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惠银
一
在征集、编纂、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清河北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料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1941年6月和1947年8月日军和国民党军对大清河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后，这一地区是否变质为敌占区的问题。
曾在这一地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对此问题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敌人这两次大“扫荡”后，大清河北根据地完全被敌人占领，已经变质为敌占区;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次“扫荡”后大清河北根据地虽被敌侵占，但是我们的党政军民仍在坚持多方面的斗争，部分村庄的政权仍为我们所掌握，因而没有变质为敌占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且都提出了一些事实作为依据。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当事人，因而不存在丝毫的偏见。但是，作为党史工作者，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编纂、研究这地区的党史和革命斗争史，则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大清河北根据地地处冀中平原北部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带，东北有北宁铁路，西北有平汉铁路，南临大清河、白洋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这里都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这块根据地的存在，不仅直接威胁着敌人在平津保地区的统治，而且长时期使敌人泥足深陷，牵制了大量的敌军兵力，成为冀中根据地的触角与屏障。在敌我双方势在必争的情况下，这一地区的斗争比其他地区要尖锐、激烈、复杂和残酷得多。日本侵略军在1941年6月和国民党军在1947年8月对大清河北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是敌我双方对这一地区激烈争夺的集中体现。
敌人的这两次大“扫荡”，不论是在兵力、规模和对根据地残酷破坏的程度上，无疑都是相当严重的。至于大清河北根据地在这两次大“扫荡”后是否变质为敌占区的问题，则需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有关“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标准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论证。现就所掌握的情况和有关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二
首先我们看一看日军1941年6月对大清河北根据地的“扫荡”及“扫荡”以后的情况:
大清河北根据地由于其所处的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建成不久就招致了侵华日军的注目。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军华北当局就把这里作为必欲确保的地区，频繁进行“蚕食”、“扫荡”。1940年2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永定河两岸地区进行为期一周的压缩式“扫荡”，使这里的对敌斗争环境变得残酷起来。1941年，日军加紧实施“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大清河北池区作为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试验区，更是首当其冲。
1941年6月10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实施了代号为“新号作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扫荡”。2万多名日军和数千名伪军在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封锁公路、河流，以“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的战术，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继之以驻屯“剔抉清剿”，搜捕地方党政干部和分散活动的抗日武装人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十分区主力部队大部转移到路西山区，只留下二十九团4个连、县区游击队和东进总队等外围武装与敌周旋，县区地方干部则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转入地下斗争。
日伪军在完成对大清河北根据地“面”的占领之后，又进步“细碎分割”，挖沟修路，建点筑碉，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把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都置于其火力网控制之下。尔后，配合军事占领，在大清河北地区强制推行“保甲制”，十户为甲，百户为保，几个保为一联保。保甲之内实行“连坐法”，“一人通八路，全甲格杀无赦”。同时，在各村设立联络员、情报员，实行特务统治，还组建伪自卫团，坚守村与村之间的封锁沟墙，发现八路，立即鸣锣报警。日本侵略军妄图以这种“筑堤拦水、拦堤淘水、淘水捉鱼”的办法，切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日伪军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使大清河北根据地基本上被敌人武力侵占，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在反“扫荡”斗争中，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捕或牺牲，大批抗日基本群众惨遭杀害，也有少数不坚定分子贪生怕死，变节投敌，出卖同志。这些败类叛变后，就疯狂地指捕我党员干部，使环境变得更加凶险、残酷。在大“扫荡”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地方武装也是处境艰难，损失严重。“二十九团三营最后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冀中十分区党政军机关和分区警卫营、五总队警卫营在安新三台镇遭敌合围，激战竟日，最后只有百余人突围出来。县区武装损失更重，大部分都垮掉了。雄县县大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摇着小船在苇塘里藏身”。①没垮掉的县区武装也都转移或隐蔽起来。
