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组织书记被捕，刑满时哀求狱警：行行好，我不想出狱

1929年深秋，重庆渝中区一座昏暗的监狱内，回荡着一个年轻人的哀求声：＂狱长大人，求您再让我多待几天吧！＂这位年仅22岁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我党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张世杰。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国民党的监狱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人间地狱，无数革命志士在这里饱受酷刑。可是这位年轻的地下组织成员，为何在刑满之时却如此迫切地想要留在这个人间炼狱中？他究竟在打着什么主意？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

一、从农民到革命者的蜕变

张世杰出生在重庆江北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07年的那个寒冬，他的父亲正在为地主家收租，母亲则在家中独自将他生下。那时的江北区，土地多被地主豪绅霸占，普通农民连温饱都难以解决。

张世杰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地里劳作。1920年春天，年仅13岁的他就已经能独自操持农活。那一年，当地最大的地主刘德新又一次提高了租额，将原本就难以承受的租子提高了三成。这对本就贫困的佃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张世杰的父亲带着全家的积蓄去求见刘德新，希望能够网开一面。但刘德新不仅拒绝了请求，还派家丁将他痛打一顿。这件事对年少的张世杰造成了极大的触动。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农民种了地却还要受尽苦难。

1923年，重庆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16岁的张世杰经常偷偷溜到江北码头，听工人们讨论革命道理。那时候，重庆的码头工人已经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不少人加入了工会组织。张世杰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也第一次知道了农民翻身的希望。

机缘巧合下，张世杰认识了一位在码头做工的共产党员李明。李明看出这个农家少年有颗追求进步的心，便开始有意识地对他进行启发教育。每当夜幕降临，张世杰就会偷偷跑到码头，和李明一起学习进步书籍。

1925年春，在李明的引导下，张世杰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组织后，他积极参与农民运动，在江北一带发动农民成立互助组，组织佃农与地主进行抗租斗争。他的表现很快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同年秋天，重庆地下党组织开始大力发展。张世杰被派往各个农村串联，发展农会会员。他白天装作普通农民干活，晚上则秘密联络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在江北地区发展了近百名农会会员。

当时的江北区，虽然军阀势力盘根错节，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在张世杰等人的努力下悄然播撒。他们带领农民成立了秘密的夜校，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传播革命思想。在张世杰的带领下，一些年轻农民开始觉醒，纷纷加入革命队伍。

到1926年底，张世杰已经成为重庆地区重要的地下工作者。他不仅在江北建立了多个党支部，还开辟了通往主城区的秘密交通线，为革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地下工作的艰辛岁月

1927年初，张世杰被组织任命为重庆地下党交通员。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务，需要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穿梭往来，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和各类文件。为了掩护身份，他白天在码头当搬运工，晚上则在各个联络点之间来回奔波。

在张世杰的努力下，重庆地区很快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秘密联络网。他利用码头工人的身份优势，在各个码头建立了十多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普通的茶馆、杂货铺，实际上却是革命情报传递的重要节点。

当时重庆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十分讲究。他们采用了＂一次一密＂的联络暗号，每次接头都要更换新的暗号。张世杰设计了一套利用码头常见物品作为暗号的方法，比如不同位置放置的竹篓、特定形状叠放的货物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

1927年夏天，重庆爆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张世杰接到组织指示，要为罢工工人提供支援。他利用自己在码头的关系网，帮助工人们建立了秘密的联络渠道，并组织运送食物和生活物资支援罢工工人。

为了打击工人运动，国民党当局开始在码头区域加强搜查。张世杰想出了利用货船运输的方式来转移重要文件和人员。他在装运货物的夹层中开辟了秘密compartment，成功帮助多名被通缉的同志脱离危险。

1928年初，重庆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张世杰负责联络进步工人，并在码头区域建立了三个秘密党支部。他们利用工人工余时间，秘密开展政治学习，传播革命思想。

