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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初汉法派和理财派的斗争中，忽必烈皇太子真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忽必烈由积极推行汉法转向消极保守，信任理财派、疏远汉法派后，真金则以其儒学修养和自身的政治利益成为汉法派的支持者。
1、真金其人真金生于乃马真氏称制二年（1243年)。从童年时起，他就师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幕府的著名儒士姚枢、窦默、许衡等学习《孝经》等儒家的经典著作。
姚枢等人天天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及经史典籍熏陶真金的性情。
后来，忽必烈潜藩的主要谋士刘秉忠推荐儒士王恂作为真金的伴读，辅导真金学习儒家文化。
可以说，真金是在儒家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成人的。忽必烈即位后，王恂擢拜太子赞善。
中统三年(1262年)，真金封燕王，领中书省事，开始参与政事。次年，元廷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
中书左丞许衡汇集古代帝王的嘉言善政，编成一书，忽必烈令王恂向真金讲解，目的是使真金学习治国的本领。
王恂长期侍奉真金，向真金阐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以及历代治乱兴亡的原因。
汉法派官员在受到忽必烈疏远后，转向寻求太子真金的支持，把继续推行汉法的希望寄托在真金身上。
真金参决政务后，建皇储的问题也提到了汉法派的议事日程。因为他们也把汉法的维护和继续推行，寄希望于立真金为皇太子。
有了皇太子的支持，继续推行汉法才有保障。
2、汉法派如何把真金推上太子之位？早在忽必烈即位伊始，为改变大蒙古国时期长期以来的汗位之争，汉人儒臣们就建议忽必烈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预立皇太子。
姚枢建议“建储副以重祚”，陈祐认为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尽早建立真金为皇太子。
儒士张雄飞更是奉劝忽必烈：
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贰，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
张雄飞后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您的哥哥蒙哥汗早知道立他自己的儿子为大汗继承人，您忽必烈今天还会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吗？
忽必烈连连称善。他终于听从张雄飞等儒臣的劝告，于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立真金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在政治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同年九月，设立属于真金的官属——官师府，设官属三十八员，大部分是汉法派官员和儒士。
和儒士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真金对汉文典籍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就讲论经典，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武经》等书，他尤其喜欢阅读。他还与王恂、许衡讨论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以及辽、金帝王行事要略，区别其善恶，论著其得失。
3、真金太子的礼贤下士自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支持回回理财派，除潜邸旧臣刘秉忠、张文谦等几个主要的谋士外，对一般汉族儒臣，则渐渐疏远。
这自然与忽必烈的汉文化修养比较浅有关。真金的汉文化修养比乃父要深得多，对儒士礼遇周到。
太常宋衢患眼病，他赐钞一千五百缗；翰林学士王磐告老还乡，他让王磐女婿在王磐的老家东平做官，以奉养王磐；孔子后裔孔洙自江南朝见，他责备太子詹事丞张九思引见孔诛太晚，学圣人之道，不知有圣人之后。
许衡被逼还乡时，真金请忽必烈以许衡的儿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许衡，又派东官侍臣到许衡住处安慰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
真金对许衡说的“道”就是指“汉法”。
至元十八年(1281年)，传来王恂的死讯后，真金非常难过，送钞二千五百缗为王恂办丧事。
真金积极支持汉法的推行。元初议立门下省时，他派人赐廉希宪葡萄酒，鼓励说：“上命领门下省，勿难群小，吾为公除之。”
所谓“群小”就是指阿合马及其党人，因为真金对阿合马理财擅权深恶痛绝。
波斯史家拉施特氏《史集》中也说真金不喜欢阿合马，甚至有一天用弓殴打阿合马的头部而殴伤了阿合马的面部。
阿合马朝见忽必烈时，忽必烈问他：“何故而伤面耶？”阿合马不敢据实以对，回答说：“马踢之使然。”真金当时正在座，愤然说：“汝岂耻于自言邪？此真金之所殴也。”
真金曾数次在忽必烈面前以拳猛击阿合马。
