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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有两件大事对当时及以后中国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就是义和团运动以及英、美、法、德、俄、意、奥、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这两件事使国人认清了清王朝的颟顸、愚蠢及腐朽、虚弱的本质。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11国订立《辛丑条约》，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全国人民切齿愤痛。不堪承受的屈辱，不堪承受的重负，使国人忍无可忍，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高潮。
1、在日本的排满思潮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虽然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但革命形势仍在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说：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吴稚晖也说：
“1898年以前即听到孙文姓名，认为他不过如江洋大盗一流人物。1900年惠州之役以后，对孙的印象由洪秀全第二升至刘秀、邓禹型式。”
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在变，世道、人心在变；革命党的影响在扩大，革命开始深入人心。原来认为大逆不道的造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
革命高潮正在到来，明显的特点是，分散的、隐蔽的抗争，正在变为公开的、大规模的对抗。
在革命形势发展过程中，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留日学生人数，1899年为200名。以后逐年增多。1902年达400~500名，1903年有1000名，到了1906年，有人说已达一二万名，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实际数字为8000名左右。
留学生从腐败、落后、沉闷的中国，来到“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日本，受日本新气象和各种新事物的强烈刺激，因而对腐朽、专制的清政府更加不满。他们不断吸收当时日本新的学问和新的思想。
这些东西本来自西洋，留日学生加以消化和改造，并向中国国内大肆宣传，使国人耳目一新，加速了国人的觉醒。
1903年是反满民族革命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29日（农历春节），受孙中山影响的刘成禺、马君武在东京留学生集会上演讲，公开表明唯有排满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观点。
《苏报》专就这一事件作了报道，使“革命排满”的口号为更多的人所知。孙中山认为，这一件事开始了“革命风潮初盛时代”。
2、拒法、拒俄运动1903年发生的另两个重大事件是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民众拒法、拒俄运动。
4月24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拟借驻扎凉山的法国军队平定哥老会，并拟向亨达利洋行借款，答允事成之后以广西全省路矿等权利作为酬谢。
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同乡会干事当即集会，决定通电清廷政务处及有关政要，要求拒绝法人，惩办王之春。
并致电上海中国教育会，请其协力拒法。两广在沪绅商也纷纷通电拒法。25日，在沪各绅商300多人发起“阻法会”。蔡元培在会上提议，为阻法兵干涉，应立即成立一团体。于是组成“保国会”。
与此同时，留日学生及国内民众又掀起了拒俄运动。4月27日，为抗议俄国久占中国东北不还，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张园召集拒俄大会。
29日上午，东京留日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召开紧急会议。钮永建提议组织义勇队，随时准备赴敌，当场获得通过。
下午，召开留学生大会，有500余人与会。决议发动愿加入义勇队赴前敌者于近两日内签名。5月7日，学生军（由义勇队改编)正式编成。
以蓝天蔚为队长，黄兴、李书城、刘成禺等为学生队骨干。5月11日，学生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连清廷驻日公使蔡钧都知道，该组织“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均用集会、函电等方式，表明拒俄的立场和主张。
张之洞巡视京师大学堂时惊呼：
“庚子(1900年)时此风尚不过汉沪一隅，乃不过三年，已遍大陆，可怕也。”
在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中，舆论的作用不可小视。
留日学生在宣传革命思想方面尤其活跃，他们争相出版书报杂志。
1900年，郑贯一等创办《开智录》，鼓吹自由、民主，不啻雄鸡报晓，实开风气之先。是年12月6日，《译书汇编》创刊。
该刊主要登载有关东西各国政治学说及政治外交历史的译文，包括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1年6月25日，秦力山、张继、王宠惠等创《国民报》，以“振我同胞爱国之心，唤起国民之精神，讲求国民之义务”为宗旨。
3、革命风潮的到来1903年1月29日，李书城等创办《湖北学生界》。紧接着，《浙江潮》、《江苏》、《直说》等由各省留学生主办的杂志纷纷创刊。迄1904年末，中国人在日本刊行的中文杂志共有14种，1905年6月，宋教仁、程家柽等又创办了《二十世纪之中国》杂志。
