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裁蒋介石的操控下于战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举行。

此时，“二战”已经到了收官阶段，纳粹德国已经投降，但日本法西斯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仍在垂死挣扎，困兽犹斗，导致国民党军队继续着自己的败绩——广西桂林弃守、贵州独山告急……

这种背景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与会者的本能反应是：商讨如何最终打败日寇，彻底胜利结束抗日战争，进而谋取全国上下、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早日实现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民主、和平。可是，大会开始后，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宣讲“尽力团结御侮”，“还政于民之愿，不久即可实现”；一方面仍顽固地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竭力攻击、抵制中共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与此同时，反复强调“提高警觉，整军肃政，加强力量”，意在准备打内战。

对于如此的会议主题、论调，很多代表大为不解，深感失望，不由得议论纷纷。

代参谋总长何应钦作过军事工作报告的5月10日上午，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邹鲁主持大会，检讨、质询军事报告时，会场上突起波澜。

在质询环节，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六大”代表王昆仑指责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王昆仑

王昆仑凛然不惧地责问道：如今，苏联、美国等盟国的军队正在发起反攻，且捷报频传，而我们的国军却是一如既往地接连败北，为什么？在这紧要关头，为什么还不把屯扎在大西北的几十万大军开到前方？政府到底打算如何协同苏联、美国等盟国作战，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

王昆仑还质询说：去年，军事委员会大力表彰誓与衡阳共存亡的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不久，此君却成了日寇的俘虏。后来，他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重庆！这是怎么回事？

王昆仑铿锵有力的连珠炮式发言震惊四座。一时间，整个会场陷入了静寂之中，自觉地处在了暂停状态。

本次会议，蒋介石因故没有出席。当他知晓了王昆仑的“胆大妄为”、“胡言乱语”后，异常恼怒。

第二天，蒋介石气势汹汹地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刚一落座，就疾言厉色地责骂王昆仑造谣诬蔑方先觉乃至国军将士。接着，蒋介石厉声反问王昆仑：你作为一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端着国民党的饭碗，却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中共说话，你是何居心？意欲何为？

盛怒之下的国民党总裁怒不可遏地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过程中，会场上的那些蒋介石的“拥护者”，不断歇斯底里地叫嚷着呼应蒋氏：“把这个吃里扒外的拉出去毙了！”、“处决国民党叛徒王昆仑！”……

国民党六大

面对如此“盛大的场面”，王昆仑先是不屑一顾，继而慢慢起身，从容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昂然走出了会场，把无言的抗议留给了蒋总裁，留给了“六大”会场。

蒋介石的“骂戏”一经上演，许多代表都不住地摇头、叹气：堂堂的国民党总裁怎么会是这样一副嘴脸？像什么样子吗？

有的代表批评蒋介石是“中正不正，总裁独裁”；有的代表说，对执政当局提出质询，是会议的既定程序，是国家政治民主生活的常规，也是代表的正当权利；还有的这样说，如果只让一个人说了算，还要这些代表干什么？

蒋瑞元

这出闹剧给国民党以及党总裁蒋介石个人都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这一不良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社会。

当时，不仅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群众，就是国民党的很多机关工作人员也都流露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事后，有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给蒋介石写信说，如果你再这样因事情不满自己的心意而辱骂他人，听不进一点逆耳之言，国民党离着败亡就不远了。

蒋介石的嫡系亲信陈诚不敢直接劝谏蒋介石，就去找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希望他向蒋介石进言，想法把事情缓和一下，不要闹得不可收拾才好。陈布雷也有同感，于是，他就私下劝谏蒋介石。

蒋瑞元

最终，谁来收拾这种局面？别无他人，只能是蒋介石本人。

不知是别人的劝告起了作用，还是自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在“六大”会议期间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蒋介石承认自己的“言语失态”，并希望大家见谅。虽然是轻描淡写，但毕竟承认自己骂人不对，实属难得！

另外，蒋介石委派宣传部部长黄少谷等人面见王昆仑，委婉地劝告王昆仑不要过于计较总裁的“失态”，请他“以国事为重”，正常参加大会。其目的在于，为蒋介石挽回面子。

王昆仑早年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三次面见孙中山先生。加入国民党后，时常崭露头角，历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等。

王昆仑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昆仑眼见国事日非，便一步步靠拢革命，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昆仑就上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黑名单。只是由于王昆仑在国民党中的历史渊源和所处地位，特务们不敢贸然下手。不过，经过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王昆仑这个国民党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自然不会再出现在国民党“六大”执行委员候选人名单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