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被人称作文学中的“斗士”的人，一言鲁迅，二来便是诗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大多数人熟悉的闻一多，可能是从一首《七子之歌・澳门》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目睹着祖国疆土崩塌，如丧考妣般写下这七首诗，希望能激励国人。

然而除了新民主战士、新月派诗人、学者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外，闻一多更是一个受过专业西方美术教育的画家。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是中国近代诗人、学者、民盟盟员、民主战士。

闻家四世同堂，是个大家族。闻一多的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他时常告诫孩子“勤俭持家，刻苦读书”。五岁时，闻一多便进入私塾读书，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岁的闻一多从家乡来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积极投身其中。两年后，这个从闭塞小镇走出来的少年以湖北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涯。

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就在美国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成为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攻读美术专业的学生。他在回国后，也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生北平国立艺专担任油画系主任和教务长。

闻家骅

刚考入清华时，闻一多的姓名为“闻多”，有同学玩恶作剧，用谐音英文单词“widow”（寡妇）给他乱起绰号，后来在好友潘光旦建议下，他将“闻多”改成“闻一多”。

早在闻一多14岁时，家中父母便为他订了婚事。女方高孝贞，出生在官宦之家，是闻家的远房亲戚，比闻一多小4岁。

但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后，闻一多开始渴望遇见一位有共同语言，同样接受过新思想的新时代女性。而家乡的未婚妻恰恰是位典型的旧时代女性，闻一多心中对这门包办婚姻自然是非常抵触。

民国十年（1921年）底，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闻一多突然收到一封家书，父母在信中催着他回家结婚。

对这门婚事，虽然之前他曾据理力争多次，但身为孝子的他受制于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束缚，还是无奈向父母妥协。

民国十一年（1922年），闻一多如父母所愿回到家乡，和高孝贞举行了婚礼。但他坚持不行跪拜礼、不祭祖、不闹洞房。对于这些条件，父母虽然心中不悦，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闻家骅

结婚当天，在书房伏案读书的新郎闻一多被生拉硬拽出来完成了结婚仪式。

蜜月期间，闻一多也一直冷落新娘，一心扑在对诗的研究上面，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便是那时完成的。

妻子高孝贞是个贤惠的女人，对此毫无怨言。所幸，闻一多并非铁石心肠，妻子的一切付出，他也看在眼里。日子久了，闻一多慢慢意识到，高孝贞又何尝不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渐渐的，他的思想有了改变，对妻子也有了关心和负责的态度。他还写信恳请父母将高孝贞送入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几个月后，怀着“美育救国”的思想的闻一多赴美留学。他先去了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洋油画，一年后，他转学到了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在科大读了一年后，他又转学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民国十二年（1923年），经郭沫若的介绍，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社同意为他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他借“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经典意象，表明了革命志士牺牲自己启迪民众的精神。

在美求学期间，闻一多经常写信关心高孝贞的学习，鼓励她好好读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高孝贞接受了新思想，和闻一多也有了不少共同话题。从此以后，夫妻二人鸿雁传书，相互倾诉了解，竟在持续的书信往来中，不知不觉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闻家骅‍

闻一多素善绘事，在清华学习期间，曾担任《清华学报》的美术副总监，是清华《美术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作品还曾选送巴拿马博览会上展出。

除了西方美术，闻一多对于中国传统书画也相当精通。他自幼就对古诗、书画具有浓厚的兴趣，天赋也极高。他的书法四体皆精，尤善楷书、篆书，楷书深受北魏碑帖影响，篆书则取甲骨和钟鼎文字，功力是为相当深厚，也与他常年研究诗经、楚辞和甲骨文、《训诂学》相关。

然而比起书法，闻一多的绘画更为著名。据说早在清华读书时他的画就已经小有名气，时常参加各种比赛，还被送往国外参加美术展览。

比他晚一届的好友梁实秋也曾回忆闻一多在清华时“长于图画，而且国文根底也很坚实”，临别时他还特地送了他两幅画《荷花池畔》和《梦笔生花图》作为纪念。说起来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极其深厚，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实秋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闻一多特意从芝加哥搬了过来与梁实秋同住，经常一起外出作画写诗。

闻一多对篆刻的喜爱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闻一多发表的《文化的国家主义》一文受到外界强烈抨击，百无聊赖的他开始了对篆刻的迷恋，不过这也不算奇怪，常年搞古文字研究的他，刻印也算是得天独厚。

闻家骅‍

那段时间闻一多和所有初学篆刻的人一样，每天不知疲惫地摆弄着印石，不断地给周围的好友刻印，像是梁实秋、潘光旦、刘英士等都收到过他的“礼物”。他甚至还在给朋友饶子离的信中写到：“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的精神，如花的美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这样的比喻除了闻一多之外也是再无他人了，可见他对篆刻的狂热到了何等程度。