留日学生出版书报杂志，风靡当时，国内知识界也不甘后人，所办报刊如雨后春笋。突出的有蔡元培等于1903年12月在上海创办的《俄事瞥闻》，其宗旨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次年2月，改名《警钟日报》。
《苏报》自1903年起由章士钊主持笔政。吴敬恒、章太炎、章士钊等都在该报发表言词激烈、鼓吹排满革命的文章，使该报成为苏沪地区影响最大的革命报纸。
1903年5月，年方18岁的邹容撰写的《革命军》出版。该书文义浅显，持论激昂，在青年学生和华侨中影响很大，人人争诵，风行一时。
章太炎为之作序，称：
其宗旨在驱除满洲，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句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该书鼓吹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苏报》为之刊文介绍，因而被查封，邹容被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死于上海租界狱中，但其《革命军》却传遍天下，共发行100多万册。
孙中山说：
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1903年秋冬，陈天华又著《猛回头》、《警世钟》先后出版。
两书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罪行，鞭挞了成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号召国人团结一致，实行社会改良，“自强自立”，“救我中国”。
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保皇派论战，立论严正，征引瞻博，说明不革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腐朽状态，立宪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书不但康有为无可置辩，满洲贵族亦闻之胆寒。
由于革命书报的积极宣传鼓动，革命空气愈益浓厚，革命风暴以更加猛烈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4、革命组织的兴起1900年至1905年，在海外留学生及国内一些大城市中，一批生气勃勃的革命组织乘势而起。
其中著名的有：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中国教育会、日知会，等等。
军国民教育会于1903年5月11日在日本东京成立，由秦毓鎏、黄兴等在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的基础上改组而成。会员200余人，以培养尚武精神、实行民族革命为宗旨。
华兴会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以黄兴为会长。入会者有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
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吕大森被选为所长。该组织的宗旨为革命排满。
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秋瑾、徐锡麟先后加入。
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其宗旨为：
“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骨干分子多为归国留日学生及上海的革命知识分子，浙东各重要会党首领也多半加入，该会势力甚大。
1902年4月，蔡元培、吴敬恒、章太炎等创办的中国教育会及其附设的爱国学社，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革命团体。名义上为教育团体，实则主持者均为激烈的革命分子。活动不以上海一地为限，在江苏、浙江等地均有支会，隐然成为国内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重心。
日知会由曹亚伯等于1905年上半年发起，1906年2月建立。该会以武昌教堂圣公会作为掩护。
除了以上影响较大的组织外，还有：
1900年在日本成立的励志会，成员有吴禄贞等；1901年秦力山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国民会；杨荫杭在无锡成立的励志学会；冯自由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广东独立协会；1902年赵声等在南京成立的知耻学会，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建立的中国亡国242周年纪念会等。
5、孙中山的考察为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加紧进行发动、组织工作。
1903年7月中下旬，孙中山自越南至日本横滨，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其中网罗革命人才。他原先的工作重点在会党方面，从此时起，逐渐转移到日本留学生方面。
8月，他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建了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以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为校长，聘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讲授军事知识和武器制造方法，为日后的反清起义准备军事人才。但该校维持不到半年。
1905年1月，孙中山由美抵英，并先后到法、比、德、意等国。此行的主要目的，除侧重于考察欧洲各国不同的政制、研究各国政党政治之得失，及对各种政党之组织实地探考其一切情形外，并预定把中国革命种子播散到欧洲大陆，而在旅欧的侨胞中，设法罗致一批优秀人才，尤其搜罗有志行、有气概、有学问之留欧学生，以备革命前途的效用。
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国留学生中组织了革命团体，有朱和中等多人参加。该团体创立时没有命名。孙中山又先后至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建立革命团体。
