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外，大顺军的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仿佛在向大明王朝索命。

困守城中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巩永固是支持迁都南京的大臣之一。上一个月，他还跟崇祯说，愿意亲自招募义兵护驾南迁。

此时，崇祯问他：“你之前跟朕说，可召集数万义兵随朕南下，今天还能做到吗？”

巩永固无奈地说：“今天来不及了！”

崇祯说，你先前说可以一呼百应，现在又说没人了，这是为什么？

巩永固回答道：“之前还有时间集结人马，如今事态紧急，人心尽乱，难以叫人来护驾了。”

崇祯听了慌慌哒，又问，那你们率领家丁护送我南下，行不行？

巩永固与其他大臣赶紧说：“家丁哪里抵挡得了贼兵的锋芒？况且臣等都是老实人，不敢私自蓄养家丁。”

次日，京城失守。万念俱灰之下，崇祯来到城中煤山自缢而死，以“君王死社稷”的方式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从诸多史料可知，在亡国之前，曾有一个迁都的机会摆在崇祯面前，他没有好好珍惜。

“南迁之议”被提上日程，讨论了两个月之久，但始终未能付诸行动。这成为崇祯最后的遗憾，也为这个风云激荡、疑窦重重的甲申年，留下了又一个谜团。

▲假如南迁成功，崇祯是否可以改变煤山自缢的命运？

明末南迁之议，一说始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与时任内阁首辅周延儒的秘密会谈。

当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未威胁到京师，但是清军再次入塞大掠，引起了崇祯的警惕。

此前不久，清军在松锦之战中击溃明朝关外最后一支劲旅，俘虏并劝降明军大将洪承畴、祖大寿，打通了明朝苦心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随后，清军从墙子岭（今密云北）分道进军，数月间连破蓟州、真定、河间、临清等地，掳走了数以万计的人口、牛马，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所过之处城池残破，生灵涂炭，声势震动京师。

崇祯一边派周延儒督师御敌，一边以“边寇交织”为由，私底下与周延儒商议迁都南京的可行性。

南迁的风声很快传到了后宫。后妃们比较八卦，一下子就聊开了。

崇祯的老婆周皇后好几次暗示说，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表明了支持丈夫迁都的想法。

天启皇帝的遗孀懿安皇后张嫣，却表达了保守的看法，她对周皇后说：“有外人传言要南迁，这一定是周延儒在误导皇叔。”之后，张皇后亲自找到崇祯帝，说：“宗庙陵寝都在此，能搬到哪里去？”一向偏执的崇祯听了，起初有点恼火，但看在皇嫂的面子上，不好意思发脾气。

恰好清军大掠后北归，北京暂时安全了，随后周延儒因罪免职，崇祯帝便放下了南迁的念头。

转眼间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春天。

▲1644年，李自成称帝，向明朝发起总攻。图源：影视剧照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乘胜挥师东出，势如破竹。二月初，大顺军从关中渡河挺进山西，攻克军事重镇太原，剑锋直指京师。

李自成的迅猛攻势，让崇祯措手不及。

一个多月间，崇祯帝几乎每天都寝食难安，他接连下罪己诏、勤王诏，对部下封官许愿，对起义军招抚诱降，想以此感化民心，挽回败局。

在那篇文辞优美的罪己诏中，崇祯承认，朝廷赋税加派过度、官吏巧取豪夺，使百姓负担过重，才迫不得已地起兵叛乱，此皆“朕之罪也”。他希望农民军保持冷静，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只要起义军愿意“反正”，可“耕田乐业，永为王民”，等等。

讽刺的是，诏书刚下，拱卫京师的大同、宣府（今张家口市宣化区）两大重镇就被大顺军攻陷了。

▲明朝北京及周边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朝中枢已然暴露在起义军咄咄逼人的视野下，崇祯面临的最大困境，一是没兵，二是没钱。