其实闻一多篆刻和边款，都是属于“无师自通”的路线，除了得益于他书法的不俗功力，同时也有借鉴秦汉印玺与明清流派的风格。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刀法可言，而后却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既有西方构图美学的特点，又因为其对篆书笔意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大胆的变形，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

他的高明之处或许就是在“法无定法”之中，白文印的刀法苍劲，线条干脆利落，充满了阳刚坚毅之气；而朱文印的线条更为凝聚团练，刀锋都隐藏于线条中间，能够灵活变通。

抗战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物价飞涨，教授的工资也缩减了不少，并且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闻一多不得不开始了他正式挂牌治印的生涯，以贴补家用。

虽为无奈之举，不过反响却相当好。闻一多的《润例》是由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众教授好友用骈文撰写的，题为《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其是“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还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十二人署名。

《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据说《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一出，整个昆明城都轰动了起来，来求印者络绎不绝，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其润例已经涨到了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坦言道：“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除了姓名印之外，当时一些由他组织的社会团体的印章也全都由其亲自操刀刻制，像是当时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时，作为创始人之一的闻一多在评就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的隶书印章。

闻一多的刻印的边款也是别有一番特色。他的边款多以楷书为主，取法于魏碑，俊秀刚健，排布相对紧凑，灵动而厚重。当然文人印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刀法，而是其中人格的体现。民国十一年（1922年），闻一多给华罗庚所刻的姓名印的边款中这样镌刻：“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简单的四十个字充分展现了闻一多的才华，也寄托了他一片赤诚之心。后来华罗庚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此事：“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叛徒”印章

闻一多还曾经给自己篆刻了一方“叛徒”印章，粗狂的边框配以浑厚古朴的字体，他说他就是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永不妥协。他在给历史学家孙毓棠刻了一方姓名印附上边款，与其许下了“抗日未成功不出国门一步”的誓言，看似随意，可单刀直入地酣畅淋漓，可想其当时的心境，是誓死也要与国家共存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闻一多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殷切的期望提前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在母校担任中文系教授，一直待了五年。

在清华待的五年中，闻一多给自己制订了庞大的学术计划，从“毛诗”、《楚辞》，下至《全唐诗》，统统列入自己的学习范围。生活上，他将高孝贞母女接来身边生活，一家人终于团聚。妻子温柔体贴，把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闲暇时，他们在一起读诗看书，一起陪着女儿玩耍，这五年可以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只可惜好景不长。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时局紧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也相继南迁，在长沙合并成立了临时大学。随后南京失守，临时大由长沙迁往昆明，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闻一多婉辞武汉教育部任职的机会，毅然报名参加从长沙南迁昆明的徒步迁徙。闻一多的小家庭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闻家骅‍

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闻一多开了多门课，《诗经》、《楚辞》、《古代神话》等，最叫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但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要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来听。

白天里闻一多要上课、讲学、作研究，后来还参加民主运动到处演说、访谈，刻印的工作只能在深夜加班完成，甚至是通宵。而他的儿子却不理解地说他是在“发国难财”，闻一多听到却并没有生气，只是更严肃地说道：“你这句话我将一辈子记住。”可他还没有记住这句话多久，就被暗杀离世了。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觉得唯有这样才能更好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战斗，才能更好地为争取人的民主和尊严做出努力。妻子高孝贞也成为他最亲密的同志。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7月11日，一向主张“反独裁、反内战”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遇刺，终因抢救无效逝世。这一消息，令期盼和平的中国人无比震惊。

7月15日，闻一多毅然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在会上，站在讲台上的闻一多，明知会场上有特务，而且第二枪对准的可能就是他，可他还是抱着“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视死如归的决心，对特务们发出了愤怒的质问“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闻家骅‍

闻一多讲出了愤怒的人们心里最想说的话，十几分钟的演讲，数次因为掌声而中断。走出会场后，随着几声枪响，诗人闻一多倒在了昆明西仓坡离家一步之遥的地方，短短47年的生命走向了终结。

生为湖北人，闻一多常常说是长江水养育了他，或许正是因为楚地悠久文化的滋养，也让他拥有了屈原般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就连其刻刀也成为其在斗争中尖锐有力的武器，就像他所歌颂的红烛一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西侧的一座土山上，有一座古式六角钟亭。亭内大钟一口，径可四尺，钟声清脆，远及海淀。为了纪念在昆明遇害的闻一多先生，特将钟亭命名为“闻亭”。

1983年11月，高孝贞病逝，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子女将她与闻一多合葬。

朱自清曾这样评价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