣，手上有爱国者的鲜血。此外他还提出新机构应遵循法兰西的传统，军、政分离，反对把两个权力交给一个人领导。也就是说吉罗要么管军队，要么管行政，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会削弱吉罗的权力。

整个1943年的春天，自由法国和保卫帝国委员会都争吵不休，双方谁都不肯让步。4月初，盟军逐渐将轴心国军队赶到突尼斯北部，驻扎在赤道非洲地区的自由法国军队从南面进入突尼斯境内，并与吉罗的北非法军直接接触。自由法国许以更高的军衔，加上他们更有效的宣传手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一万多北非法军投向自由法国军队。

吉罗的内部进一步撕裂，一些有实力的资本家起初是支持吉罗的，但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人没有政治前途，反而是戴高乐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于是行政机构的一些人开始倒向戴高乐，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代言人让·莫内。

莫内态度的转变是受到卡特鲁的影响，同时也认清了吉罗是个“政治矮子”。除了莫内之外，接替贝尔热雷将军的德姆维希、主管委员会交通事务的梅耶，甚至包括阿尔及利亚总督佩鲁东也联络卡特鲁，认为整个法国联合在戴高乐将军周围是必要的。

已经完成布局的戴高乐决定出山，他致电吉罗，宣布同意成立统一的委员会，并由自己和吉罗共同领导。吉罗以为事情有了转机，遂于4月27日正式邀请戴高乐前往卡萨布兰卡，尽快达成协议。

戴高乐同意赴约，但不同意去卡萨布兰卡，他提出的会谈地点是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提议一下子就被罗斯福看穿了，自由法国在阿尔及尔有大批支持者，在那里协商势必会干扰谈判进程。他给丘吉尔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新娘’的行为极难令人容忍，他在阿尔及尔建立了自己恶毒的宣传总部，煽动不和。也许戴高乐是诚实的人，但他被野心迷住了心窍，我不知道怎么对待他，或许你可以任命他为马达加斯加总督！”

罗斯福是在向英国施压，一劳永逸地踢掉戴高乐。丘吉尔并不赞同罗斯福的想法，可盟国的主要工作不是法国问题，而是即将开展的“爱斯基摩人计划”（西西里岛登陆）。他不想得罪罗斯福，也不想踢走戴高乐，于是丘吉尔跟罗斯福打起了太极——同意跟戴高乐断交，但需要召开内阁会议获得通过。

战争初期，英国内阁反对戴高乐的声音很大，只有丘吉尔和艾登明确支持他。但是到了1943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转变，丘吉尔对内阁的掌控力已经大大加强，而且相比于和法国的分歧，英国人更在意同美国之间的博弈。踢走已经成熟的戴高乐，换成亲美的吉罗对英国有什么好处？所以英国内阁在戴高乐去留的问题上一直没有结论。

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法国本土抵抗组织。1943年5月15日，让·穆兰公开致电称“建立全国性的委员会已经具备条件，要求尽快在阿尔及尔组建临时政府，交由戴高乐领导，并提议由吉罗担任临时政府的军事首脑”。他还特别强调：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戴高乐听从吉罗的指挥。

这封电报经过广泛传播，得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拥护。法国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戴高乐是唯一一位得到所有抗战组织承认的民族领袖。

5月17日，卡特鲁把电报转交给吉罗。已经没有回旋空间的吉罗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未来政府应由集体领导，一个是临时政府应遵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法律。如果戴高乐同意，则欢迎他来阿尔及尔。戴高乐欣然应允，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对于他来说，这是返乡之旅。临行前他拜会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表达三年来英国人民、政府以及国王本人对法国的支持。他还想去拜访丘吉尔，结果得知丘吉尔不在伦敦。他转而拜访了艾登，二人的对话颇有意味。

艾登问：“你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戴高乐回答：“没有比您的人民更友好的了，但谈到你们的政府，我却得不出相同的看法。”

艾登坦言：“您知道吗？您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比所有欧洲其他盟友带来的麻烦还要多。”戴高乐不否认这一点，他微笑地回答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法兰西是强国。”

戴高乐讲的是真心话，作为欧洲传统强国，法国的问题的确复杂得多。而作为盟友，英国人给予的支持也弥足珍贵。戴高乐刚来英国时一无所有，现在他已经具备重振法国的实力。

当飞机抵达阿尔及尔时，吉罗在卡特鲁的陪同下亲自到机场迎接。戴高乐跟吉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吉罗握着戴高乐的手，两个人脸上都充满笑意，至于内心的想法，彼此也心知肚明。

5月31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与会者除了吉罗和戴高乐，还包括吉罗一方的莫内和乔治将军，以及戴高乐一方的卡特鲁、马西格里和菲利普。双方一开始达成一致意见，由参会的7人成立领导委员会，将来根据需要再增加委员会成员。

接着戴高乐提出了两个焦点问题，即必须解除诺盖斯、布瓦松和佩鲁东的职务，未来成立的委员会与军队总司令职权分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

这两项提议都对吉罗不利，所以他当场表示反对，但他提出的理由虽然有力，却很失人心：军政合一是英美政府同意的，不能更改；美英不反对继续留任三位总督，所以没有必要将他们解职。

吉罗认为手上有英美这把尚方宝剑可以镇住众人，可这里不是卡萨布兰卡，与会的都是法国人，以法兰西桀骜不驯的个性，拿外国政府施压显然会适得其反。被吉罗从法国邀请来的乔治将军心里虽然不满，但还是表示支持吉罗，莫内本是吉罗一派，但他给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其余人自然都支持戴高乐。

