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政府的斗争之初步胜利及其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忧虑,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从“造反者”到建设者和执政者的角色转变,他们很快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而全力贯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合的事业。而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形式的中华民国之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实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一下子摆脱了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地位,心态也趋于平衡。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增强汉族与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从而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凝聚融合为一大紧密共同体的强烈愿望。

实际上,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革命党人内部就已经开始酝酿一种“五族共和”思想,至少此种思想成为一种潜流较早就已经存在,尽管一开始并不十分明晰。如1908年,《民报》第19号上刊登一篇《仇一姓不仇一族论》的文章,就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这一观念。该文认为,倾覆“阶级甚严”的“满洲旧制”,推倒搞民族压迫的爱新觉罗皇室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民国,是“破列强之势力范围”的必然需要。而“新政府既成立,方当首为谋生聚教训之方,俾无一夫之不获。夫战争之起,皆由两不平所致,今既无不平之事,又何至酿为种族之战耶?俟其渐濡文化,取污染而胥涤除之,则其智识必视此日为发达,而知屈伏于一姓为辱已甚,而与我汉族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为致足乐矣”,强调:“今日之言调和主义者,日日言大同,日日言满汉平等,自吾观之,则此恶政府一日不去,其所谓大同平等者,姑置不言可也。”①这实际上等于预测了革命之后各族“共和”的必然结局,只不过与杨度等立宪派主张“五族大同”的路径有异,认定推翻搞民族压迫的清王朝,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也就是认为革命乃实现“五族共和”的前提条件罢了。另外,该文也尚未明确提及“五族”的概念。

笔者以为,在“五族共和”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革命派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不容忽视,恐怕还相当关键。特别是黄兴、刘揆一等一系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表现,可以说就相当主动和积极。革命爆发前夕的1911年3月,在日本的同盟会实际总负责人刘揆一,还曾在日本散发《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堪称辛亥革命前武装倒清“五族共和”论已然形成的典型文本,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可惜长期被“五族共和”思想的研究者们所忽略了。①

刘揆一(1878—1950),湖南衡山县人,清末著名革命烈士刘道一之兄。1903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结识。同年9月,他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和刘道一等一道组织华兴会。1907年加入同盟会,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后又代行同盟会总理职务。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揆一亲临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复任参议院议员。1912年7月,他又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后因反对袁氏复辟帝制,与之决裂。1911年刘揆一散发《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时,正在代理同盟会的总理职务,是当时革命党组织的实际总负责人之一。此意见书在散发过程中被日本的搜捕人员查获,落入日本外务省。在《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中,刘揆一明确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其一,国家危亡形势逼人,只有联合五族人士,实行革命,推翻满族皇室的专制政府,建立“共和”,才能达成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他强调说,“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即便中国想要真正实行君主立宪,现在的清政府也完全做不到。不说别的,就连像样的“君主”清廷眼下也不具备,“若强而行之,则十年二十年之内,必犹是无知孺子为之君”。其二,中国各族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共同保护所生存的整个国家领土。只要各族团结一致,列强即便有乘革命之机行瓜分之举也难以得逞。他指出:“蒙、回、藏者与满洲同为吾国之屏藩也。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如不进行共和革命,对蒙、回、藏人“晓以国家之观念”,使其人人感到“稍有平等之权利义务”,即便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恐蒙回藏人或日受外人之愚弄而终贰于我矣”。其三,要想实现前两个目标,必须首先组织由各族人士共同组成并采取联合行动的革命政党类的团体“汉满蒙回藏民党会”,自觉为之共同奋斗不可。“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①

何为“五族共和”?如若归纳当时人言说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推翻以满族皇室民族压迫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以五族为代表的国内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民主共和”国家而不是“君主立宪”国家,就是“五族共和”论的基本特质。揆诸这一标准,刘揆一的“五族共和”论显然已经相当成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揆一此文甚至还初步设想了革命后组成的“共和政府”之人员构成问题:其中不仅有立宪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还试图包括少数民族人士如良弼那样的满人在内。针对有人认为推倒清廷统治后,“奈未有组织共和政府之人才何”的疑问,刘揆一竟然胸有成竹地告知:“予以为此不足虑也。试以袁世凯、孙文、黄兴、汪精卫、杨度、梁启超、良弼辈组织一共和政府,即可优胜今日之清廷,而况乎无名之真英雄正崛起未艾耶?”①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同盟会的领袖在设想共和政府的组成人员时,竟然会将袁世凯置于孙中山之前,由此也可见辛亥革命前夕,黄兴和刘揆一一系的革命党人不仅已然具有“五族共和”的理念,恐怕还早已酝酿过借助袁世凯以实现此一理念的操作方案或现实期待。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其起义领导人就在“议事决定第三条”中,提出了要实行“五族共和”②(这也是目前所知“五族共和”一词的最早使用);也不难理解黄兴等革命党领袖在起义爆发后,能够如此迅速地便与赞同革命的江浙立宪派就此达成一致,随即与袁世凯方面进行沟通,展开“南北议和”的政治活动了。

直言之,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同盟会实际负责的黄兴、刘揆一等一系革命党人,已经初步形成了“五族共和”的指导思想。刘揆一的《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可谓其思想形成的标志。

作者简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先后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中西关系史。为国内概念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新史学》集刊的合作主持人。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等论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