由于日伪军在大“扫荡”后很快建立了伪区乡政权和宪警特等组织，在广大乡村普遍实行了保甲制，日伪点碉遍布大清河北地区，日伪军和汉奸、特务到处横行，一时间风云变色，不但大股抗日武装难以活动，就连分散活动的地方党政干部和抗日工作人员也难以存身，大清河北地区变成了抗目组织和抗日武装“手插不进、脚踏不入的封闭地带”。②“在敌人统治异常残酷的形势下，农村党支部和革命干部不得不隐蔽起来，除少数党支部和县区干部在隐藏中继续坚持斗争外，大部分党组织一度停止了活动”。③
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大清河北地区的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改变了对敌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
首先是打破原有各个县的边界线，建立联合县。1941年9月，中共冀中十地委决定:把大清河北地区划分为3个联合县，分别是容定新雄霸联合县，即第一联合县，新固霸涿联合县，即第二联合县;永安宛固霸联合县，即第三联合县。成立联县是为了打破各单县活动地区日益缩小造成的困境，便于县、区武装和地方干部就地坚持隐蔽斗争，争取较大的迂回余地。
其次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利于更长久地开展斗争，对抗日干部和抗日骨干力量实行了精干隐蔽政策。把不能适应大“扫荡”后残酷环境的干部送到平汉路西山区根据地学习，不撤退的干部由组织或本人选择可靠的村户，以亲戚的名义极为秘密地隐藏起来;对于某些过红的，敌伪指名抓捕，在本地存身确有困难的村干部，允许其到大城市暂时隐蔽。许多隐藏起来的县区干部在困境中搞到了合法掩护的身份。如二联县抗联主任兼青救会主任刘浩在朱家铺头与叔父做豆腐为掩护，原雄县的区委书记高振亮以吹鼓手的身份为掩护隐蔽活动，一联县干部李玉如以挑贷郎担卖花线为掩护，三联县三区干部孔德亮、徐树诚、杨树彬等以开磨眼为掩护。④
第三是在公开的武装斗争行不通的情况下，暂时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作掩护，领导群众进行欺骗敌人的斗争。日军大“扫荡”过后不久，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利用敌人建立伪基层政权和推行保甲制的机会，选派了一些机智勇敢，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的党员、干部打入伪政权、伪组织。
如固安县圈头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秦世禄，就是被党组织派去当保长的。他以合法身份多次掩护我方干部，保护了群众利益。又如原雄县二区组织委员刘儒存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了孤庄头乡，并当上了伪大乡副乡长，他在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保护群众利益，传送情报，配合我方军事行动等多种形式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
除了逐步建立抗日的两面政权外，各级党组织还努力做争取伪政权人员的工作。许多人经过争取由事敌一面转变成事敌我两面，再逐渐转变为真心事我，假意事敌。例如二联县五联区干部黄维新、李智先后争取了四里铺保长郭天德，吉城保长田景春，金卜拉保长李旺，东西塘洋保长朱黑子，团亭保长徐振山，北程村保长张宝田等。据群众基础最好的二联县八联区1942年年初统计，99个村政权中真心向我的有24个，经过争取能够做到两面应付的有64个，死心事敌的只剩下11个。
当然，在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的小股武装也在利用游击战术同敌人进行着军事斗争。1941年8月上旬，东进总队第三支队乘暴风雨之夜，攻克固安县永定河北岸大押堤(今属大兴县)伪军据点，击毙作恶多端的伪军中队长，俘获人枪各80余，8月中旬，新城县县大队政委张馨，县公安科科长王力军(吴宝科)、泗庄区委书记李应龙和区长阁振卿等20余人，一举攻克高科庄伪军据点，俘获人枪各20余，从而截穿了伪《新民报》宣扬的“大清河北剿匪告捷，新雄两县共匪灭绝”的政治谎言；更振奋人心的是，北上支队1941年10月间在永清县俘获日本高级特务大本青。……然而，随着大“扫荡”后敌伪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对敌斗争环境日益恶化，抗日武装活动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大清河北军民的对敌斗争进入了极端因难的阶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日军1941年6月对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不仅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把抗日的主要武装力量挤出了大清河北地区，而且用武力强制建起了一整套的统治秩序，并迫使我党政组织撤出根据地或转入地下。
而在这一时期，日军趁抗日力量削弱的时机，又连续实施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不但在军事上继续巩固其统治，而且在政治上强化伪保甲组织，颁发“良民证”，并建立特务组织“新民会”。在经济上,大量发行伪钞票,征收苛捐杂税。在一些大的据点，还设有粮库，实行米谷统治，每日计口售粮，违者枪毙。同时，对食盐、火柴、煤油、布匹、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以经济手段配合政治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在文化上，加紧奴化教育，要各小学读反共课本，学习日语，强迫青年受训，街头巷尾到处书写“治安强化”、“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反动标语。经过这几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伪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这时期，我们虽然派了一些人打入伪组织，并争取了一部分伪组织成员，但是，在敌伪政权中，真心向我的毕竟占少数，大多数是亲日的或中间两面应付的，敌人的法令在大多数地方大致能够得到贯彻。据此，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经过大“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把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变成他们的“治安地区”。日军所规定的“治安地区”的政治标准是:“主要县城、城镇、乡村到处设有行政机关，大致遵守法令”。⑤
