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蒨是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之侄，为陈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陈霸先病故时，因“内无嫡嗣，外有强敌”，陈蒨在侯安都等人的支持下继承帝位，是为陈文帝。文帝即位后，陈朝政局很不稳定。他经过几年的努力，平定了王琳之乱，击退了北齐、北周的侵扰，又相继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通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措施，使陈朝政权稳定下来。陈文帝是南朝少见的有为之君。《陈书》评价其: “见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俭以御身，勤劳以济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东征西怨之后，宾实之迹，可为联类。”司马光也认为: “文帝恭勤政事，足为良主。”陈文帝在位期间到底有哪些作为呢？
一、平定王琳之乱
陈霸先消灭王僧辩后，掌握了梁朝实权，后又击退北齐的南侵，从而建立了陈朝。但陈朝政权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这些土豪本是“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凌侮而为大”，为避免其反叛朝廷，陈霸先对这些割据势力只得采用笼络政策。陈朝建立后，对其威胁最大的是盘踞在长江中流的王琳势力。西魏攻陷江陵后，梁湘州刺史王琳割据一方，“(王) 琳屯兵长沙，传檄诸方，为进趣之计。时长沙蕃王萧韶及上游诸将推琳主盟。”陈霸先以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率水军两万会武昌征讨王琳。然而，“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因部下交争，稍不平”。导致在沌口被王琳军击败。
王琳进一步东进，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带甲十万，练兵于白水浦”，并与北齐勾结，拥立梁永嘉王萧庄为帝，与陈朝形成东西对峙局面。陈霸先未能解决王琳的问题，便病死。文帝刚即位，就面临极为严峻的外部威胁。“王琳闻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吴郡孙玚为郢州刺史，总留任，奉梁永嘉王庄出屯濡须口，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帅众临江，为之声援。”王琳准备直驱建康，文帝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仪同徐度率军抵御。
王琳军声势颇盛，侯瑱率军与其相持。但此时上游局势发生不利于王琳的变化，后梁趁王琳东下而夺取长沙、武陵等郡，北周也遣大将史宁进袭郢州。王琳进退失据，唯恐军心动摇，故急率水军出芜湖与陈军决战。天嘉元年(560) 二月，陈军与王琳所部及北齐援军在芜湖展开决战，关于此战，《陈书》卷九《侯瑱传》及《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都有详细记载。
在这场决战中，陈军占据天时、地利，在战术上也极为成功，“(章) 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先锋发拍中于贼舰”，王琳水军大败，导致“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践，马骑并淖于芦荻中，弃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尽获其舟舰器械，并禽齐将刘伯球、慕容子会，自馀俘馘以万计。”因部众离心，王琳与萧庄逃奔北齐。三月，郢州守将孙玚挡住北周军的进攻后，以郢州降陈。至此，王琳在江南的势力被消灭。文帝消除了陈朝境内最大的割据势力，增强了朝廷的权威，也威慑了地方割据势力。一些割据势力主动归附朝廷，如淳于量长期踞有桂州，在平王琳后，请求入朝，朝廷征其为中抚大将军。南川豪酋周敷、黄法氍也应命受征入朝。
二、抵御北周、北齐侵扰
梁末侯景之乱后，西魏、东魏(北齐) 就不断南侵，西魏占据了雍、益、荆诸州，并在江陵扶植起后梁傀儡政权，北齐则占据江北之地。到陈朝建立时，“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陈朝是“破亡余烬”，实力远不及北齐、北周。面临北方两大强国的威胁，文帝在军事上挫败其入侵的同时，也力图在外交上改变陈朝的处境。
江陵政权覆灭后，北齐威逼利诱梁朝掌权者王僧辩纳萧渊明为帝，在建康建立亲齐政权。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并掌握了梁朝的实权后，北齐立即出兵干涉。在萧梁残余势力的配合下，北齐两次出兵南下，妄图重新建立亲齐政权。在陈霸先的坚决抵抗下，北齐军惨败。陈朝建立后，北齐支持王琳与陈朝对抗，如支持王琳奉萧庄为梁主，以增强江南反陈的力量。
