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岭南贬谪士人是当时被贬的士大夫中最受重视的一个群体，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但是对他们被贬到岭南时所写的驿道诗却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论述。
驿道诗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李德辉和吴淑玲的研究是最有价值的。
岭南地域独特，与中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唐代岭南贬谪文人的感官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的情绪和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岭南驿道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所以，通过对唐代岭南贬谪诗人的驿行诗歌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于岭南的感情。
1.五岭之南，岭南
至于五岭所指，目前尚无定论，主要是指广西东部到广东的山岭与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
由于五岭相隔，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北方截然不同，五岭不仅是地理上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文化的分界线。在中国古代，中原文化以汉文为核心，始终居于强大的中央，而周围的文化则相对落后，处在弱势的边缘，被称为东夷、西戎、北蛮、南蛮。
岭南乃南蛮之地，其位置偏僻，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相距甚远，五岭相隔，与中原的联系极少。
处于社会文化中心地位的文人和学者，大多对岭南有消极的看法，有岭南恶地的定型观念。
古代，皇帝的都城是以皇帝的都城为中心，按照等级的不同，分为五种，分别是：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
《荀子·正论》把岭南划归为“要服”，唐朝改为“荒服”，足见岭南在唐人心中的地位。
那个时候，就连那些来任职的官员，都对岭南充满了恐惧，甚至连那些崇尚平等的佛教徒，都对岭南充满了偏见。
在朝堂上生活的士大夫和文人，对岭南的偏颇较重。唐朝的贬谪士人，本来就是朝堂上的失败者，因为得罪了皇上而被贬，或者因为朋党之争而被打压。
贬谪岭南，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浩劫。他们在岭南地区，即处于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地带。唐代岭南的陆上交通要道以五岭为界。根据陈伟明先生的研究，唐代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有郴州路、虔州大瘐岭路和桂州路。
郴州路是唐朝通往岭南的最便捷的道路，张九龄打通梅岭后，虔州的大瘐岭路就成了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唐代士大夫们流贬岭南，多是通过郴州路西京古驿道和虔州大瘐岭古道上的梅关古道而来。
唐代岭南贬谪士大夫越过五岭，进入岭南，五岭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岭南边境，心情自然不同。
从政治、文化中心到岭南，这一点在唐代岭南贬谪士大夫的心中，足以形成一道悬崖峭壁。在翻岭的时候，他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差距。对大多数被贬的文人而言，去岭南无异于下地狱。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现实上，五岭都把他们的世界分割开来。
2.《度岭》
因此，翻岭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需要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唐代岭南贬谪士人创作的度岭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唐代岭南贬谪士大夫在度岭诗作中，一般都带有度、过、过等词。如宋之问的《早发大庾岭》、《度大庾岭》等，都是他的作品。
它们明显地显示了一种南北分隔的情绪和形象，而山岭则是南北分割的标志。
在这几首诗里，或是岭内岭外的梅花，或从南岭向北飞来的大雁，或由北向东的溪流，都是由南向北分开的五岭而来。唐朝被贬的士大夫受赦北归，通常都是从五岭北回。
在此情此景下所作的度岭诗中岭依然是分界的标志、转折的标志，只是与南贬时期的苦难的标志相反，它成了摆脱苦难的标志。
在唐朝贬谪文人度岭的诗歌中，不管是“戴罪南贬”的悲哀，抑或是“获赦”北归者的欢欣，都只是激发了诗人的感情，而不是真正的“观照”。
“岭”在诗中只是一种符号和符号，度岭的景语所强调的，要么是岭北的故里，要么是京畿帝都的联想，要么是诗人刻意营造的岭南的阴森形象，而真正的诗人在场的岭，则往往被省略、省略，或者干脆就放在了标题里。这种刻意强调的象征性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诗中的“隔”。
1.在座的人
岭南的异国景色，对北方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新的诗学材料。然而，由于其文化心理上的偏执和情感经验的疏远，使得唐代的贬谪文人对岭南地区的特殊生活方式表现出了一种淡漠的心态。
岭南地域特殊，山峦交错，地域间的气候和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差别，常常是“十里百里，风土人情”。所以，对于刚刚进入岭南的唐朝的贬谪文人而言，岭南的风景是一种新的、变化的。
岭南的驿站，就像是一个向导，将岭南的贬谪学者引到了另一个地方，山程水泽，但他们的好奇心并没有被激发出来，而是被称为“江山之助”。岭南的奇异景色并没有真正地被岭南的贬斥文人所接受，而是被他们的诗歌所引用。
唐朝的贬谪文人在岭南留下了大量的驿道诗作，这些诗作记载了诗人流落岭南的足迹，为后世研究他的贬谪路径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然而，驿站诗中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十分有限，大多数诗词除了标明地名之外，其余的内容大多模糊，有些是虚构的，有些则是歪曲的。宋之问在唐朝被贬的士大夫中，留下了大量的驿道诗作，至今已有十余篇。