那么，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是否真的变质为敌占区了呢?我们再看一看有关权威资料对敌占区的划分标准:晋察冀边区政府负责人张明远认为:“敌占区，包括敌占点线和面，还包括刚开展的秘密根据地，其特点基本上是敌人的秩序，抗日秩序是没有或很脆弱的;敌军事上占绝对优势，两面政策与合法斗争是主要的，武装斗争时进时出;政权特点一般是中间与亲日的政权，抗日的两面很少”。④《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彭德怀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几个问题答复>的意见》中指出:“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坚持根据地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如果取消了武装斗争，就不能算做根据地，只能算做敌占区”。⑦
从前面所述事实和上面这些标准来看，我认为日军1941年6月对大清河北根据地大“扫荡”后的将近一年的时间，大河北根据地已经变质为敌占区。这一时期是大清河北地区环境最恶劣、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日伪不仅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着严密的军事统治，而且较为普遍地建立了基层伪政权，对大清河北人民进行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统治。虽然这一段时间内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建立保垒村、保垒户和秘密联络点的工作等，虽然我们也有一些小型的、三两人为主的武装小组给敌人以骚扰和打击，但是能够影响、动摇敌伪统治秩序的大的武装斗争基本没有，因而个别的小型活动影响不了大的局面。就如东北三省，虽然有抗日联军在不断袭扰打击日本侵略者，但直到日本投降，谁也不会否认它是日寇占领区。
三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国民党军1947年8月6日对大河北根据地的“扫荡”及“扫荡”后的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空中、海上加紧向平津保一带运兵、运武器、运接收人员，抢占地盘，收编伪军，进攻解放区，把大清河北地区人民又拖进了内战的深渊。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大清河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比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还早一个月。驻扎在大清河北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正规军及其收编的“先遣军”、“地下军”都成了打内战的先锋，其人数大大超过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地区驻扎的日伪军总数，对大清河北根据地构成巨大威胁。
从1946年5月到1947年7月间，国民党军队接连不断地向大清河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大清河北军民奋起自卫，武装保卫解放区。十分区部队在冀中军区独七旅和友邻分区部队的支援下，进行了庞各庄、固安、胜芳等数次保卫战，并先后攻克容城、葛渔城、辛章、柳泉、得胜口、堂二里、永清等敌人侵占的城镇，给进攻解放区之敌以沉重打击。
由于大清河北解放区位于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战略要点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因而决定了这一地区的敌我争夺必然是非常激烈的。
1947年8月6日，国民党十六军大部、九十四军一部及王凤岗部保安团共3万多人，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了长达月余的疯狂“扫荡”。国民党军在“扫荡”中采用了日本侵略军用过的战术，首先封锁公路、河流，然后以分割封锁、驻屯“清剿”的手段，东起胜芳，西至容城，北到固安，用武力将大清河北地区分割成数块。两天时间即占领了永清、霸县等数十座城镇。嗣后，敌军一方面对大清河北地区实行军事控制，沿大清河、拒马河沿岸及平大公路、新固公路、雄霸公路两侧，大肆修筑据点、碉堡;另一方面则疯狂破坏我地方党政组织,残酷镇压人民群众，抓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干部、土改斗争骨干和军属。
雄县龙湾、崔村、南关3个村就有26人被杀。新城县共有415个村庄，敌人犯下杀人罪行的就有290个村。在敌人的合围“清剿”中,新城县委副书记宋焕章、固安县县长王建辉和农会主任史昆山等一些优秀干部牺牲。在敌人大“扫荡”之初，为避敌锋芒，十分区党政机关、部队和部分县区干部有计划地撤至大清河南，各县区只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反“扫荡”工作。同时，十地委为了继续领导大清河北地区的对敌斗争，抽出部分成员组成“前方工作委员会”，王之任书记，刘秉彦、徐英为委员，率领精干部队战斗在平大公路以东地区。大“扫荡”后留下来的小股县区武装、地方党政干部和民兵，在非常残酷的环境下，继续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
国民党军这次大“扫荡”无论在人数和规模上都要超过日军1941年6月的大““扫荡”，加之伴随而来的由恶霸、地主、流氓土匪组成的还乡团在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行的猖狂的反攻倒算，使这一地区，处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但是，经过八年抗战的大清河北解放区，由于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更由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使这一地区的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和深厚，对敌斗争的意识和自觉性不断提高。因此，虽然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们的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大部转移了，虽然敌人占领了所有县城和一些重要村镇，虽然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这一地区的基层党政组织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县区武装并未被击垮，仍在这一地区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所以，从本质上说，大清河北地区并没有完全变成敌占区。且看下面的事实:
