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5年4月的印度尼西亚万隆，来自亚非29个国家的304名外交代表正襟危坐。会场上，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慷慨激昂：＂中国是具有威胁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和美国联手遏制共产主义！＂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哗然。坐在台下的周恩来总理面色沉重。这场被称为＂第三世界觉醒＂的万隆会议，本应是亚非国家团结反对殖民主义的重要时刻，却为何演变成了对中国的围攻？更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仅仅说了几句话，为何能让充满敌意的会场瞬间转向，各国代表纷纷对中国投来钦佩的目光？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外交智慧？
一、刺杀阴谗下的坚定选择
1955年4月11日，一架编号VT-DEP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南海上空突然发生爆炸。这架原定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客机，本该搭载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会议。机上16名乘客无一生还，这场空难震惊了整个亚洲。
事后调查显示，这起空难绝非偶然。台湾国民党情报局督查室主任叶翔之策划了这场暗杀行动。国民党特工以6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人周驹，在飞机机舱右侧安装了定时炸弹。更令人震惊的是，英国香港当局在起飞前一小时就接到了炸弹警报，却以＂不构成安全威胁＂为由，仍然允许飞机起飞。
而周恩来总理一行却因一个临时决定避开了这次暗杀。4月10日，缅甸总理吴努突然发来电报，邀请中国代表团先到仰光进行会前磋商。同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也表示希望与中方会晤。这个临时变动，让中国代表团改道先飞往仰光。
当爆炸消息传来时，周恩来正在仰光的迎宾馆与吴努会谈。得知这一消息的尼赫鲁立即从新德里赶到仰光。在迎宾馆的会客厅里，这位印度总理紧紧拥抱了周恩来。这个拥抱不仅表达了对同道的关切，更预示着亚洲两个大国即将在万隆会议上展开密切合作。
暗杀阴谋失败后，国民党方面又开始在香港散布谣言，声称中共代表团＂因惧怕暗杀而不敢参加万隆会议＂。面对这些挑衅，周恩来在与各国使节会面时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一定会出席万隆会议。任何威胁和阴谋都阻挡不了亚非人民团结的步伐。＂
4月15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改乘四架不同航班，分别从三个不同国家起飞，最终安全抵达万隆。在机场，印尼总统苏加诺亲自迎接。这位东道主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您的到来，使万隆会议更具有历史意义。＂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某些势力企图通过暴力手段阻止中国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但这场失败的暗杀不仅没有吓退中国代表团，反而坚定了周恩来等人参会的决心，也为随后在会议上展开的外交较量埋下了伏笔。
二、第三世界的觉醒时刻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正式开幕。从欧亚大陆到非洲大陆，29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在这座印尼小城。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打破了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会议的惯例。
会场选在万隆的自由大厦，这座建筑本身就是印尼独立运动的见证。当年荷兰殖民者将其建为娱乐场所，如今却成为亚非国家宣告独立的重要舞台。苏加诺总统特意挑选这里作为会址，象征着殖民统治的终结。
在会议开幕式上，来自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展示了一份特殊的档案：1888年柏林会议的会议记录。当年，欧洲列强在没有任何非洲国家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用尺规在地图上划分了整个非洲大陆。纳赛尔的这一举动，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缅甸代表吴觉迎在发言中提到了1824年至1886年间遭受的三次英缅战争。印度代表团则展示了1857年民族起义时，英军在德里城下用大炮处决起义者的照片。这些血泪史实，让会场陷入沉默。每个与会国家都有着相似的殖民地经历，这成为他们团结的纽带。
然而，会议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参会国家的政治制度各异，意识形态差异显著，分歧时有显现。以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埃及和锡兰为首的五个发起国，提出了消除种族歧视、尊重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等议题。这些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国的响应。
会议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加深了与会者的团结。4月20日，与会代表收到消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召开针对万隆会议的＂反制会议＂。这一举动反而激发了与会国家的独立意识。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在当天的会议上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深知，独立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更要团结一致。＂
期间，中国代表团表现出的务实态度，也让不少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国家改变了看法。当有代表质疑中国的和平意愿时，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主张国家之间摒弃分歧、增进共识。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印度、印尼等国的积极响应。
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了。原本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锡兰代表，在目睹了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后，主动提出与中方进行双边会谈。这标志着会议氛围开始发生积极变化。
随着会议的深入，与会国家逐渐形成共识：摆脱殖民主义束缚、维护民族独立、促进经济发展，这些才是亚非国家的共同诉求。这种共识为随后达成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三、会场上的暗流涌动
4月21日的会议现场，空气格外紧张。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被印尼方面截获并公开：华盛顿方面正在向部分与会国施压，要求它们在会议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这份电报的曝光在会场上掀起轩然大波。
当天上午，伊拉克代表法德尔·贾马利率先发难。他在长达40分钟的演讲中，七次提到＂共产主义威胁＂，并暗指中国在东南亚推行扩张政策。紧接着，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更是直截了当地呼吁与会国＂联合美国遏制中国＂。
在这剑拔弩张的氛围中，印尼总统苏加诺试图调停。他提议召开一个非正式的茶话会，邀请中国、伊拉克和锡兰的代表私下沟通。然而，这次调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伊拉克代表坚持要求中国公开表态放弃对东南亚的＂渗透＂，这一要求立即遭到了中方的严正驳斥。
与此同时，印度总理尼赫鲁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举动。他没有直接参与争论，而是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提议得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呼应。吴努在发言中指出：＂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对立，而是为了寻求共同发展之道。＂
然而，会场上的争论并未平息。巴基斯坦代表穆罕默德·阿里借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机会，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提出质疑。这时，一个出人意料的场景出现了：原本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锡兰代表，突然要求发言，表示克什米尔和西藏问题不应该成为本次会议的议题。
