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张学良、戴笠、吴泰勋三个人义结金兰，结拜为兄弟，成为肝胆相照的莫逆之交。从那以后，张学良和戴笠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关系非同一般。

南京洪公祠是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地点，这栋房产是张学良连带地皮无偿送给戴笠的。

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坚决反对戴笠一起去西安，她知道，戴笠只为蒋介石一个人服务，得罪的人太多，一些地方实力派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他随同去西安，不仅帮不上忙，搞不好还会因为他坏了事，把蒋介石从险境推向绝境。

但宋子文执意要戴笠一起去，他觉得戴笠和张学良私交甚笃，可以发挥一些有利的作用。

借由宋子文的态度可以看出，张学良和戴笠的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中校参谋朱永堃回忆：40年代，作为张学良结拜兄弟的戴笠，曾多次用军统局的正式公文上书蒋介石，呈请杀张学良。

戴笠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在蒋介石、张学良、戴笠三个人中，蒋介石是戴笠命运中的伯乐，戴笠把自己视为蒋介石最忠实的信徒，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张学良虽然是戴笠的结拜兄弟，但两个人的那层渊源非常之浅，他在戴笠生命里的分量根本无法与蒋介石相比较。

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戴笠的心是坚定不移地偏向蒋介石这一边的。蒋介石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蒋介石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戴笠为人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但在蒋介石面前，他袒露了最具人性的一面，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绝对服从，蒋介石也对他极尽信任和重用。

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战争岁月里，特务变节的事情非常之多，但蒋介石丝毫没有怀疑过戴笠的忠诚，全然信任地把国民党特务机构交给他，戴笠也用他的忠心不二来回报蒋介石。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被命名为“中国第373号”的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一段文字：“他（戴笠）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每次戴笠去找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只需要对里面说一句：“戴先生来了”，不用等蒋介石回应，就可以直接领着戴笠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

美国学者魏斐德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戴笠，最终写出了《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根据他掌握的材料，他说，戴笠一生效忠蒋介石，哪怕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哪怕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本人性命攸关、前途未卜时，戴笠对蒋介石的赤胆忠心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由此可见，戴笠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心腹，虽然随着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和蒋介石之间也互有猜忌和提防，但他仍然把蒋介石当作最尊贵的领袖，他对蒋介石的忠诚是盲目而坚不可摧的。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威严尽失，处境危险。

南京高层是如何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的？不是由CC系的特务系统上报，也不是由戴笠的特务处上报，是驻守潼关的79师师长陈安宝给南京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南京方面才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

在电报上，陈安宝只写了短短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在这件事上，戴笠毫无疑问是严重失职的。

此后数天，戴笠每天忧心如焚，食不下咽。为了弥补过错，他请求宋美龄让他去西安，但遭到宋美龄的拒绝：“你去了反而会更麻烦。”

在宋子文决定让他一同前往西安后，戴笠心里感激不尽。

与此同时，戴笠心里清楚，这些年来，特务处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署了大批特务，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恨，那些人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找机会铲除他了，这一去，他很可能会命丧黄泉。

动身去西安前，戴笠把一众手下召集到一起，声泪俱下地说：“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语气中俨然有一种交代后事的感觉。

有一种说法是，在飞机起飞之前，宋美龄事先并不知道戴笠会和他们一同前往西安，戴笠提前躲在了飞机的厕所里。

当宋美龄登上飞机，看到戴笠后，无奈地叹了口气，只好应允他一起去，同时严厉地警告他，他只算是随从人员，不能擅自行动，更不许捣乱。

当时，宋子文对戴笠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戴笠和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个人交情匪浅，能够在劝说张学良这件事上派上很大的用场。

戴笠自己也觉得，在国民党新兴的少壮派将领中，除了胡宗南之外，张学良和他最为交好，怎么也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他说说个中道理。

此时此刻，戴笠不禁想起他和张学良这么多年的交往......