第一，大清河北军民的武装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
在国民党军大“扫荡”的当天和第二天，雄县县大队和民兵就在王克桥、王槐、白家码头阻击进犯敌人，毙伤80多人;
8月12日，敌人大“扫荡”正在疯狂进行的时候，地委前委书记王之和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即率1个连在固、霸交界处的赵各庄找到前委委员徐英，举行前委会议，分析斗争形势，安排部署了反“扫荡”工作;
8月15日，霸县北杨庄民兵29人，在五区区长崔毅和武委会干部杜森林指挥下,顽强地阻击国民党九十四军1个连的进攻,县委副书记黄忠带县大队1个连和大各庄民兵赶来支,毙伤敌军30余人；
8月17日，国民党十六军二十二师所部200余人,向霸县大各庄发动进攻，该村民兵20余人在五区武委会主任崔勋、副主任关增年指挥下，依托房屋院落，打退敌人进攻，毙伤敌军16名;
8月21日，驻南苑、魏善庄、安定、榆垡、白家务、南王力等地的国民党军2000余人，配属6架飞机，向大兴县委、县政府驻地西里河村合击，大兴县大队予以迎击，毙伤敌30余人，掩护县委、县政府转移到永定河西;
8月29日，霸县石城村民兵利用地雷阵和地道工事抗击敌军1个团的进攻，歼敌30余人;
9月中旬，大兴县柳园、管家务一带10余个村庄的200多名翻身农民组成保田大队，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大清河北地区的县区武装，特别是民兵在反“扫荡”中顽强斗争的英勇行为，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给这一地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霸县、新城、雄县等地民兵的英勇斗争,受到冀中军区的通令嘉奖《冀中导报》还专门发表了《向大清河北军民致敬》的社论。
国民党军向大清河北解放区疯狂进攻之际，正是全国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之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大清河北地区的斗争形势虽然经常处于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局面，但是，周围其他战场形势的变化，野战军主力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也使大清河北地区的对敌斗争形势不时出现其转机。
1947年9月和10月，在晋察野战军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与“清风店战役”中，冀中十分区主力部队杀回大清河北，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收复新镇、霸县、雄县、容城4座县城及数十个村镇，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由于国民党主力回防，大部分城镇又落入敌手。
1947年11月11日，为配合晋察冀野战军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十分区七十五、七十七两个团在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指挥下，攻克安次县达王庄据点，歼灭国民党反动武装朱占魁部第三大队450余人。在此之前,十分区部队于11月4日在霸县城北披甲营一带，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70余人。在此之后，16日攻克固安渠沟镇;21日攻克良宛县码头镇，歼敌40余人。
12月27日，晋察冀野战军对平汉、北宁、津浦等铁路展开破击战，十分区部队和冀中回民支队趁势在大清河北地区发起“冬季战役”，20天时间计攻克雄县县城等敌军据点30余个，毁碉堡40座，歼敌156人。
1948年1月18日，十分区七十五团、七十六团在在冀中回民支队配合下，对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凤岗部设置的平大公路两侧及白沟河、大清河沿岸碉堡封锁线发起攻势，至21日上午，再次攻克了雄县城以及霸县、昝岗、牛驼、白沟等城镇，摧毁了封锁线上所有碉堡工事，歼灭王凤岗部保安十五团670余人，使王风岗在大清河北苦心经营的“三角暗碉、点线封锁”战术彻底破产。
大清河北军民的武装斗争，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且打破了敌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使敌军经常处于分兵把守、疲于奔命的境地。虽然从表面上看敌军在兵力和装备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是他们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优势。
第二，大清河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敌人“八·六扫荡”后并没有停止。
1947年11月27日，十地委在雄县黄李村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土地法大纲》，并就贯彻中共中央新土地政策及整党工作作了布置。
从1948年1月开始，大清河北地区近半数的村开始平分土地。容定县全县，胜霸县辛店、苏桥、元里、堂二里，信安5个区镇，永清县李家口、养马庄、惠元庄3个区，大兴县白家务、柳园、押堤3个区，津武县七区，新固县二、五、十区，雄县七、八区，安次县别古庄区等巩固区都开始平分土地，并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在土改运动中，各县还分别组织了数十至上百人的土改工作队，由党政主要干部带领，分赴各区、村帮助指导土改。这说明敌人“八·六扫荡”后，国民党在大清河北地区并没有建立起巩固的秩序，除了在他们占领的县城、集镇利用刺刀推行政令外，别无他法。而我们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范围内(接近半数的村庄)还是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
纵观国民党军1947年8月6日对大清河北地区的大“扫荡”及这一地区军民的反“扫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及其依附的还乡团来势凶猛，如黑云压城，使大清河北地区一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残酷的环境与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使这一地区的军民屈服。
