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毛岸英回到中国，结束了他长达十年的苏联留学生涯。带着异国的记忆和战火的洗礼，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重回延安，渴望投身新中国的建设。然而，他与父亲毛泽东的重逢，却是严厉和温情交织的开始。

在延安的一个清晨，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一棵大槐树下，与他谈了许多。这是他们父子久别重逢的第一次深谈，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毛岸英的留学生活和苏联的情况。在耐心地听完毛岸英的讲述后，毛泽东沉默片刻，突然说道：“岸英，你虽然在苏联学习了很多知识，但国内的情况你还不太了解。你的苏联大学虽然毕业了，但在中国，你还要上另一所‘大学’。”毛岸英有些疑惑，毛泽东便继续说道：“你要上的是农业和劳动的大学。”

毛岸英随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毛泽东希望通过实践，让儿子深刻体会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并进一步了解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这也是毛泽东对自己长子的一种锤炼，旨在使他逐步从“洋学者”转变成一名接地气的中国青年。

1936年，年仅十四岁的毛岸英前往苏联留学，随即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异国生活。在苏联的学习中，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教育，还自愿参加了卫国战争，甚至曾得到斯大林的接见。由于年纪尚小，毛泽东一直对远在异国的儿子颇为牵挂，担心他会因过多的“洋化”而疏离中国文化。因此，毛泽东专门委托在苏联的郑一俊，帮助毛岸英补习传统文化，这也表现出他对儿子未来的殷切期望，期望毛岸英在回国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民。

抗战胜利后，久别的毛岸英终于得以归国。毛泽东即使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也坚持亲自前往延安机场接机。看到儿子回到祖国，他的心中充满欣慰。然而，尽管爱子之情难掩，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要求依旧严格。为了让儿子能更好地适应国内的环境，毛岸英被暂时安排在条件稍好的外宾接待处，以便尽快适应延安的生活。然而几天后，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住在接待处时，却并未因此感到欣慰，反而要求他搬出那里，回到普通的生活环境中。毛岸英没有提出异议，扛着分配的口粮，一袋小米，搬离了外宾接待处，开始融入延安的普通生活。

回国后，毛岸英身上显现出一些明显的“洋派”痕迹。他时不时用俄语交流，习惯用手势表达，甚至衣着上也带着苏联军人特有的马靴和制服。这些习惯让毛泽东有些不安。对延安的普通同志而言，毛岸英的“洋”气象或许显得英气十足，但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外来的“装束”并不适合他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某天，毛泽东见到毛岸英骑着朱德的战马，便出言提醒：“谢廖沙同志，你这样骑马招摇过市，未免太显眼了吧。”毛岸英一时没有察觉到父亲的深意，回应道：“是朱德同志让我骑的。”话音未落，毛泽东的神情顿时严肃了起来：“朱德同志？我都尊称他为朱老总，你怎能直呼其名？”毛泽东与朱德的革命友谊始于井冈山，彼此早已结下深厚的情谊。尤其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为确立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还曾风趣地提到，“朱毛”并称时，朱总总是排在前，足见他对朱德的尊重。因此，毛岸英的无心之言，触动了毛泽东对革命前辈的敬重之情。

毛岸英对此辩解称，在苏联，大家称斯大林也不过是“同志”。毛泽东则缓缓点头，答道：“你也说那是在苏联。这是在中国，要入乡随俗。”毛岸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诚恳道歉。毛泽东借此叮嘱他：“不要显摆你的‘洋’习惯，要放下身段。延安到处都是值得你学习的人。”

不久后，毛泽东决定让毛岸英真正进入“农业和劳动大学”学习。他安排毛岸英跟随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务农。毛岸英脱下呢子军装，换上补丁灰布衣，扛着行李走了几十里路，找到吴满有。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毛岸英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干活。他主动承担脏活重活，与农民们打成一片，慢慢融入了延安的基层生活。很快，毛岸英不仅学会了种地，还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成了田间地头的识字教员，帮助乡亲们学习读书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