欧洲中国留学生中的革命组织，以法国的为最大，欧洲革命团体遂以法为中心。
孙中山离开欧洲时，曾经满怀信心地说：
自我见德、法留学生之热心爱国，更深信我必能及身见革命之成功矣。
这些区域性的、规模较小的、分散的组织，难于采取统一的行动，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极不利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早在1903年《浙江潮》杂志就号召：“消除地域界限，联合建立统一团体。”
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亦呼吁：“不如大家合成一个大党。”
“合成一个大党”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是在当时已经众望所归的孙中山的领导、主持下，在极具影响力、号召力的革命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下，顺利完成的。
5、中国同盟会成立1905年孙中山第三次赴日。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神乐阪凤乐园会晤，商讨革命问题，并提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图革命大业。黄兴深表赞同。
7月28日，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于《二十世纪之中国》杂志社，磋商联合问题。
7月29日，宋教仁、陈天华同至黄兴寓所，商讨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黄兴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
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团体与孙中山联合。宋教仁则说，既然有入会与不入会两种意见，那么应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
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中山的组织。华兴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同意与孙中山联合，问题便基本解决。
华兴会会员在留日学生中占有优势，该会赞同联合，则组建同盟会便不成问题。
由众多革命小组织“合成一个大党”，这是20世纪最初几年革命风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大党”不是创建于国内，而是出现于中国留学生及流亡者群集的日本东京，也有其必然性。当时留日学生提倡革命者甚多，几达万人以上，而内地革命失败之同志，复纷然来集。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约集各省在日本的革命分子，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议。
到会者除孙中山外，还有黄兴、张继、陈天华、胡汉民、冯自由等，计73人，大部分为留日学生。与会者分属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
孙中山在会上演讲了三民主义，及革命须团结之理由，呼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新的统一组织的必要。关于组织名称，有人提议用“对满同盟会”。
孙中山解释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他提议用“中国革命同盟会”，另有人主张此为秘密组织，以不明用“革命”二字为好。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议采用以下16字作为同盟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虽有数人对“平均地权”持有异议，经孙中山解释后，仍获通过。
随后，黄兴建议赞成者“书立誓约”，当由孙中山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稍加润色，制订誓约：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孙中山带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毕，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草拟同盟会总章，交付成立大会讨论。
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在麴町区富士见经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
1000多人前来赴会。东京自有中国留学生以来，留学生集会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人数多，秩序好，真是盛况空前。
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本珍弥子爵（众议院议员）宅第召开，约有一二百人与会。
日本友好人士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亦列席。革命精英，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
会期3天，会议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并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中国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紧接着派人到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及各省成立同盟会分会，积极发展革命组织。