自从陕西孙传庭的主力部队大败于农民军后，明朝在北方几无精兵可用。曾经威震东北的关宁铁骑在松锦之战后就一蹶不振，由吴襄、吴三桂父子率领的数万兵马镇守在山海关，处于清军的虎视眈眈之下。

崇祯也拿不出可供各地军队勤王的兵饷。

史载，当崇祯召见久于边事的吴襄时，问及兵饷的情况，有这样一段对话。

崇祯问吴襄：“你们父子手下有多少兵啊？”

吴襄老实交代，现在我手头还有三万余将士，其中骁勇敢战的精锐，只有三千。

皇帝又问：“需饷几何？”

吴襄答道：“百万。”

崇祯帝当时就震惊了，说现在皇宫内库只有七万，就算砸锅卖铁，最多也只能凑到二三十万给你们当军饷。

很多人听到明朝国库没钱，都是一种“真的吗？我不信”的态度，以为是崇祯抠门，不肯拿钱出来，还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明亡后，李自成进京，从明朝国库中搜出“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

这是清初有个投靠清朝的文人杨士聪写了本《甲申核真略》，带头造的谣。后来有些史学家信以为真，就抄录了这一数目，都相信崇祯国库里真的藏有几千万两银子。

同时期的一些史料却佐证了崇祯帝对吴襄说的情况。如《流寇志》：“内帑无数万之藏。”《国榷》：“内帑无数万金。”

朝廷拿不出钱，将士们自然也不肯卖命。

当大同、宣府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下诏调遣兵马入京勤王。

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踟蹰不前，还没到北京崇祯就上吊了，他后来的事迹广为人知；山东总兵刘泽清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逃到南方去了；密云总兵唐通倒是来了，但他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荣登《贰臣传》，后来还被清朝皇帝嘲讽说，这哥们不肯给前老板出力，投靠我们后也没立下什么功绩。

崇祯十七年春，告急的战报如雪片一样飞来，城内孤立无援，国库空空如也。

崇祯想要绝处逢生，最靠谱的方法，也许还是南迁。

正当李自成的兵马准备直取京师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崇祯帝召集大臣议事，商议如何保卫北京城。

面对满清与大顺的东西夹击，众朝臣唇枪舌战，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此时，一个叫李明睿的小官员引起了崇祯的注意，他建议崇祯放弃北京，迁都南京。

李明睿是江西南昌人，天启年间进士，当时任“左中允”。这是东宫詹事府下一个专掌记注、纂修之事的六品小官，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御寇之策”让崇祯有些心动。

史书记载，此次廷议之后，崇祯帝屏退左右，单独召见了李明睿。

李明睿说：“如今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解目前的局势。”

崇祯犹豫不决，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未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一听都急了，我好言相劝，你还想着问老天爷。

他对皇帝说，天命这玩意儿，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现在天命靠不住，人定则胜天，而且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皇上就不要迟疑了，等到贼军打过来，想要跑路就来不及了。

崇祯帝此时终于“坦诚相见”，说：“此事我早有想法，但无人支持，故而推迟至今。现在你的想法与朕不谋而合，但假如其他大臣不同意，为之奈何？”崇祯还警告李明睿此事关系重大，不可泄密，万一泄露，你小命就没了。

李明睿接着向崇祯献计，连南迁的路线都帮他想好了：“不如四路设兵，山东、山西、河南，此陆路也；登州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

说到最后，崇祯连连点头，说：“朕知道了。”

所谓李明睿献策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

这则史料最早出自清朝顺治年间邹漪所撰的《明季遗闻》，而邹漪的老师叫吴梅村，吴梅村又是李明睿的门生。因此，早在清朝就有人质疑邹漪“颇为李明睿粉饰”，夸大了其在南迁之议的作用，写下近似小说家言的密谈细节。

但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一种情况：面临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明廷部分官员发起了“南迁之议”，有关迁都的声音，开始萦绕在崇祯周围。