文帝即位后，王琳准备东下攻打建康，北齐遣军为其声援，“齐仪同刘伯球率兵万馀人助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子子会领铁骑二千，在芜湖西岸博望山南，为其声势。”在芜湖决战中，北齐军也损失惨重。王琳逃奔北齐后，北齐孝昭帝仍委以重任，继续扶持其侵扰陈朝，“孝昭赐琳玺书，令镇寿阳，其部下将帅悉听以行，乃除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封会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给铙吹。琳水陆戒严，将观衅而动。”这对陈朝仍有很大威胁。为缓和与北齐的关系，文帝移书寿阳，提出欲与北齐和亲。
此时，北齐武成帝即位，与北周的对抗中开始处于劣势，史载“初，齐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北齐无力再对陈朝积极用兵，也希望议和以保持南部边境的安定。天嘉三年(562) 二月，北齐“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且归南康愍王昙朗之丧”。因王琳坚决主张南侵，武成帝征其回邺城，而以力主与陈朝修好的卢潜为扬州刺史。此后双方使节往来频繁，据《北齐书》《陈书》所载，自天嘉三年( 562) 至天康元年( 566) 每年双方都有使节往来，这种和平局面一直持续到陈宣帝时期。
西魏攻陷江陵后，扶植起后梁傀儡政权，仍伺机蚕食江南国土。北周取代西魏后，坐视陈朝与王琳相争以伺机取利，如王琳东下后，后梁趁机攻占长沙、武陵、南平、巴陵诸郡。文帝即位后，北周遣陈霸先世子陈昌南归，欲挑起陈朝内部的皇位之争(西魏军攻陷江陵时，陈昌被虏往长安)。“高祖即位，频遣使请高宗及昌，周人许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其目的很明显，正如胡三省所言: “高祖存而不遣，高祖殂而遣还，欲以间陈，使兄弟争国也。”因侯安都溺死陈昌，北周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当陈朝与王琳交战时，北周趁机围攻王琳的后方郢州，后因孙玚的坚守而退兵。北周虽客观上为陈朝削弱了王琳的实力，但后梁控制长沙、武陵等重镇，北周军随时可以此为基地，向江南腹地渗透。为将北周势力驱除出江南，在平定王琳后，文帝命侯瑱等进军湘州。北周也出兵抵御，天嘉元年( 560) 八月，“周将贺若敦率马步一万，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败退。九月，北周将独孤盛领水军与贺若敦水陆俱进。但北周因用兵于北齐，派往江南的兵力有限。文帝遣徐度、侯安都领兵援助侯瑱，陈军很快占据优势。侯瑱率军在杨叶洲败独孤盛军，尽获其船舰。十二月，独孤盛退兵。
次年(561) 正月，湘州平定。到七月，“周将贺若敦自拔遁归，人畜死者十七八。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文帝以侯瑱为湘州刺史，并下诏曲赦湘州，以安抚民心。因国力不济，文帝欲缓和与北周的关系，遣侍中周弘正通好于北周。北周也因专注于对抗北齐，在江南军败后，已无力再南侵。六月，北周“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十一月，文帝亦遣使至北周。通过交涉后，“周人许归安成王顼，使司会上士京兆杜杲来聘。上悦，即遣使报之，并赂以黔中地及鲁山郡。”这样，陈朝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收复了北周所据的大片国土，改善了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官方往来频繁，据《陈书》《周书》所载，文帝在位期间，陈朝向北周遣使 6 次，北周向陈遣使 5 次。
文帝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将北周、北齐势力驱逐至境外，边境得以安定。在外交上同时与北齐、北周保持和睦关系，极大改善了陈朝的外部环境，文帝得以全力讨平境内的割据势力。随着局势的稳定，陈朝不仅与北周、北齐频繁往来，也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许多国家向陈朝进贡、接受册封。如天嘉二年( 561) 十一月，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天嘉三年( 562) 闰二月，以百济王馀明为抚东大将军，高句骊王高汤为宁东将军。天嘉四年( 563) 正月，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
三、消除地方割据势力
平定王琳之乱后，陈朝境内仍存在多股割据势力，“是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建、晋，共相连结”。他们虽然表面上服从朝廷，却不受诏令，严重影响陈朝的中央集权。文帝解除了北齐、北周的外部威胁后，才集中精力加强对内部各地的控制。
