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元年（1862 ）十月到二年（1863）四月。曾氏湘军集团的先遣主攻部队曾国荃吉字大营三万将士经数月苦战，基本已在天京城下站稳了脚跟。（铁马冰河wu作品）随后，湘军与清军绿营联手又挫败了太平军“进北救南”计划，这样，再加上左宗棠楚军、李鸿章淮军在江浙屡屡奏捷，就使太平军陷入无计可施、受制于人、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
而太平天国在这样岌岌可危的紧急关头，内部问题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随着战场形势日益恶化，再加上长期深居后宫足不出户， 天王洪秀全整日沉溺于“研究”他那套早已没人信的宗教理论，战略上只顾天京安危，无视全局，还任人唯亲，赏罚不明， 决策偏执、顽固，处事简单粗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在外统兵作战的将帅日益与其离心离德，人心涣散。
对此，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主帅李秀成深有感触，在他主持的两次苏州军事会议中，就发出团结对敌的呼吁 ：
“如遇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再谈七年浙江筹防事略》
清军在各地战场上已经取得很大的优势，特别是湘军大举围城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加上天国内部问题如此之多，就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思想产生动摇 ，部分将领与清军暗通曲款，在情势最危殆时纷纷投降变节。
在皖南、苏州等战区，就先后有童容海、古隆贤、钱桂仁、吴建瀛、骆国忠、陈炳文、蔡元隆（忠王婿）等将领率部降清，甚至在天京城下的46天大战中，也出现过太平军将领率部向湘军投降的事。太平军士气涣散、招之即降的事，正如曾家四弟曾国葆（即曾贞干）所说：
“有降贼四十人......由盛字（营）放哨探路者呼来。明知其非诈，而实懒于收降，且此门一开，来（降）者必接踵而至” 。《曾国葆信札·致沅兄》
因来降者太多，湘军甚至懒得接纳。对上述状况早已了解的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间亲至安庆以东前线视察曾国荃吉字大营时所获情报，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对此大为兴奋的曾国藩 ，竟一改平日之谨慎，立即上奏朝廷：与过去军政严整，一切“粗有条理”的情况相反，现在的“发逆”领导混乱，军心涣散，士气低迷——
“城中群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甚至各将领）不甚服伪天王、忠王之调度。（军队作风也大不如前），昔年粤贼所至，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坚深无匹，近亦日就草率，（曾氏断言）终足以制该逆之死命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曾国藩确信， 再经过一段时期鏖战，即不用太久就可以获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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