南迁的首选对象有时不是崇祯帝本人，而是他16岁的长子朱慈烺。

《明史》记载，当年二月，左都御史李邦华秘密上书，请求崇祯帝固守京师，并仿永乐朝故事，由太子监国南京：

▲明代的《南都繁会图》（局部）。图源：网络

对于崇祯朝廷而言，迁都南京有先天的优势。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即位于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应天为京师，确立了应天的首都地位。

尽管朱元璋在位期间多次与群臣讨论迁都，备选的建都之地有汴京、关中，乃至朱元璋的老家临濠府（今安徽凤阳），但直到朱元璋去世，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明初洪武、建文二朝，大明帝都一直是南京。

建文帝在位时，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叔叔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从其镇守的北平（今北京）一路南下打到南京，夺了皇位。

北平作为明成祖朱棣的龙兴之地，被视为理想的定都之地。于是，朱棣历经多年，实行迁民北上、营建北京、建造紫禁城等一系列举措，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下诏迁都北京。

但是，朱棣没有完全违背祖宗之制。在迁都北京后，明朝仍以南京为陪都。

有明一代，明朝实行特殊的两京制度。

在南京设有一套与北京各机关平行设置的中央机构，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和五军都督府等一应俱全，只是各机构名称前都加了“南京”二字，与北京各机关互不统属，且官员多由年高资深的大臣担任。比如明朝中期，五朝老臣王恕任南京兵部尚书，名望极高，“天下倾心慕之”，当时流传一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

明朝的南京，不是一个摆设，而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一旦国家有变，北方失控，南京便可在短期内成为明朝中枢，主持天下大局。

另外，从经济的角度说，南京所处的江南地区经济富庶，是大明王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至少不差钱。

而从明末的天下大势来看，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南方总体上相对安定。天灾和民变还没有对江淮南部以及更南的广大地区形成较大冲击，江南各地方政府也没有像陕西、河南、山西等北方行省一样，陷入农民军的包围而完全失去控制。

▲明朝南京及南直隶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迁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历代王朝有过不少南迁的经历。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前夕，金军兵临城下，宋徽宗就撒腿往南跑，他先是禅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连夜从开封逃出，前往江南避难，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好不逍遥快活。宋钦宗一把鼻涕一把泪，不情不愿地给老爹收拾残局，好不容易才等到金人退兵。

宋徽宗一听说金兵退了，随即返回京城，但被软禁于宫中，防止复辟。没过多久，金军再度发动南侵，把北宋朝廷一锅端了，徽宗、钦宗都被押送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流放，受尽屈辱。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他比他爹还能跑，先是从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逃到扬州，后来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还被金人追击，吓得逃到海上，等到金兵撤离江南后，才将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定为南宋的“行在”。

定都南方后，南宋享国152年。在军事上，南宋利用长江防线，前与金朝、后与蒙元长期对峙，而其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也是历史上各个偏安政权中的NO.1。

从诸多方面来说，宋朝南迁并非历史的倒退，反而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在南宋之前，唐朝安史之乱期间，有唐玄宗南迁成都，实现了唐朝中央机构的安全转移，之后其子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号召各路唐军平叛。西晋永嘉之乱，也有司马氏皇室与北方士民南渡，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起东晋政权，延续魏晋文脉。

明亡后，很多人说起“甲申南迁之议”，未尝不扼腕叹息。

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认为，崇祯应该迁都，而不是去上吊。他说：“国君死社稷，正也，迁国图存，权也，权而不失乎正也。”

▲崇祯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若想要迁都，崇祯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以免自己独自承受放弃宗庙社稷、祖宗陵寝的不孝罪名。

鉴于李明睿、李邦华等南迁支持者势单力薄，崇祯将“南迁之议”摆上台面，希望经过朝廷公议来决定此事。

这一下子就引起大臣们的争论。

身微官卑的李明睿依旧坚定地鼓励崇祯南迁，他正式上奏，劝崇祯帝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南下。

他在奏疏中说：“今日最急，无如亲征。京营甲兵不下十万，近畿召募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四方忠义必有闻风响应者。”