在十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大清河北军民同进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民兵和县区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主力部队也不断抓住战机，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向国民党军主力及地方武装频繁发起攻击，从而使这一地区经常处于敌我拉锯状态。敌人依靠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达到完全占领、统治大清河北地区的目的。十分区主力部队、县区武装和民兵进行的经常不断的武装斗争，土地改革运动在近半数村庄内有组织有秩序的开展，即说明在国民党军“八·六扫荡”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大清河北解放区并没有变质为敌占区。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明显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1948年2月，国民党军主力和地方武装25个团，又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了长达25天的大规模围攻。试想，如果国民党军1947年8月的大“扫荡”达到了占领并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那么，他们是没有必要再来一次大“扫荡”的。虽然经过这次围攻，敌人在大清河北地区的统治似乎有所加强，但也只不过是垂死前的挣扎而已。敌人这次大“扫荡”之后还不到两个月，十分区主力部队和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即进入大清河北地区，以武装斗争为先导，从多方面开始进行恢复地区的工作。
因此，我认为:1947年8月6日国民党军大“扫荡”后，大清河北地区没有变质为敌占区，只是从巩固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
四
综合目前所掌握的日军1941年6月和国民党军1947年8月对大清河北根据地两次大规模“扫荡”的材料，可以看出：日军和国民党军在军事行动本身和主客观情况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日军和国民党军这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他们的主观愿望上看，都是企图通过大规模的“扫荡”达到占领并统治大清河北地区的目的，而且在军事行动的规模、方式及所采取的战术手段上也基本相同，在“扫荡”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占有军事上的优势。
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军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扫荡”时的客观环境与日军“扫荡”时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军对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无力对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行有效地支援，而大清河北抗日武装同日伪军在兵力上的对比又极为悬殊，为避免招致更大的损失，十分区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转移外线，留下来的地方党地干部也几乎全部转入地下，隐蔽待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完成了对大清河北“面”的占领之后，得以从容地对这一地区进一步进行细碎分割，挖沟修路，建点筑碉，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将大清河北地区置于严密的军事控制之下，并结合军事行动，连续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推行“保甲制”，建立伪政权，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巩固其统治。
而国民党军1947年8月对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时候，正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此时晋察冀和冀中军区已经有了强大的野战部队，十分区有4个主力团，每县都有独立营，区村武装也有着一定的基础。因此，国民党军虽于1947年8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占领了大清河北地区，而且也曾大肆建点筑、设置封锁线，但却未能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巩固的统治秩序。
国民党军为什么没能在大清河北地区建立起他们的统治秩序?“非不想也，实不能尔”，晋察冀野战军、冀中军区部队、十分区主力团和县、区、村武装在大清河北及其周围地区的频繁出击，搅得国民党军在军事上尚且自顾不暇，还哪里能够顾及其他。更何况由于我们党在广大农村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翻身农民心向共产党，国民党若想在这些村庄建立治权来统治和驱使革命觉悟大大提高的人民群众，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此，尽管国民党军同日军一样在主观上企图通过军事占领达到摧毁大清河北根据地，进而全面统治这一地区的目的，在军事行动上也多方面仿效日军的做法，但结果却不同;日军1941年6月的大“扫荡”使大清河北抗目根据地变质为敌占区;而国民党军1947年8月的大规模“扫荡”，只不过使大清河北革命根据地暂时变成了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①旷伏兆《产冬过后是春天》、《星火燎原·平津保地区斗争专辑》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②同上，155页。
③杨英《艰苦的斗争岁月》《星火燎原·平津保地区斗争专辑》1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④同上，171页。
⑤同③，173页。
⑥张明远:《游击区村政权问题》。载保定地委党史办编:《保定党史资料》。
⑦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第37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