至元十一年(1274年)，安童出镇北边前后，汉法派代表人物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相继病卒，汉法派势力大减，他们竭力使真金实掌朝政。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太一教五祖真人李居寿借作醮事（设坛祭祀）之机，对忽必烈说：真金正年富力强，应该参与政事。忽必烈的待臣董文用也向忽必烈奏请让真金实际负责中书省政事。
第二天，忽必烈下诏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自今庶务，听皇太子临决，而后入闻。”
阿合马对真金非常畏惧，但他背后有忽必烈撑腰，真金对他敢揍而不能罢他的官。对阿合马专权擅政、聚敛财赋，也无可奈何。因为真金没有实权。
4、阿合马被杀事件的影响在汉法派官员遭到迫害或牵连时，真金尽力保护。
崔斌被阿合马杀害时，真金正在东宫吃饭，他闻听消息时，投放筷子，急遣使阻止，竟没有来得及。
张易参与杀阿合马，忽必烈是心知肚明的，否则他不会把王著连同张易一起处死。
此案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警惕，他甚至怀疑更多的汉族儒臣，包括他潜藩时的旧臣张文谦参与了此事。
《元史·程思廉传》记载，阿合马被杀后，忽必烈将典瑞少监程思廉召至行殿，问：“张易反，若知之乎？”
程思廉回答：“未详也。”
忽必烈有些不耐烦：“反已，反已，何未详也？”
程思廉慢条斯理回答：“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不能详也。”
张易参与此案是两人谈话的共识和前提，而忽必烈的目的是想查出更多的汉人高官。
他又问程思廉：“张易所为，张仲谦知之否？”
程思廉回答说：“仲谦不知。”
理由是：“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张文谦和张易早年是同学，二人的关系可能很好，而且，张文谦一直反对阿合马执政。因此，说他们两人“不相安”，当系谎话。
史称王著杀阿合马后，“狱起，连坐者，变不测。”
说明忽必烈并没有放弃对此案的追查，也可能理财派借此案向忽必烈进谗言，向汉法派反扑，看来有株连蔓引的势头。
高觿和张九思是否也遭到忽必烈的怀疑呢？《元史·张九思传》说张九思命令宿卫官兵射击王著一伙时，他的部下右卫指挥使颜进中流矢死，怨家诬为王著、张易党人，将籍没其妻孥。
这个颜进当是和张易同领兵驻宫外的指挥使颜义。张九思极力为颜进辩护，说：
“吾实使之讨贼而死焉，可诬也？”高觿和张九思在事发当日中午就已从张易口中得知“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在此之前，还发现了两个假冒的西蕃僧，为什么还要派颜义出兵呢？
这说明张九思和高觿与此案不无干系。
该传又记载，张易被诛杀后，执法官欲将张易的尸首游街示众。
张九思对真金说：“张易应变不审，而授贼以兵，死复何辞。若坐以与谋，则过矣，请免传首。”
该传接着记：“皇太子言于帝，遂从之。”
真金奏请忽必烈，才免了将已死的张易传首四方，同时张九思和高觿等也没有再受到追究。这说明，真金保护了牵连到阿合马案的汉人官僚。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王著、张易等定谋后，即以其谋通知国中之契丹（即汉人）要人。诸人赞成其谋，并转告不少城市友人，定期举事，以火为信号，见信火起，即杀尽有胡须的蒙古人、回教徒和基督教徒。
也就是有预谋的汉人暴动。虽然将王著的“义侠”行动说得过分严重，但说明汉法派官员，包括真金在内，对王著是同情的。
忽必烈本人也知道，反对阿合马的官员中，不仅有汉人，也有蒙古人，而他的儿子真金正是汉法派背后的支持者。
阿合马被杀后，忽必烈以和礼霍孙为相。真金指示和礼霍孙严惩阿合马余党，更改阿合马的弊政，尽快继续推行汉法。同年冬，立詹事院，以张九思为詹事丞。
张九思在真金的保护下，成为汉法派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举荐名儒宋衢、刘因、夹谷之奇、李谦，分任东宫官属。
5、学习汉法的努力也是在此年，何玮进入中书省为参议省事，徐琰进入中书省为左司郎中。
二人入见真金，真金对他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又召辟杨仁风、马绍、杨恭懿、董文用入中书省参政。
按察副使王恽进《承华事略》，包括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明分、崇儒、亲贤、去邪、纳海、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审官等内容。
李谦、夹谷之奇向真金敬陈十事：正心、睦亲、崇俭、亲贤、儿谏、戢兵、尚文、定律、正名、革弊。
儒臣们意在教真金应该怎样当中国传统的皇帝，其中的“去邪”、“革弊”显然是让真金清除理财派官员，革除理财派的敛财弊政。
南人儒士也积极促使真金反对理财派，继续推行汉法。
真金征召原南宋工部侍郎倪坚，访问古今成败得失，倪坚特别强调南宋之亡，是因为奸党权臣的祸害，提醒真金警惕理财派祸国殃民。
至元二十年(1283年)真金又拜儒士刘因右赞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夹谷之奇为左赞善大夫，以儒士李栋、宋辜、李谦等为国子学教授，命蒙古助臣子弟入学。他甚至不让蒙古子弟学习蒙古文，只让他们学习汉文典籍。
这也表现了真金力行汉法的决心。
6、卢世荣被杀真金在中书省参与朝政既久，明于听断，地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等经济政策，有关系到百姓休戚的，真金听到之后，即日奏告忽必烈罢除。卢世荣理财时，声言“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也”。