1934年，张学良担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员。不久后，戴笠掌管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他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手下，注意保护张学良，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差池。

有时候，戴笠到汉口出差，会特别注意张学良身边出现的新面孔，把他的佣人、厨师、司机等人的背景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些人来历不明、身份可疑，他会立即报告给张学良。

对于戴笠尽心尽力地保护，张学良心里充满感激。

每当戴笠到汉口出差，张学良会热情周到地尽地主之谊，白天带他骑马、游泳、游览观光，晚上则设宴招待，两个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

这些都说明，张学良和戴笠之间是有结拜兄弟的情分的。

然而，当宋子文、宋美龄、戴笠一到西安，张学良便将戴笠软禁了起来，软禁地点正是张公馆的地下室。

但是，张学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戴笠的人身安全。

当时，很多东北将士担心特务头子戴笠的到来，会采用他最擅长的策反手段，将西安这池水搅得更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于是产生了除掉戴笠的念头。

张学良正是担心底下人乱来，才将戴笠软禁了起来。

对于在西安可能遇到的种种不测，戴笠心里早有预料。他也不在乎这趟西安之行自己是生是死，只想尽快有所行动，突破眼前这糟糕的局面。

在张公馆的地下室，戴笠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对策。

他觉得，张学良是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如果想使事情有所转圜，就要搞清楚张学良心里是怎么想的。

第二天，戴笠通过西北剿总二科科长陈昶新，向张学良转达了想单独和他见面的请求，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

见到张学良，戴笠直挺挺地跪了下去，涕泪交加地说：“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

张学良看着戴笠，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委员长的食宿都很好，现在状态非常好。”说完，张学良还告诉戴笠，如果他想，他可以自己去看看蒋介石。

戴笠从张学良的话里听出，他不会对蒋介石不利，因此更想马上见到蒋介石。张学良拒绝不了戴笠的要求，考虑了片刻，点头同意了，并把手令交给副官谭海，让他带戴笠去见蒋介石。

从这里可以看出，戴笠在张学良那里是有一些面子的。

看到自己心目中高高在上的领袖身陷囹圄，戴笠内心自责不已。与此同时，戴笠深知，在这件事上他难辞其咎。

军统在西北建立了非常庞大的谍报系统，却没有一个人提前探知张学良、杨虎城要实行兵谏的惊天密谋。戴笠一脸愧疚地向蒋介石请罪，责备自己失职，责备自己无能。

看到戴笠，蒋介石心里恼火得很，气愤地痛骂道：“娘希匹，该来时你没来，现在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戴笠只好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

不久后，张学良亲自把蒋介石送回了南京，也把自己送进了虎口，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幽禁岁月。

而看管张学良的看管之责，蒋介石把它交到了戴笠手上。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戴笠的关系从结拜兄弟变成了“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关系。

后来，宋美龄趁着蒋介石、戴笠都在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交代戴笠：厚待张学良。

戴笠念着他和张学良的结拜之情，也铭记着在西安时张学良对他的救命之情，对张学良关照有加。

1943年，军统局训练处少将处长郑锡麟去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对他说：“蒋先生把我交给雨农照管，这就可见蒋先生对我的好意。这几年雨农对我很不错，我今后的一切都仗着他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中，有一封张学良写给宋子文的信，他这样写道：

子文兄大鉴：

见报载知兄已返国，弟等在此一切安适，惟前由香港带来之现款早已用罄，目下常囊空如洗。弟深知雨农状况，不愿常烦向他累索。每月看看杂志，购买书籍还有两个庸人的零费，我们四个人穿鞋袜，衣被等，每月总得几千，换个一双布鞋，总是百元以上，一条被单，总是二千元以上，要是做一套布的棉衣，总得三千。我们四个人只是刷刷牙，每个月就得五百元。现在钱太不算钱了，看起来数码好大，万元当不了战前几百元使用。现在不能不向兄作将伯之呼，拟用四妹（赵鸾翔）名义向中国银行或兄借款数十万元，或将来由弟偿还，或立即由弟函美国家中拨还。

在这封信中，张学良向宋子文讲述了他生活的拮据，想要从宋子文手里借一笔钱，以维持基本的生活。

而从信中那句“弟深知雨农（戴笠）状况，不愿常烦向他累索”，可以看出，身为阶下囚的张学良在被囚禁后 ，应该认真想过他和戴笠的结拜之谊，也许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觉得，如今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接手了看管他的责任，他们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戴笠在处理有关张学良的事情时，也感到了其中的难处。