此时，京城小干部李明睿扮演的是“南迁派”大臣的代言人。

反对南迁的“留守派”大臣立即派出代表与李明睿针锋相对，力阻南迁。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李明睿的奏疏是异端邪说，还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

留守派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在明朝，北京不止一次陷入围城的困境。

明朝正统年间发生“土木之变”，连明英宗都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了，之后于谦却指挥北京保卫战，成功使京师转危为安。

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俺答汗率部包围北京，当时朝廷也没迁都。

更重要的是，在这几次危机中，力陈南迁的人都被视为奸臣。

当初，瓦剌进逼北京时，大臣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遭到训斥，差点儿被斩首，结果于谦组织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徐有贞从此遭到朝廷的取笑，长期得不到升迁。每次说到他，别人的反应都是，这不是那个提议南迁的老徐嘛！

徐有贞对此怀恨在心，后来虽然协助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担任首辅，但也被后世称为小人。

到了明末，大臣们想起这件事，很容易把支持南迁的人当做另一个“徐有贞”。

如果他们为南迁振臂高呼，迁都成功还好，最后若是没迁成，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封建士大夫大都爱惜名节，不愿为此冒险。

当反对派大臣异口同声地指责李明睿妖言惑众时，崇祯只好无奈地说，你们怎么这么双标呢？一样是“邪说”，你们都专攻李明睿，却不责备光时亨。

更多的大臣选择保持沉默，一味明哲保身，不置可否。

朝中议论纷纷时，崇祯让内阁首辅陈演表态，甚至直接把话挑明了，这事儿你帮我担待着点儿。

等到开会时，陈演却只知道“演戏”，每次崇祯逼他发言，陈演都只是笑笑而已。看着陈演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崇祯气得一脚把椅子踢翻了。

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四处颠簸来得轻松。

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粗略统计，崇祯执政17载，共轮换内阁大学士50人，并且下令处死2人，换兵部尚书 14 人，处死 5人，还下令处死总督7人，巡抚11人，留下诸多疑案。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南迁之议的争论，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都没讨论出结果。

这种无休止的廷议一旦兴起，只会引起各派党争，留下一地鸡毛。

崇祯帝对此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崇祯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诸臣误朕”，他把南迁之议的破产甩锅给大臣，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年少即位的崇祯帝。图源：影视剧照

实际上，崇祯本人对南迁的心态很矛盾。

他曾经暗中作南迁的筹备工作，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车马舟师情况，又下密旨命天津官员冯元飏准备三百首漕船，在直沽口待命。

明亡前夕，冯元飏还派其子携带紧急奏疏入京，建议皇帝从海路迅速南迁。当冯元飏之子听到南迁已经罢而不议时，只能饮泣而返。

可见，南迁之路几乎铺好了，崇祯却迟迟没有行动。

一是他不愿背负骂名，“遗恨于万世”。因此，崇祯企图将南迁的责任推给朝臣，却没想到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更多大臣的响应，而是陷入争论不休的混乱之中。

二是崇祯不愿放弃至高无上的皇权。

当时，南迁之议的另一个方案就是李邦华提出的：太子南下，皇帝留守。

这也是唯一能让南迁派与留守派达成妥协的折衷方案。

但是，太子南迁，势必以崇祯帝本人为牺牲品。

这就是光时亨提出反对时说的：“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你们说可以护送太子南下，那等太子到了南方，是不是要做唐肃宗，把他老子赶下台啊？

二月二十八日，这是决定南迁之策的关键一天。

此时的崇祯已经心力交瘁，他无法给李明睿、李邦华等南迁派大臣肯定的答复。

他的立场已经向留守派倾斜。

在召见诸阁臣时，崇祯直言道：

对派太子去南京监军的方案，崇祯以太子少不更事为由否决，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

至此，两个南迁方案都宣告破产。此时，距离李自成进京不到一个月。

当南迁之议接近尾声时，驸马巩永固仍上书劝说崇祯早日迁都，并说愿意召募数万义兵护驾南下。

崇祯问：“义兵何易？”