真金认为卢世荣的说法很荒唐，斥责他说：
“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卢世荣依恃忽必烈的信任，不免肆无忌惮，排斥异已。
卢世荣以言利进用，位居要职，援引同党，而汉法派大臣张雄飞却在卢世荣任职的同一天遭罢免。
崔彧劾奏卢世荣不可居相职，也遭罢官。左司郎中周戭与卢世荣意见稍不合，卢世荣以“废格诏旨”的罪名，将周戟杀死，以致于朝臣凛凛自危。二十二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弹劾他，揭露他所盗官物计：钞共计两万五千一百一十锭，金共计二十五锭，银共计一百六十八锭，茶共计一万两千四百五十八引，马共计十五匹，玉器七件，其余繁杂物件不计其数。
中国历朝敛财之臣大都以吹嘘自己在短期内能增加国赋收入来取悦于他们的主子（皇帝），并且以刻剥百姓取得其短期效益。
陈天祥抓住了卢世荣这一卑劣手段，进而弹劾。
忽必烈时在上都避暑，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玉昔帖木儿）将陈天祥劾状上呈忽必烈。忽必烈即日派遣唆都八都儿、秃刺帖木儿等还大都，传命右丞相安童召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等，同卢世荣一起听陈天祥弹文。命令卢世荣、陈天祥一同赴上都辩论。
弹劾卢世荣的蒙、汉官员越来越多，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儿，参知政事撒的迷失又核查出卢世荣的一些罪状，上奏忽必烈：
不请示丞相安童，擅自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令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官商议，擅自调动三行省一万两千人安置济州（今山东济宁市），委任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任用阿合马党人潘杰、冯珪为杭州、鄂州二行省参政，宣德为杭州宣慰，分布在朝野的更多；以钞虚为由，封闭回易库，致使民间昏钞不可行；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调出县官钞八十六万余锭。
安童要求卢世荣在四月之内使经济改革见成效，他的实际用意正是利用忽必烈急功近利的心理，使忽必烈铲除卢世荣。
代表南人儒士的翰林学士赵孟頫也借机弹劾：
卢世荣初以财赋自任，当时人情不敢预料，将谓别有方术，可以增益国用。及今观之，不过如御史所言。更张之机，正在今日。若复恣其所行，为害非细。
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同陈天祥等与卢世荣对质于忽必烈前，卢世荣对陈天祥所劾罪状一一服罪。
忽必烈遣忽都带儿传旨中书省，命丞相安童与诸老臣集议，对卢世荣所推行的理财措施，当罢除的罢除，当更改的更改。
下诏逮捕卢世荣下狱。
同年十一月，忽必烈问忽剌出：“汝于卢世荣有何言？”忽剌出回答说：“近汉人新居中书者，言世荣款伏，罪无遗者，狱已竟矣，犹日养之，徒费廪食。”
既然不杀卢世荣白费粮食，忽必烈下诏诛杀卢世荣，割其肉以喂食禽獭。
卢世荣被杀，汉法派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团结在真金的周围，欲抓住时机，继续推行汉法。真金威望日高，连明初人编撰的《元史·裕宗传》都称赞真金“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归心焉”。
然而，儒家文化的熏陶，虽然使真金学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掌握了前代帝王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也消磨了真金的锐气，使他的性格变得懦弱。
忽必烈始终掌握朝政大权，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十余年，对乃父之命唯唯诺诺，不敢违抗。
7、禅让风波最终竟因“禅让风波”英年早逝。
忽必烈晚年多病，政事多委之于南必皇后。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初，江南行台御史上封章，内容大致是劝忽必烈提早退位，禅位皇太子，皇后不宜干预朝政。
真金闻之此事，内心恐惧，他知道忽必烈对权力的贪欲，不会放弃皇位。
御史台都事尚文办事机敏，密藏奏章，不欲使忽必烈知道。
此事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得知，以钩索天下欺瞒钱粮为名，奏请拘收内外官府案牍，实际上是想要揭发南台奏章，借机向忽必烈进谗言，构陷真金，以此打击汉法派官员。
他们要悉数拘封御史台案牍，尚文留下密章不给。
答即古阿散奏告忽必烈，命大宗正府官薛彻干索取密章。
尚文与御史大夫月吕鲁（即玉昔帖木儿）、丞相伯颜商议说：
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宜先发以夺其谋。
于是尚文查阅御史台旧案牍，查出答即古阿散的数十条罪状；伯颜、月吕鲁先发制人，向忽必烈陈述事情经过并弹劾答即古阿散。忽必烈迁怒于答即古阿散等奸党，将他们诛杀或流放。
真金则由于惊惧而致病，在当年十二月死去，年仅四十三岁。真金死后，汉人儒臣在朝廷中的势力大大削弱。
第三个理财派大臣桑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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