6、《民报》的创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1906年8月27日，当宋教仁、黄兴等人正办理移交《二十世纪之中国》杂志事务时，日本警方忽然以该杂志第2号有害公安为名，禁止发售。
事实上，日本警方不但禁止《二十世纪之中国》发行，也禁止孙中山公开讲演。
《二十世纪之中国》停刊后，9月3日，在黄兴寓所，宋教仁移交了一切簿记、款项、图书、用器及印信，孙中山在场。
9月21日，黄兴告知宋教仁，杂志取名《民报》。对各地组织发展，由孙中山委派冯自由、李自重至香港，组织香港、澳门及广州各分会，并任三处主盟人。
又相继对各省区派员组织分会或相当机关，开展秘密活动。
至于解决经费问题，孙中山指望南洋一带。
9月30日，他致函新加坡陈楚楠，告将出版《民报》杂志。又称，在我党中之留学生，有比宁、咥华等地之富家子弟者，今有数人不日拟回南洋商诸其父兄，请出大资财以资革命者。
对于孙中山离开日本，当时成为舆论注意的事。9月3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电询外务省，谓报纸宣传清政府通过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帝国政府驱逐孙逸仙，有无其事？
显然是日政府认为理由不充分，或者证实孙不日将离境，没有采取行动。
所以，当孙在10月7日乘法国邮船“康多敏”号离开横滨经上海向香港出发之后，外务大臣桂太郎即通知内田公使，孙逸仙离开系出于本人意愿的举动，不是政府的驱逐。
孙中山这次回到日本，仅停留70多天。
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孙中山，就成了比较微妙的问题。而孙中山本人，不论他停留日本，或是被逐出境，迄武昌起义爆发，他一直指望日本的支持。尽管他所得到的反应是极为冷淡。
《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第1号于1905年11月26日出版。
它是在日本人帮助下发刊的。编辑人为张继，印刷人系末永节。
《民报》的任务是阐发中国同盟会的纲领。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些主义，随后被统称为三民主义。
孙中山指出，这“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
《民报》还提出办刊方针六大主义，即：
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其中第五点是值得注意的。自黄遵宪、王韬以来，许多知识界人物都提出过联日方针，但他们都立足于国家关系，即政府间的合作。
应当如何处理两国关系，这是革命党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这种“国民的联合”，也是孙中山的主张，它与中国存在的“排日、亲日两派”的观点不同，是在两国平等的立场上去考虑的。
7、陈天华之死的影响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勾结共同对付革命党的措施，除了禁止孙中山讲演之外，便是由文部省于1905年11月2日公布的《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取缔规则”)15条，声明自1906年1月1日起施行。
该规程规定：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遇有清国人学生寄泊之寄宿舍或属于学校监督之旅馆，须受校外之取缔”，“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
日语中的取缔，在这里是约束的意思。这个约束的规则，是专门对中国留学生而设的。
早在本年6、7月间，就传出日本当局将发布取缔清韩学生规则，迨同盟会成立后，9月4日，黄兴等人即在会馆开会，商“议对付日政府定管理清韩留学生事”。
规则公布后，在留学生中引起一场大风潮。
尽管文部省解释，规则的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国留学生之自由，不过监督此类学校，而以谋清国留学生之利益为目的。
但解释未能发生作用，各校学生自11月26日之后，纷纷集会演说，讨论对策，反对范围，也由反对第9、10两条，扩大到全部取消。他们认为，此规则有辱国体，必须尽力争取废止。
12月3日，东京8校留学生在会馆商议对策以后，逐渐出现意见分歧，一部分主张和平解决，另一部分则坚持要罢课归国。
两派在留学生会馆，进行论争。
风潮发生后，日本人士有因同情出而反对者，有措词严厉不惜诀别者，也有乘机攻击、丑诋中国生徒者。
东京《朝日新闻》评论称：“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令，此亦为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彼等之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云云。
此文发表后，程家柽曾撰文批驳。由于这种“轻我不遗余力”的评论深深刺激了陈天华，陈不堪其苦，在12月8日留下一封绝命书，在大森海湾投水自尽。陈以死表示抗议，望国人有以猛省。
陈天华之死，引起群情激愤，风潮到了顶点。留学生中两派，分别组织“联合会”与“维持会”。前者以胡瑛、宋教仁等为代表，后者以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为代表。这种分歧，反映了同盟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的实际。
自风潮发生后，相继有学生返国，秋瑾就是其中最积极者，据说返国者有2000余人。12月20日以后，斗争渐息，“维持会”派占了上风，经过日本人的疏通，“维持会”代表留学生宣言复课。
“联合会”派于1906年1月13日致电北京政务处，以此时反抗日文部省令事已有着落，定于15日上课。是日在清风亭集会，解散“联合会”。日本当局对“取缔规则”，最后也不了了之。
东京留学生风潮掀起之际，孙中山正在邮船上准备赴法，现有文字看不出他有何反应。当时他或许不清楚有这些事。
1906年3月4日，他离开马赛东返。4月6日抵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五年禁令已满期)，与陈楚楠等成立了同盟会分会。4月24日，回到横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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