巩永固信心满满地说，别说几万人，如果陛下不再坐守京师，而是亲征南下，将会有数十万人响应。

这是最后一次南迁机会。

等到李自成攻入皇城的前一天，崇祯帝再次想起这件事。他找到巩永固，可巩永固说，都到这个关头了，您让我上哪里给您找人去？

当时，大顺军直抵城下，已经封锁了崇祯南下的道路。

紫禁城外，李自成的敢死队“孩儿兵”砍伐树木，制成云梯，随时都会攻进来。崇祯换上轻便的靴子，“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想寻找出城的路，但发现根本跑不了。

临死的这一天，崇祯写下最后一道诏书。这是一道血书遗诏，也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诀别：

在求死之前，崇祯先命太监取来破旧衣帽，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与9岁的永王朱慈照、7岁的定王朱慈炯乔装打扮，让他们伪装成平民百姓的模样，赶快出宫逃难。

临别之际，崇祯像一个普通的父亲，耐心地告诉儿子们：“你们乘乱逃走，要改名换姓，遇到年老者要称呼为老爹，遇到年轻者要呼之为叔、伯，见到年幼者，要以兄弟相称。其他如文人、军人、官人等，务必谨慎小心，加以区别……”

说罢，崇祯已经泣不成声，左右宫女、太监无不痛哭。

之前劝说崇祯南迁的周皇后，早已决心与崇祯同死社稷，她在涕泣之后，走进坤宁宫，悬梁自尽。

对爱妃与女儿，崇祯更是采取歇斯底里的方式，只希望她们不要落入乱军之手，遭受侮辱。一些史书说，崇祯持剑砍杀了备受宠爱的袁贵妃，又挥剑砍伤了女儿长平公主，公主本能地用左臂一挡，手臂折断，当场昏厥过去。

经过一天的血战，天已微明。

崇祯帝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在杀人与自杀的悲怆中，来到了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下。

李自成进京后，不久便搜捕到了明朝南迁的最后希望——太子朱慈烺。李自成没有处死这个年少的太子，而是说：“汝无罪，我岂妄杀。”

朱慈烺很勇敢，对李自成说：“如是当听吾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吾百姓。”

李自成点头答允。

朱慈烺感觉到李自成对明朝众臣的担忧，又说了一句，你放心吧，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一定来向你朝贺。

果不其然，很多当初反对南迁的大臣，转眼间就拜倒在大顺军的旗帜下，前来投降的明朝官吏多达一千三百余人。

李自成因此更加相信朱慈烺“文武百官最无义”的说法，认为明朝官员坏透了。

于是，大顺军对在京官员大肆拷掠。李自成让部下刘宗敏制作了几千副夹棍，用严刑峻法逼迫明朝官员交出家财。这些官僚、勋贵、地主被用刑后连连求饶，被迫拿出成千上万的白银，之前阻止南迁的如意算盘转瞬成空。

李自成败于清军后，大顺军的胜利果实被清朝夺取，太子朱慈烺在乱军之中下落不明。

有人说，崇祯虽未南迁，但他的自杀，是一种“以死求生”的方式，不仅留下“国君死社稷”的美名，也唤起了各地人心的震荡，激励那些忠臣良将继续为大明复仇，掀起了南明抗争的风暴。

▲永历皇帝朱由榔，1662年被绞死于云南，标志着南明政权的覆灭。

历史学者魏斐德却认为，崇祯不采纳南迁的建议，也不遣太子去南京，只是便宜了清朝。崇祯的优柔寡断，最终使清朝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南方。

南迁的失败，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人家清朝也有理由说的，我带的是什么朝廷，我的天下是从闯贼手中夺过来的，你们这批人是什么人，什么明朝王爷都在僭位，他有这个能力吗？

招抚江南时，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致书，直斥弘光朝廷为非法政权：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但历史没有如果。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清]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

[清]彭孙贻：《流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3

陈生玺：《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文史哲》 2006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