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初，一位饱经风霜、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84岁老人，住进了北京一家8人间病房中。因其高烧不退，年龄又大，家人考虑到病房环境不佳，便向院方请求能否换一个单人间或者双人间病房。结果，院方给出的回复实在让人伤心。
院方负责人不屑地对老人家属说：“他不够级别，不能换。”
老人家属没有办法，只好安心在病房住下。然而，看着病房中其他病人一个个接着离世，老人家属的心不禁揪了起来，于是硬着头皮再一次向院方提出请求，结果依旧是那一套说辞。
这么多天，老人似乎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闹着要回家，还是在家人的安慰下放弃了回家的打算。
过了几天，病房里又有一位病人去世了，此时老人却没有提出回家，因为他已经从感冒转为了肺炎，生命垂危，只能靠营养液维持最后的生命。
2月26日，老人最终没能扛过与病魔的斗争，永远离开了人世。
但就在老人去世后，他在医院的遭遇被世人得知，不少人感到十分愤怒，甚至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大声叫骂：“你们医院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为国家捐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很快，这位老人的遭遇就传了开来，许多认识老人的人开始鸣不平，一些不认识老人的人也开始了解老人的事迹。
老人名叫张伯驹，他和张学良、袁克定、溥侗四人被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其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内弟，清末时出任过朝廷最大的盐官，晚年又在南京创办了盐业银行，家资颇丰。
因此，张伯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可他无心政治，接手父亲家业后就整日沉迷于诗词歌赋、作曲看戏，并且即便是倾尽家财也要收集字画，这在世人眼中妥妥的“纨绔子弟”行径。
但是，用“纨绔子弟”形容张伯驹属实冤枉。说他无心政治，是因他厌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对当时中国现状无能为力的无奈；说他倾尽家财收集字画，其实是他为了防止中国文物流落海外所做之措施。
而为了保护文物，张伯驹宁肯放弃自己的生命。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张伯驹在恭亲王孙子溥心畬手上见到了传世最早的天下第一字《平复帖》。此帖是西晋时期一位名叫陆机的人问候友人书写的信札，传世久远，是书法艺术中的杰作，十分珍贵。
一见此帖，张伯驹的内心就有些不安，因为前段时间，他听说溥心畬把一件极为珍贵的唐代名画《照夜白图》卖到了国外。张伯驹不想《平复帖》也流落国外，所以曾不止一次托人到溥府表明收购之意，却屡遭拒绝。
到了1937年底，张伯驹终于等到了机会。
当时傅心畲母亲去世，家中急需款项，张伯驹表示可先送上一万元银元，以解燃眉之急。溥心畬深感张伯驹大义，便表示愿意以四万元的价格把《平复帖》让给张伯驹，这一价格仅仅是先前索价的五分之一。
张伯驹知道机会来了，连忙四处筹钱，心满意足地将《平复帖》收藏在了家中。但如此一来，他也因花钱“大手大脚”引来了匪徒的侧目。
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遭到匪徒绑架，绑匪开出了天价赎金，可张伯驹虽然收藏品众多，家中现银却一分都拿不出来。
张伯驹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非常担心家人会因救人心切而变卖藏品。于是，趁着妻子潘素想方设法见到他时，他立刻叮嘱：“无论如何家中字画都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
张伯驹宁可舍去性命也不卖藏品，这绝不是“纨绔子弟”才有的气节。
除了《平复帖》，张伯驹还曾以220两黄金的价格从北京一古玩商手中买下隋朝杰出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为此他卖掉了著名太监李莲英的宅院，还有妻子的首饰。
为了追回中国文物，张伯驹几乎散尽家财，不过这些文物他也不打算纳为己有，解放后他将118件收藏品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在其他人报价后，众人将视线落在了张伯驹身上，他是与会人员中公认最有钱的人。
但实际上，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公债买不起，他就用另一种方式报效国家。于是，他首次将珍藏的8件国宝级书法捐给了国家。
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张伯驹坚决不接受，他不希望别人说他是因为钱财捐献的。但文化部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这才欣然接受，不过转头他就用钱买了公债。
然而，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伯驹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因他对戏剧艺术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就遭到了无情批判。
在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家人都无比愤慨和不甘，只有张伯驹像无事人一样，淡淡地说：“这没什么，人嘛，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我没有亏待党，不反对它，心里就可以坦然。”
不久，张伯驹就等来了平反。
原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了陈毅那里，陈毅非常不高兴，他斥责道：“简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珍贵的宝物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我也不相信他会反党！”
1960年，陈毅特意找到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谈起张伯驹时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否给安排一下工作？”
次年，张伯驹就收到了来自吉林的一封入职邀请。起初，张伯驹还不知道这是陈毅的安排，内心还有些忐忑不安，到后来得知真相的他，对陈毅感激不尽。
虽然遭受过不白之冤，但张伯驹从未对党失去过信心，他经常教育女儿：“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张伯驹视钱财为身外之物 ，因此在后来，他又陆续捐赠了不少文物，包括《平复帖》和《游春图》。
张伯驹的壮举令人钦佩，可到人生最后时刻他却在医院遭遇那样的待遇。如按照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张伯驹足以够得上高干待遇，也难怪医院的行为会引起民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