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定位系统里，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了世界舞台坐标的中心，这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并继续书写中国文化的变化。政治、经济是文明土壤孕育的花果，由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所决定，中华民族也一定将为世界文化贡献“定心丸”与“稳定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内在地决定于中国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决定于中国儒学所特有的格局与气象！

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人们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此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

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夏、商、周文化已经是中国文化形成与确立的时期。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确认了坐标。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更多了解中华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弘扬，所以，孔子才被尊为“万世师表”。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内在地决定于孔子思想的特性与特质，决定于孔子学说的巨大影响。

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孔子常谈“王天下之言”，谈以“道”治国才能“致霸王”；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埋下隐患，自食恶果。王道，以德行仁，人们主动臣服，心悦诚服，自求多福。

中华文明的王道精神经得起时空的检验，它是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疑惑中超越，于不确定中憧憬。《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气质禀赋、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价值体系中心点之坐标，它没有焦虑，而是如如不动，见证永恒。

在“一以贯之”之中，孔子儒家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中华文明价值取向清晰，更可贵的是，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价值观与方法论。这样的思维模式，成为通往中心坐标的最优路径、至佳选择。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他还说，“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像北辰灿然居中，这应该正是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标。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于我们文化的特点、特性与特色，决定于我们的哲学智慧和文化气象。我们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功夫。

事实上，许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的是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理解到了这一点，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

原载《联合日报》201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