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1日开始，接连几天，中南海怀仁堂前总是停着一排高级轿车。

怀仁堂

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一场中央大碰头会议就此召开，原本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但到最后，却是上演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也就是在这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受到了无端责难，于是他将连日来心底的不满和委屈都在大会上发泄了出来。

在场的老同志们无不感同身受，为他鼓气。

而谢富治却是不为所动，插了句不痛不痒的话，以示辩解。

毛主席、李先念

被毛主席称作是“不下马的将军”的李先念闻言，听不下去了，于是当场抢白他一句：“你别在这和稀泥。”

所以，李先念何出此言？当时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6年5月，一段风雨岁月开始以后，一批批老干部们失去了工作。

生性耿直的谭震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心底逐渐积蓄了很多委屈和不满，他内心深处想要替老战友们发声。

按照毛主席最开始的预想，这段风雨岁两三年，三五年就可以结束的。

但是到后来，局势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了，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李先念

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将军管理经济”管得还很好的李先念对这种状况十分担忧和不满，并对一些人的行为深感气愤，为此经常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老同志们坐在一起谈论当前的形势。

交谈中，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把这种不满压在了心里。

1967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

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共和国的将军部长们一同参加了这次大会。

当他们步入会场时，只记得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会议通知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由周恩来总理召集，而他们当天的任务就是“碰头”。

不过当时谁也没能想到，这场会议，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个原本去“碰头”的老同志一下子成为了主要角色。很多人的命运也因为这场会议而改变。

徐向前、叶剑英

2月11日当天的会议，叶剑英和徐向前两位元帅首先同会上另一帮人出现了冲突

怀仁堂会场上空响起叶帅的广东式的普通话音：“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另一边叶帅紧随其后，接着叶帅的话茬，一边拍着桌子，一边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让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

这时康生蛮不讲理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李先念、徐向前

而同样出身原四方面军，称徐帅为自己“军事上的老师”的李先念听不下去，直接就指着对面康生等人的鼻子吼了一嗓子：“你们现在这种搞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照这样搞下去，老干部们都失去了工作，革命靠谁？”

对面人没想到叶帅和徐帅之外，李先念会突然站出来说话，在李念念的质问下，对面人哑口无言。

2月16日，中央碰头会还在继续，这一天的主要角色变成了谭震林。

因为这一天，谭震林碰上的是张春桥的“头”。

原来早在谭震林还没有来到中央之前，在上海工作，任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那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

两个人之间的渊源颇深，不仅打过交道，谭震林还批评过张春桥。

张春桥

参加中央碰头会时，张春桥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不过人称“谭老板”，又称“谭大炮”（脾气大得名）的谭震林并不将此当回事。

碰头会开会前，谭震林就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子，踏进会议室时，谭老板就拦住了他，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张春桥当下就怔了一下，谭老板的脾气他是领教过的，不过他也知道自己今时早已不同往日，就不冷不热地顺嘴回了一句：“群众不答应啊！”

听到这句话，谭震林的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什么事情都往“群众”头上推，这种说辞，他早就听不下去了。

一向快言快语的他打断张的讲话，直言道：“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

谭老板的火气大，嗓音更大，他这突然一句话吼出，怀仁堂会场上空久久回荡着他的声音，张春桥一下子就被震慑住了。

另一边，听到动静，目睹了经过的陈毅、李先念等不禁在心底暗暗为谭震林叫好。

张春桥于是干脆默不作声，也不予回应了。

见此状，谭震林更生气了，他近乎指着张的鼻子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干部们一个一个，全部被击破。”

谭震林、毛主席、陈毅

说到这里，谭震林又看向在座的老战友们，一时间，老战友们向他投射出了鼓励的目光将他包围起来，这给予了谭震林充足的勇气和力量。

彼时，谭震林65岁，有人觉得他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不顾后果的发言，但事实是，谭震林还是那个谭震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干脆一股脑地将自己满腔的愤懑都倒了出来。

除此之外还不够，作为久经考验，历尽风雨的共产党人，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时，会议室内气氛已经很是紧张了，但是谭震林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又提到先前农业口上的一个渔轮停港的问题，身为主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他的初心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以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结果到头来却受到无端责难，被扣上了个破坏生产的帽子。

对于这个事情，谭震林干脆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起来：“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谢富治

听到这里，一贯事不关己的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出来插话辩解：“不要这样说嘛，江青同志也是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的。也为谭老板说过好话，这些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听到谢富治这么说，抢白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话说到这里，形势已经十分分明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会是西风压倒东风。

李先念

接着，李先念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正言道：“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联动’怎么能是反动组织呢？十几岁的娃娃们，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留在了会上，心头郁结难消，又接着说道：“我以前从来没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是秘书，家里还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悄悄的。”

“我也哭过三次了。”李先念共鸣道。

谭震林拍着手里的皮包，又说道：“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有哪一点是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又道：“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谭震林当场将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

接着，李先念又提及了《红旗》13期上发表的一篇社论，直言一切就是从那篇社论开始的。

李先念

听到这里，原本一直坐在主席台上，默默地听着大家发言的大会召集人周恩来突然目光含威地看着康生，问道：“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不认账，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没看过。”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也忙说：“我没看过。”

“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也不管二人狡辩，周恩来心如明镜，直接反问。

康生

康生一时间不吭气了，事实上那篇“元凶”社论，不仅是康生让陈伯达写的，还是经他亲自审查通过的。

谭震林这时的思路也随着李先念的话题转到了中央一些指示性文件上，会越开越长，话越说越多。

本来这次大碰头会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主题只能作罢。

接下来的日子里，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坚定立场，挺身而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69年9月以后，谭震林在广西桂林度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艰苦岁月。1973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才又重新回到北京工作。

而在此期间，李先念忍辱负重，尽最大努力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而言之，在那个特殊年代下，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李先念仍然是那个“不下马的将军”，而谭震林脾气半分不减，仍然是那个谭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