当年春天，张世杰还参与组织了一次秘密的工人代表大会。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将会议地点安排在了一艘停泊在江中的货船上。会议采用分批上船的方式，成功召开了这次重要会议。

工作中，张世杰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他经常改变行动路线，从不在同一时间经过同一地点。每次接头之前，他都会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确认安全后才进行联络。正是这种谨慎的工作作风，使得他能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开展工作。

到1928年底，张世杰负责的联络网已经遍布重庆三江汇流地区。这个联络网不仅承担着情报传递的任务，还成为了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通过这个网络，大量进步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随着地下工作的深入，敌人的搜捕也越发严密。1929年初，国民党特务开始在码头区域实施地毯式搜查。张世杰和同志们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开展工作。

三、智斗国民党特务

1929年春，张世杰在一次秘密联络中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早已盯上了这位活跃在码头区域的地下党员，通过跟踪一名叛徒最终锁定了他的行踪。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里，特务们使用了各种酷刑，但张世杰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情况。

在狱中，张世杰很快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策略：装疯卖傻。他故意做出精神失常的样子，整天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有时还突然大笑或痛哭。起初，特务们并不相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监狱当局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这种伪装给了张世杰更多活动的机会。他被转移到了关押普通犯人的牢房，这反而为他创造了收集情报的有利条件。当时的重庆监狱关押着不少政治犯，其中就包括一些被捕的地下党员。张世杰通过装疯的掩护，得以在狱中自由走动，逐渐摸清了监狱的布局和日常运作规律。

1929年夏，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了。张世杰发现负责打扫监狱的清洁工老王是个善良的人，经常偷偷帮助囚犯。通过多次试探和接触，张世杰最终说服老王帮助传递信息。老王每天出入监狱运送垃圾的工作，成为了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

在狱中，张世杰还成功策反了两名年轻的狱警。这两名狱警都是出身贫苦家庭，对国民党统治早有不满。张世杰抓住机会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最终使他们同意暗中协助党的工作。通过这两名狱警，张世杰建立起了一个秘密的通讯网络。

1929年秋天，监狱里关押了一批新的政治犯，其中包括重庆地下党的几名重要成员。张世杰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已经建立的联络渠道，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营救计划。他通过策反的狱警传递消息，配合外界的同志，成功帮助两名重要同志逃出生天。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张世杰的＂疯癫＂表现更加逼真。他故意在监狱里大闹一场，转移了监狱当局的注意力。当狱方忙于处理他制造的混乱时，被营救的同志已经安全脱险。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让张世杰在狱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监狱里的政治犯渐渐发现了这位＂疯子＂的真实身份，开始主动与他接触。张世杰利用这个机会，在狱中秘密建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组织狱中同志开展学习，坚定革命信念。他们利用放风时间交流情报，用暗语和手势传递消息。

到1929年末，张世杰已经将重庆监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革命据点。他建立的情报网不仅传递着狱内外的重要信息，还成功瓦解了几起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正是这种种原因，当他刑满之时，才会提出继续留在监狱的请求。狱方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疯癫的囚犯，实际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四、监狱里的地下联络站

1929年深冬，张世杰的＂不愿出狱＂请求被狱方准许。狱方认为这个＂疯子＂在监狱里反而更容易管理，便默许他继续留在狱中当杂役。这个决定让张世杰的地下工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监狱杂役的身份给了张世杰更多活动便利。他每天负责打扫监狱各个区域，包括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单人牢房。这些政治犯中有不少是新近被捕的地下党员，他们掌握着大量重要情报。张世杰在打扫时会用预先约定的暗号与他们交流，及时获取第一手信息。

1930年初，张世杰在监狱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情报传递系统。他将打扫到的废纸制成特殊的传信工具，在纸上用柑橘汁写下密信。这种＂隐形墨水＂只有经过火烤才能显现字迹，成功避过了狱警的检查。同时，他还利用监狱里的老鼠洞在不同牢房之间传递信件。