一来，他作为张学良的监护人，既要严加看管张学良，限制他的种种自由，又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生怕他有任何闪失；二来，张学良虽然是蒋家的“囚徒”，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囚徒，他要保证张学良衣食无忧，而且要恭恭敬敬，不能粗暴；三来，在政治场上混迹了多年，戴笠深知政治是瞬息万变的东西，虽然张学良当下犹如一只困兽，任人摆布，但保不齐有一天又重获自由，重现昨日的辉煌。因此，他做事必须留有余地。

戴笠给张学良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汉卿先生赐鉴：现宋先生在汉，不久仍须赴港，公可复其一信，并签好德华之支票，复四小姐一信交原手携回，以便转交。但勿请书明现在之住址为常德。”

戴笠指的是，张学良在写给赵一荻的信里，透露自己从原来的拘禁地转移到了新的地方，这是严令禁止的。

于是，戴笠把信扣了下来，没有寄出去。

“勿请书明现在之住址为常德”，戴笠这句话有明显的敲打意味，但他又要在字里行间让张学良感受到他对他的尊敬和优待，亲切地称呼张学良“汉卿先生”。

从这些可以看出张学良和戴笠关系的微妙。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张学良被囚禁的时间越来越长，自由获释之日遥遥无期。

戴笠以及蒋介石身边的人也逐渐意识到，蒋介石似乎没有释放张学良的意思，戴笠对张学良的态度也慢慢发生变化。

重庆时期，戴笠非常舍得花钱打点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官，经常给他们送红包、衣服、皮鞋，目的就是买通他们，让他们将蒋介石每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国民党哪一位官员不满，都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

西安事变时，为了躲避追捕，蒋介石的腰受了不小的伤，留下了病根，身体一直没有彻底恢复，腰老是酸痛。

有一天，蒋介石的腰又酸又疼，这让他想起了害他不浅的张学良，痛骂道：“张学良这小子害得我好苦！”

戴笠得知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讨蒋介石欢心的好机会。

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表现出自己急领袖之所急，想领袖之所想，戴笠便用军统局正式公文呈请杀张学良：“张学良以下犯上，罪大恶极，在押多年，无悔改表现，批予处决，可否？请指示。”

谁知道，蒋介石只在公文上简单地批了“阅”，就将这件事揭了过去。

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戴笠再次呈请杀张学良，蒋介石仍然只批了“阅”字。

当时，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可以以私人的名义，把要汇报的内容有条有理地写在纸上，落款写上“请呈校座”、“生戴笠”，然后呈送给蒋介石，也可以以公文的形式，加盖军统局的印章，呈给蒋介石。

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中校参谋朱永堃看到，在戴笠呈请杀张学良的公文中，蒋介石每次都只是在公文上批注：“签呈奉批阅。存档。”没有给予确切的答复。

除了戴笠，揣摩蒋介石心思，希望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好中蒋介石下怀，从而得到蒋介石垂青的人不在少数。

有一次，时任军务局第五科科长张国疆也呈请杀张学良，蒋介石同样只批了“阅”字。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手下们渴望洞察领袖的心思，为领袖排忧解难，但他们并没有参透蒋介石在张学良这件事上的真正想法。

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剥夺了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却不打算结果张学良的性命。朱永堃说：“若蒋介石无意保留张学良的性命，恐怕早就以他的血来染红这些人的顶子了。”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

这年夏天，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来到张学良的监禁地贵州桐梓。一见到张学良，他声音哽咽地说：“副座，戴老板遇难了。”

听到这个消息，张学良十分震惊，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沈醉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学良，想听听这位当年的少帅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

但张学良只是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没有对戴笠的死说出一句话来。

过了很久，张学良终于开口了，他说：“情况变化很大啊。”

沈醉愣愣地看着他，琢磨了好一会儿，也品不出他话里的味道。

曾经的结拜兄弟，到最后只剩下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