文帝对割据势力实行拉拢和武力讨伐相结合的政策。在王琳败后，陈朝中央权威增强，文帝对于割据地方者征其入朝，或移官他地，希望通过高官厚禄使他们服从中央。天嘉二年(561)，豫章太守周敷和高州刺史黄法氍应命受征入朝，因他们平定熊昙朗之乱，文帝“并加官赏”。黄法氍进号安南将军。周敷则“进号安西将军，给鼓吹一部，赐以女乐一部，令还镇豫章”。留异、周迪、陈宝应等土豪首鼠两端，游离于朝廷与王琳之间。文帝对他们极力拉拢，如文帝对陈宝应加官进爵，“又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录其本系，编为宗室，并遣使条其子女，无大小并加封爵。”留异、周迪也加官进爵。
但他们仍欲保持独立，如留异“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东阳，署守宰”。文帝征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时，周迪“趑趄顾望，并不至”。陈宝应出兵助留异、周迪对抗中央。王永平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些酋帅的叛乱是没有完成阶层性和地区性的转变。”王琳败后，他们不应朝廷征召，妄图通过相互勾结以维护割据局面。对这些不服朝命者，文帝采取武力讨伐的方式解决。
平叛将领方面，文帝既“以土豪攻土豪”，又重用亲信将领。因为众多归附朝廷的地方豪强都有较强的实力，文帝首先通过“土豪攻土豪”的手段，以征讨割据势力。如在陈军与王琳决战时，因朝廷无法分兵，文帝使周敷、黄法氍征讨熊昙朗。周迪反叛后，又使他们参与平叛。留异勾结王琳，文帝使侯安都率军讨之。同时，文帝又以自己培植起来的亲信将领继续平叛，如周迪反时，“朝望当使 (侯) 安都讨之”，但文帝以吴明彻为江州刺史，督黄法氍、周敷军共同讨伐周迪。当吴明彻进攻不利时，文帝又遣安成王陈顼总督诸军。
华皎、章昭达、韩子高等将领，自梁末就追随文帝，他们也都参与平叛。如华皎随侯瑱讨伐王琳，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文帝令皎以法驭之。”又随吴明彻讨周迪。韩子高随侯安都征留异，又参与讨伐陈宝应，“诸将中人马最为强盛”。章昭达随侯安都拒王琳，“王琳平，昭达册勋第一”，又先后平定周迪、陈宝应。
由于朝廷军队实力强于割据势力，天嘉三年(562) 三月，平定东阳郡。九月，平定临川郡，周迪逃奔陈宝应。天嘉五年(564) 十一月，平定建安、晋安，擒留异、陈宝应，送京师斩之。天嘉六年(565) 七月，临川太守骆牙斩周迪。平叛后，文帝注意安抚地方。平定留异后，文帝下诏曲赦东阳郡。讨伐陈宝应时，文帝下诏只处置陈宝应及留异父子，“其建、晋士民，久被驱迫者，大军明加抚慰，各安乐业，流寓失乡，既还本土。”陈宝应平定后，又下诏曲赦建安、晋安二郡。“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者，并给棺槥，送还本乡，并复其家。疮痍未瘳者，给其医药。”又派朝廷官员镇守地方，以加强中央集权。如平定留异后，以陆山才为东阳太守。平定周迪后，以骆牙为临川内史。陈宝应平定后，陆缮出任建安太守。
这样，经过几年努力，文帝基本消除了境内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对各地的控制。这也结束了江南自梁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局面，为江南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文帝巩固政权措施
(一) 加强皇权
陈朝政权中皇权不够强大，朝臣对皇权的向心力微弱。因此，文帝通过铲除权臣、扶持宗室等手段加强皇权。文帝能够登上帝位，是依靠侯安都等武帝旧臣的拥立，所以文帝即位后，他们得到优待。但有些将领功高震主、居功自傲，已经威胁到皇权。如侯安都在梁末就跟从陈霸先东征西讨，他拥立文帝，讨伐王琳、留异，可谓功勋卓著。但侯安都恃功自傲，以权臣自居，史载“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斋中宾客，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辄奔归安都。”已对皇权形成极大的威胁。面对侯安都权势的不断膨胀，文帝果断决定除掉侯安都。当时侯安都为南徐州刺史，驻扎京口，文帝怕处置不力而引起兵变，迁侯安都为江州刺史，后招其回建康。
天嘉四年( 563) 六月，文帝引侯安都宴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舍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次日下诏赐死侯安都。因侯安都曾立大功，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礼。处死侯安都，避免了权臣专政的局面，也震慑了其他武将，增强了文帝的权威。
同时文帝注意加强宗室力量，培养宗王势力。陈朝建立后，宗室势力弱小，不足以支撑皇权。文帝即位后，即立其嫡长子伯宗为皇太子，其后又陆续封诸子为王，并让他们参与朝政与出镇地方。文帝诸子皆年幼，但都被赋予重任，虽难以掌握实权，却有利于提高宗室的地位。如始兴王伯茂先后任东扬州刺史、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历任吴郡太守、南徐州刺史等职。晋安王伯恭为吴郡太守，“时伯恭年十余岁，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文帝弟安成王陈顼年长，“有勇力，善骑射”，尤其受到重用，被授予侍中、中书监等要职，后总督众军征讨周迪。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