为了扩大情报网络，张世杰开始接触探监的家属。他装作好心帮助这些家属递送生活用品，实际上是在其中夹带密信。通过这种方式，监狱内外的联系渠道得以建立。组织上的指示和外界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入狱中，狱中同志的情况也能及时向外传递。

1930年春天，一场意外的监狱火灾给了张世杰新的机会。在救火过程中，他表现突出，获得了狱方的信任，被允许参与监狱的后勤工作。这个新的职务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区域，包括档案室和会见室。

在后勤工作中，张世杰发现了监狱的一个致命弱点：伙食供应系统。他通过送饭的机会，将食物中的窝头掏空，装入密信或者小型工具。这些经过特殊处理的窝头成为了最安全的传递渠道，即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作普通的损坏食物。

同年夏天，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入狱。张世杰立即行动起来，利用他建立的情报网络，帮助新入狱的同志了解狱情，避免在审讯中暴露更多信息。他还通过已经策反的狱警，设法改动了一些审讯记录，保护了更多同志的安全。

监狱的伙房成了张世杰的重要活动场所。他利用准备伙食的机会，将关押在不同区域的同志的情况统一起来，并通过送饭时间传递必要的指示。每一份饭菜的摆放位置、菜品的搭配方式都可能暗含特定的信息。

到1930年秋，张世杰在监狱中建立的这个地下联络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它不仅承担着情报传递的任务，还成为了一个秘密的指挥中心，协调着狱内外的革命活动。通过这个联络站，许多重要的革命资料和指示得以安全传递，为党的地下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

五、生命最后的战斗

1931年初，重庆监狱迎来了一批新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大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他们开始对监狱内的一切活动进行严密监控。张世杰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但他仍在坚持进行地下工作。

新任典狱长上任后，首先对狱中的通信系统进行了彻底改革。所有信件必须经过三重检查才能传递，探视时间也被严格限制。张世杰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利用监狱垃圾处理系统作为新的传递渠道。他在垃圾中藏匿密信，再通过清洁工老王传递出去。

1931年3月，一次意外的搜查中，狱警发现了张世杰藏在杂物间的一些可疑物品。这些物品包括几张用特殊方式折叠的纸张和一些写有暗号的碎纸片。虽然张世杰极力辩解这些只是他收集的废品，但狱方已经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形势的紧张迫使张世杰不得不更加谨慎。他开始利用监狱里的老鼠活动规律来传递信息，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设置联络点。这种方式虽然传递效率低，但却最不容易引起怀疑。他还创造了一套利用敲击墙壁的摩斯密码，用来在紧急情况下传递简短信息。

1931年夏天，监狱里爆发了一场霍乱。张世杰主动请缨参与病号看护工作。在照顾病号的过程中，他发现医务室是一个绝佳的联络场所。借着送药的机会，他得以在不同监区之间穿行，继续维持着地下联络网的运转。

然而，一个叛徒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这名叛徒是新入狱的犯人，他很快发现了张世杰的真实身份，并向狱方告密。1931年9月的一天，张世杰正在医务室整理药品时，突然被包围。

在被捕后的审讯中，特务们这次没有再用肉体折磨，而是采取了更为狠毒的手段。他们抓来了张世杰的几位同志，威胁要当着他的面处决这些人。面对威胁，张世杰始终保持沉默。他用装疯卖傻的方式来周旋，试图为同志们争取时间。

1931年10月，特务们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定处决这个顽固的共产党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世杰仍然设法通过已经建立的渠道，将监狱里的最新情况传递了出去。这些情报对于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0月15日清晨，张世杰被押往刑场。途中，他还试图通过预先约定的方式，向路过的同志传递最后的信号。当行刑队举起枪时，他挺直了胸膛，面向东方。几声枪响过后，这位坚强的地下工作者永远地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战场。

在张世杰牺牲后，他在监狱中建立的地下联络网并没有瓦解。经过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们继续坚持着这项危险的工作。这个联络网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