吉罗大发雷霆，戴高乐没有和他争吵，而是愤然离席，摔门而去。

31日下午，吉罗和戴高乐举行单独会谈，后者重申自己不会跟维希分子共事，所以二人再次不欢而散。为了制造舆论，戴高乐随即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强调自己来北非的目的是建立有效的权力机构，以便领导人民进行战斗。这个机构必须能维护法国的主权，因此一定要将维希分子排除在外。媒体马上意识到谈判陷入了僵局，于是迅速把它炒成了新闻热点。

吉罗的反击接踵而至，他宣布阿尔及尔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然后任命戴高乐的死敌米塞利耶出任阿尔及尔警察总监，企图威慑戴高乐。米塞利耶也毫不手软，他命令海军舰队驶入阿尔及尔，准备随时将戴高乐逮捕，然后秘密押解到摩洛哥。

戴高乐也不甘示弱，他命令勒克莱尔和德拉米纳指挥的自由法国部队向阿尔及尔开进，以防局势突变。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兵戎相见时，被按在砧板上等待宰割的阿尔及利亚总督佩鲁东决定主动出击。他想到了一个确定出路的办法——给戴高乐和吉罗送去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一封辞职信。他打算试探一下二人的态度，然后决定支持哪一方。

吉罗收到信后并没有多想，选择不回应。戴高乐则把这封信发挥到了极致，他将佩鲁东的信公之于众，然后赞赏后者“迈出了无私的一步”。戴高乐接受了佩鲁东的辞呈，并向他表示敬意。佩鲁东和吉罗没料到戴高乐会来这么一手，佩鲁东偷鸡不成蚀把米，吉罗则背负了包庇维希分子企图实现个人野心的骂名。

戴高乐继续主动出击，在与美国驻北非代表墨菲和英国驻北非代表麦克米伦会谈时，他拉着墨菲的胳膊问：“你们为什么就不理解我？你们为什么总是反对我？法国人不会原谅你们的过失，你们应该支持我，我代表着法国的未来，你们支持我对大家都有好处。”

墨菲以前很讨厌戴高乐，视其为一个独裁者。但是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墨菲改变了看法，他和麦克米伦都见识了吉罗的唯唯诺诺，也见识了戴高乐的坚韧不拔。虽然戴高乐站在本国的对立面，但他们认为戴高乐才是一位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领导法国人战斗。所以自从自由法国联络团来到阿尔及尔后，他们并没有为难卡特鲁。在莫内向他们透露保卫帝国委员会内部机密时，也没有向本国政府提出偏袒吉罗的报告。

当戴高乐带着怨气连续向墨菲发问时，他无言以对。所以当戴高乐作出妥协，表示愿意先成立委员会，再解决总督辞职问题后，墨菲和麦克米伦开始劝说吉罗，让他同意将诺盖斯、布瓦松和佩鲁东解职。

1943年6月2日，领导委员会举行会议，将新机构命名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章程也获得通过，吉罗和戴高乐出任主席，二人又各推选两个人担任委员，吉罗的人选是乔治和莫内，戴高乐的人选是马西格里和菲利普。委员会还推选出一位中间派——卡特鲁。吉罗不知道，莫内已经背着自己和卡特鲁达成协议，所以这个委员会戴高乐一方有五人，吉罗一方只有两人。戴高乐的领导地位已经无法撼动。令他遗憾的是吉罗不仅担任总司令，还在委员会担任主席之一。不过那三位总督已经被彻底踢出局。

1943年6月5日，民族解放委员会重新召开会议，决定扩充委员会成员。新成员共7人，其中4人是戴高乐派，3人表面是吉罗派，但其中2人已经暗中向戴高乐效忠。6月8日，戴高乐再次提出军政分离问题，要求吉罗只能保留武装力量总司令和民族解放委员会两个职务中的一个。吉罗不从，戴高乐则以出走相要挟，然后回到住所闭门不出。

吉罗马上就要失势，美国人不能不出手了。6月19日，艾森豪威尔会见戴高乐和吉罗，提出美国会与新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继续合作，为法军提供武器，前提是吉罗继续担任总司令。戴高乐指责美国插手法国内部事务，会谈不欢而散。见美方没有妥协的意愿，戴高乐不得不低头，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决定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戴高乐出任主席，吉罗任委员。吉罗指挥北非法军，其余法国军队归戴高乐指挥。

吉罗认为在美国的支持下，自己的地位得到了稳固。7月2日，他应邀出访美国，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趁吉罗不在阿尔及尔，民族解放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恢复罢工和言论自由，禁止迫害抵抗组织的爱国人士，追究维希叛国分子的责任。布瓦松被投进了监狱，佩鲁东也被逮捕。此外戴高乐也离开阿尔及尔，他自然不是去美国，那里不是他的根基，他走遍北非各地，与民众亲密接触。当吉罗再次返回阿尔及尔时，发现几乎所有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都站在了戴高乐一边。

7月31日，戴高乐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会议上指责吉罗以法军总司令身份出访美国，因为这代表着他个人已经凌驾于委员会之上。他再一次提出军政分离的问题，已经孤立无援的吉罗只能同意。最终吉罗被剥夺了单独主持会议的权利，北非法军虽然依旧归吉罗指挥，但必须服从军事委员会主席戴高乐。至此，吉罗在法国内部已经退居次席。

戴高乐决定趁热打铁，他提出对维希叛国分子进行缺席审判。吉罗虽然反对，但大多数委员赞同。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委员会批捕了被吉罗邀请来的前维希政府内务部长皮舍，此事让吉罗颜面扫地。

1943年8月，法共趁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在法国南部科西嘉岛举行起义。吉罗为了支持起义军夺取科西嘉岛，命令1.5万北非法军增援。10月4日，科西嘉岛获得解放。

此事原本能为吉罗提高声望，但戴高乐指责吉罗擅自行动。10月2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解除吉罗委员会主席职务，只保留北非法军总司令一职。所有人都看得明白——戴高乐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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