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七月，左宗棠督率楚军自衢州东击龙游。太平军一面依靠坚固的城防工事，并在城外各要地挖筑深壕高垒据守，与城内守军相互策应、支援；一面组织援军，与守军配合，不时相约夹攻楚军。楚军虽然屡次挫败太平军增援部队，但攻城却毫无进展。
八月，蒋益澧率八千生力军匆匆抵达，楚军力量得到增强，遂对兰溪、汤溪展开大举进攻。太平军因侍王李世贤奉命领军北援天京，兵力大为减少，但仍按侍王临行前“密嘱”——
“（凭借）龙游、兰溪、汤溪为犄角，严州、处州为爪牙”......。
的严密防御体系，进行顽强抵抗，致使左宗棠军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伤亡惨重。 据《左文襄公全集·奏稿》所叙，当年九月攻打龙游时，楚军就付出死伤近千人的沉重代价；发生在十二月的汤溪之战，太平军奋死抵抗，击毙楚军副将何万华，另有300余官兵阵亡。***铁马冰河wu作品***在太平军守兵的顽强抗击下，龙游、兰溪、汤溪三城久攻未下，屹立不倒。
龙、兰、汤三城虽未攻破，但楚军却在外围屡获胜利，先后攻下太平军多个据点，而且严州、寿昌等重镇也被楚军攻占。在左宗棠大军持续不断的强大攻势下，日益被孤立的太平军内部有人逐渐丧失了信心，部分意志薄弱者开始暗中与楚军取得联系，不断出现叛降事件。
同治二年（1863） 二月二十七日，汤溪守将彭禹兰暗中出城向蒋益澧乞降，旋诱捕奉侍王令负责留守金华、汤溪、龙游、武义、永康、义乌、东阳一带的忠裨天将李尚扬等八将领献给清军，使蒋益澧军兵不血刃轻取汤溪县城。
汤溪易手，犹如大堤溃坝，使太平军精心部署的防御体系在一两天内即土崩瓦解，龙游、兰溪守军弃城东走，军事重镇金华也被弃守，守城太平军纷纷东撤。楚军乘胜大举东进，势如破竹，连克义乌、江浦、诸暨、桐庐等地，前锋已经逼近杭州、富阳。
就在左军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太平军节节败退的有利形势下，驻宁波的英、法军队也组建了常捷军、常安军，协助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这些训练有素、器械精良的中外军队给太平军造成极大威胁。同月，外籍雇佣军联手清军攻破绍兴，对省城杭州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大包围圈。
但深谋远虑的左宗棠并没有因这样的有利形势而自我陶醉，更没忘乎所以地趁势挥军进攻杭州、富阳， 而是——
“檄饬各营勿贪克复省城之功，冒进而忘大局；勿惮江皖迂阻之劳，就易而眛戎机”《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命新晋浙江按察使刘典率所部回驻严州，择机进援皖南，布政使蒋益澧会同康国器所率的粤军直趋富阳，相机攻取之。
当时浙江太平军主力大部分驻守杭州、嘉兴、湖州，部分偏师正向皖南转移。而且江苏太平军在李鸿章淮军和曾国荃湘军的压迫下，也可能移师皖南，并趁虚直捣江西。如楚军全力进攻杭州，就会面临前路有坚城强敌，后路因力量空虚而遭偷袭的巨大危险，甚至还有被截断的可能。左宗棠之所以不集全军之力猛攻杭州，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摈弃只顾局部利害关系的狭隘眼光， 而着眼于战争全局，把局部和整体统一起来加以盘活。
随后左宗棠令蒋益澧等开始督军进攻与杭州近在咫尺的富阳。湘军水师赶来助战，击沉、焚毁太平军战船数百艘，掳获其炮艇十余艘，进泊富春江对岸。楚军陆师继进，开始围攻富阳城。
当年四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康王王海洋等统兵来援，一部进屯富阳城外新桥；另一部则进攻楚军后路新城。左宗棠督率各军奋力反击，并命水师舰船直攻杭州，混乱中，汪海洋亲率援军奋勇搏杀， 楚军悍将熊建益、王宗元、刘立号先后阵亡，蒋军仍浴血苦战，直进不退，因湘军水师发起奇袭，太平军援军因为要回救杭州而不得不撤走。
因太平军顽强抵抗，富阳城久攻不克，七月，左宗棠调康国器部粤军和法国军官德克碑的常捷军前来助攻。八月七日，楚军发起总攻，德克碑“督勇环放枪炮，至未至酉”，蒋益澧分兵协助，“遂彻夜轰击”。到八日黎明，蒋益澧又亲自率军助攻，早已杀红眼的德克碑雇佣军“更加奋迅”，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举攻破太平军在城外构筑的大型军事堡垒，守垒太平军将士被围杀殆尽。蒋益澧督率各军趁势扩大胜果，大举出击，经一番激战，终于将城池附近的壕垒一一拔除，最后终于攻下了富阳县城。
江东庶民
浙西汤溪县城，遭湘军长期围困达四个月之久，如非叛将彭禹兰内应，湘军万难克城。湘军入城，守军犹巷战一时。破城后，湘军将帅叹服：“该逆坚忍，踞守其志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