(二) 重视吏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文帝重视吏治，重用廉吏能臣。御史中丞徐陵不畏安成王陈顼之权势，弹劾其直兵鲍僧睿的不法行为，得到文帝的支持。结果，“(徐)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书监。自此朝廷肃然。”孔奂为官清廉，文帝以其为御史中丞。“奂性刚直，善持理，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之。沈君理为吴郡太守时，“民下悦附，深以干理见称”，在文帝时历任丹阳尹、左民尚书等要职。同时，文帝为政务实，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他对降将多有重用。
王琳败后，文帝下诏原宥其党羽，“其衣冠士族，预在凶党，悉皆原宥; 将帅战兵，亦同肆眚，并随才铨引，庶收力用。”孙玚以郢州降陈后，历吴郡太守、中护军等要职，后参与征讨留异有功。周炅被俘后，文帝亦以其为定州刺史。因高门士族仍有政治、社会影响力，文帝亦优待士族，以扩大统治基础。如会稽虞荔有名望，深受文帝器重，“常引在左右，朝夕顾访”。吴郡陆琼“素有令名”，也受文帝赏识，“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因此，文帝时官僚队伍稳定，吏治较为清明。
(三) 厉行节俭，恢复农业生产
经过梁末以来的战乱，陈初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正如文帝在诏书中所言: “自丧乱以来，十有馀载，编户凋亡，万不遗一，中原氓庶，盖云无几。顷者寇难仍接，算敛繁多，且兴师已来，千金日费，府藏虚竭，杼轴岁空。”文帝因国用不足，下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又整顿货币，“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之十。”同时，文帝厉行节俭，并努力恢复农业生产。文帝厉行节俭，勤于政事。文帝经历梁末以来的战乱，深知奢侈对社会的恶劣影响，故他坚持“国家资用，务从俭约”。针对梁代以来的奢靡风气，文帝数次下诏反对奢靡，崇尚节俭，并身体力行。
如天嘉二年( 561) 八月，下诏“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文帝不仅自身节俭，也要求官员效仿。天嘉三年( 562) 十月，下诏“以军旅费广，百姓空虚，凡供乘舆饮食衣服及宫中调度，悉从减削; 至于百司，宜亦思省约”。同时，面对国家百废俱兴的局面，他勤于政事，“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惊觉也。’始终梗概，若此者多焉。”
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劳动力缺乏是农业恢复发展的一大障碍，因长期战乱和豪门大族争夺户口，陈朝掌握的劳动力大为减少。文帝通过整顿户籍、招抚流民、放免奴婢等措施，增加农业劳动力。天嘉二年( 561) 七月，文帝下诏实施土断，以整顿户籍，“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又招抚流民以从事生产，如以武昌、国川为竟陵郡，以安流民。在讨平各地割据势力后，天嘉六年( 565) 三月下诏放免因战乱沦为奴隶者，“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文帝认识到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注意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王琳之乱刚平定，就下诏: “日者凶渠肆虐，众军进讨，舟舰输积，权倩民丁，师出经时，役劳日久。今气昆廓清，宜有甄被。可蠲复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并分遣使者赍玺书宣劳四方。同时，将劝课农桑作为地方官的第一要务，多次下诏督促地方官重视农业生产，帮助百姓务农。如天嘉元年 ( 560 )三月，下诏“守宰明加劝课，务急农桑，庶鼓腹含哺，复在兹日”。次年 (561) 八月又下诏: “守宰亲临劝课，务使及时。其有尤贫，量给种子。”这些劝农举措，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从而推动了江南经济的进步。
陈文帝是南朝少见的有为之君。面对即位后的严峻形势，文帝运筹帷幄，基本消除了陈朝境内的割据势力，对外抵御北齐、北周的侵扰，同时，在政治、经济上采取多方面措施以巩固政权。这些都为江南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他在位七年，勤于政事，促进了陈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文帝励精图治下，到天康年间，陈朝国力增强，社会趋于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