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前，担任第十七路军下属第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就率部开住陕南，准备配合四川军阀围攻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
不过，这么多年来左突右进的军阀乱战，看着跟随自己的兄弟们纷纷殒命，令他心生厌倦。
去汉中途经留坝县张良庙时，就曾赋长诗抒怀：“村舍皆置墟，陇亩失东西……止戈以为武，赤手拯灾黎……英雄事割据，儿子亦古今。”忧国忧民反对内战之情溢于言表。
“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以来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冲突的红军，远不像之前的军阀那样混乱散漫。孙蔚如有些踌躇。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少校参谋武志平主动找上了他。武志平(1901—1991)，北京通县人，时任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少校参谋，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3月，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向武志平传达中央“特科”的指示：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虎城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并设法开辟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与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次长谈。考虑再三，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大通江北岸的苦草坝，首先见到了傅钟。
武志平撕开簿棉袄的衬里，从里面抽出一条白绸缎，系军长孙蔚如的绢书，上面写着：“现外患日亟，大敌当前，炎黄子孙，以民族生存为重，抗日救国，人同此心，义之所在。
我军赞成贵军《一月宣言》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主张，特派武某前来磋商。”
为表示诚意，孙蔚如让武志平将一整套四川北部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信器材、医药器械等，交给红四方面军负责人。
《一月宣言》是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的宣言，
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武志平参与了谈判。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与孙蔚如达成秘密协定，
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
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1935年2月合作曾一度停顿。
到1936年年初，已经晋升陆军中将的孙蔚如所部第三十八军调驻陕北(军部驻三原)，孙蔚如一面执行军令，一面仍希望待机参与抗日。
遂于8月间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孙作宾到陕北保安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表达“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意愿。
毛主席次月复函赞同双方合作，提议“自即日起，双方都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交通，保证双方来注人员之安全”。
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危急之下，他站在老师长身后步步为营。先是出任西安戒严司令，负责西安地区的警备，同时担任“抗日援绥军”军团长、军事顾问团召集人。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
周到西安后，孙蔚如代表西北军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何柱国组成了三方联合办公机构，制定抗击南京政府何应钦“讨伐军”的作战计划。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仍兼三十八军军长。
当时西北形势极为复杂，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派“中央军”进驻西安及咸阳以东陇海铁路沿线；
冯钦哉率第七军、王劲哉率四十九旅先后脱离十七路军投蒋，老师长杨虎城将军离军出国；
东北军将领壬以哲将军因赞成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不为东北军少壮派所理解，惨擅杀害，以后十几万东北军被蒋压迫相继开驻豫、皖。
孙蔚如只有在老师长进退维艰之时，奉命稳舵第十七路军，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
第十七路军番号被撤销，原第十七路军部队归自己所部之第三十八军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