宋之问的驿站诗，大多都是以岭南的风景为题材的，但这种片断的描述，却不是真实的场景，而是根据诗人的情绪，根据自己的情绪，创造出来的。
这种虚实的虚实或虚幻，是唐朝贬谪士人驿道诗歌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唐代岭南贬谪士大夫与其贬地岭南有很大的隔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认识上的差异。如上所述，唐代岭南贬谪士大夫对岭南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见，以致于他们不能坦然地看待岭南的现实，虽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景观，但却不能让他们欣赏和接受。
二是唐代贬谪士大夫的消极心理。贬谪岭南蛮使他们在仕途上产生了很深的挫败感，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他们对家乡的强烈思念和对文化母体的强烈渴望，在这条通往南方的古道上，都得到了加强，对岭南的排斥。
2.心不在焉
唐朝贬谪文人驿路诗中，诗人的心灵并不在此，而驿站的真实景象也就不存在了。唐代贬谪诗人驿道诗歌中的景物，总体上呈现出相似的黯淡色彩，又或岭南各处的景致都受到相似负面情绪的影响，形成了类型化的形象。这个比喻的形象常常是古怪的，古怪的，恐怖的。
此外，应注意到，唐朝贬谪文人驿道诗中的景色，常常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而这个角度和作者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真实的，也是精神上的。
有时候，诗人们会把自己不在的岭南景色描绘得像是河流、海洋、猛兽、野人，甚至还把无形的瘟疫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诗歌中，有些意象因其情感基调的趋同而得以再现。
当然，唐朝的一些贬谪文人所作的驿站诗中也有详细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实际上都是根据诗人的感情表现而进行的剪裁或选择性的描述，最终还是掩盖了真实的景物。
唐朝的贬谪文人，要想亲眼目睹这一幕，就必须转变“心有旁骛”的心态，唤醒他们的存在意识。有些性格开朗的诗人，更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更容易欣赏到岭南的美丽。
这种歧视心理和内心的焦虑，使得唐时的岭南文人对于岭南的异国风景分外的关注，难以真正的欣赏。他们的心在哪里？
唐朝的贬谪文人，犹如岭南的驿站，他们的双眼即是摄影机，而心灵则是摄影机的中心。从他们现存的岭南驿站诗作来看，他们的心思并不在驿站，因此，驿站的景色并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因此，我们看不到岭南驿站的真实情况，只有一片朦胧的背景。
唐代岭南的流浪者，可以说是心神与肉体分离，心在五岭之北，身体却要向南而去。因为诗人对故乡有眷恋之情，因此，当他们看到被贬低的风景时，便会下意识地把目光移向极北之处。
换句话说，唐朝的贬谪诗人在写驿道诗时，大都预先设定了自己的读者，他们的读者来自于遥远的北方，他们的朋友、同事、君主。他们的“驿路”诗，正如他们被贬时的谈话，看似是被贬之路上的自我诉说，其实是对预先设定的读者表达自己的心声。
他们创作《驿道》，其首要目标就是要预先设定读者，特别是对那些掌控着自己命运的先知——君主。
驿道诗的预设读者都是在极北之地，与诗人的行路方向背道而驰，因而常常在诗境中回头看向北，成为岭南贬谪士大夫的普遍态度。
唐代岭南贬谪士人在诗歌中向北眺望，是为了向北方的亲人朋友传递自己的心声；在诗篇里，向北方的王宫遥望，是要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王宫里的帝王。对家乡的北望，无疑是对家乡的一种态度和表现，但是，在北方看皇宫时，却又是一种复杂的表现，这是一种政治情绪的表现。
这些被贬的文人都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其中大部分是从政治的漩涡中被抛弃的，政治使他们获得了荣誉，也使他们陷入了困境。贬谪岭南，是政治上的必然产物，而与岭南的分离，也必须要走上政治道路。
唐朝长安（武后洛阳）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是皇帝的居所，长安（洛阳）既是朝堂，又是皇帝的标志。
诗人在诗歌中向北方看京，其实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政治表示。诗的政治作用比它的感情表现更重要，它与诗人的生死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诗人在政治上是否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表达自己的政治忠诚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是岭南驿道诗歌中“北望”的普遍现象的深层原因。唐代岭南贬谪士人在其“驿路”诗中，以“回眸”的姿态，向主宰自己命运的君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效忠。
望京和望乡往往处于“北望”的状态，使得其政治表现更为隐晦和隐晦。这些象征意义的形象被他们联合运用，以表达诗人对帝王的无限崇拜和忠诚。
如果说唐代岭南流浪者抒发乡愁的驿路诗篇是他们情不自禁的触景词，那么，他们抒发政治情绪和态度的驿路诗篇，却是刻意为之。
唐代岭南贬谪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地、频繁地发表政治效忠的诗篇，除了这一点之外，大概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前提：他们认为，他们在蛮荒世界的自言自语，能够传到北方，传到那些预先设定好的读者的耳中。
他们有这样的前提，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当时的诗歌传播环境。唐朝时期，诗歌的社会作用已初露端倪，诗人创作诗歌，不仅是为了自我表现和娱乐，更是为了传播和巩固自己的声誉。唐代的科举制度也加强了这一风气。
因此，唐人的诗作通常都有明确的预设读者群体，而对于那些渴望进入仕途的学子，这个设定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铁墩墩
唐代岭南贬谪文人驿道诗浅析[笑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