在会议室外的走廊上，各国代表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也在持续进行。缅甸的吴努私下告诉周恩来，美国国务院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向参会的亚洲国家施压。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则透露，某些西方大使馆正在雅加达活动，试图影响会议走向。
就在各方角力之际，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转变立场。他们认识到，持续的争论只会削弱亚非国家的团结。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一次非正式磋商中表示：＂我们不能再重复柏林会议的悲剧，让外部势力来决定亚非国家的命运。＂
4月22日晚，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在印尼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上，周恩来主动与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同坐一桌。两人的长谈持续到深夜。第二天的会议上，贾马利的态度明显软化，不再提及＂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
这种微妙的变化很快在会场上蔓延开来。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各国代表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为随后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外交智慧的璀璨时刻
4月23日上午，万隆自由大厦会议厅内座无虚席。在连续数日的激烈争论后，周恩来终于走上发言台。这场持续28分钟的演讲，被后世称为＂万隆时刻＂。
周恩来首先回应了前几日的争论：＂中国代表团来到万隆，不是为了同谁争论，而是为了寻求团结。＂他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例，指出暗杀行动不仅针对中国代表团，更是对整个亚非会议的挑衅。这个开场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
随后，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中国愿意同在座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我们承认，各国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不应成为我们合作的障碍。＂这一表态得到了包括此前持批评态度的锡兰代表在内的多方赞同。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策略。他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发表强硬言论，而是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相信，亚非各国都有类似的经历，都希望维护自己的主权完整。＂这种将具体问题上升到普遍原则的做法，获得了广泛认同。
演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和平共处的论述。周恩来提出：即便是与美国这样的对手，中国也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改善关系。这一表态让原本担心中国追随苏联对抗西方的国家感到意外。印度总理尼赫鲁当场表示支持这一立场。
会场上一个生动的细节是：当周恩来用英语、法语分别说＂和平＂这个词时，不少代表露出会意的笑容。这种多语言交流的方式，拉近了与各国代表的距离。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代表，而是一位睿智的亚洲外交家。＂
演讲结束后，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此前对中国最为批评的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率先起立鼓掌。很快，全场都站了起来。这一幕被《雅加达邮报》形容为＂万隆会议的转折点＂。
当天下午的茶歇时间，周恩来主动走向各国代表，与他们握手交谈。他用流利的法语与黎巴嫩代表交谈，用英语与泰国代表沟通。这种个人外交风格，极大地改善了会议氛围。
更令人瞩目的是，周恩来在与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亚洲方式＂的外交理念：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分歧。这一理念在随后的会议讨论中得到了广泛响应。
这次演讲的影响远超会议现场。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当天发回华盛顿的电报称：＂中国展现出的不是我们预期的咄咄逼人，而是务实和灵活。＂这份电报后来被解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以周恩来的演讲为转折点，会议开始进入实质性议程讨论阶段。原本对立的各方开始就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具体议题展开建设性对话。这为随后＂万隆精神＂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五、成果与余响
4月24日，万隆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各国代表开始就会议最终文件展开讨论。在起草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许多此前持不同立场的国家，开始寻找共同点。例如，泰国和柬埔寨这对长期对立的邻国，共同支持将＂尊重领土主权＂写入文件。
最终文件的起草经历了三轮修改。第一轮由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斯里兰卡的代表主导，强调反殖民主义；第二轮由埃及、伊朗和伊拉克参与，增加了经济合作内容；第三轮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讨论，补充了和平共处原则。这种多方参与的方式，确保了文件的广泛代表性。
在经济议题上，一个具体的提议引起了广泛关注。印度代表团提出建立＂亚非开发基金＂，获得了包括埃及、印尼在内的多国支持。这个设想虽然当时未能实现，但为后来的＂77国集团＂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各国还就具体合作达成多项协议。例如，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大米贸易协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达成了橡胶换大米的易货贸易协议。这些实际合作展示了亚非国家摆脱经济依附的决心。
在文化交流方面，会议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埃及代表团带来的古埃及文物展览在万隆引起轰动，促使与会国达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印度尼西亚随后提议成立＂亚非文化交流委员会＂，这一提议得到普遍支持。
4月25日的闭幕式上，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引人注目。各国代表将本国的泥土倒入一个特制的花瓶，象征团结。这个花瓶后来被永久保存在万隆的亚非博物馆中。
会议结束后，其影响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现。1955年5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发声，要求讨论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问题。这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变化。
同年7月，第一个亚非文化代表团开始巡回访问。这个由作家、艺术家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十个亚非国家，加深了文化交流。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阿拉伯语，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的小说传入东南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流热潮。
在经贸领域，会议催生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合作。1956年2月，第一届亚非经济会议在开罗召开，讨论建立独立的贸易体系。同年，非洲第一条不依赖西方资金的铁路——坦赞铁路开工建设，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1956年下半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万隆会议期间建立的协商机制发挥了作用。亚非国家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共同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的行动。这次集体行动，展示了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会议也产生了持续影响。1957年，第一所专门招收亚非学生的大学在雅加达成立。这所大学的课程设置特别强调反殖民主义历史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培养了大批亚非国家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