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徐树民内心的焦虑只有他自己知道，长春当地的报纸，对于永吉大撤退，虽说也刊登了几篇豆腐块式的报道，可却走不出长春城，于事无补，沈阳方面，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刊登有关第60军的消息，徐树民当然知道，梁某人已经兼任沈阳防守司令官，有关第60军和吉林省的消息，恐怕是要全部封杀的。徐树民认定了的事，当然不会甘心，他于是想到了平津，想到了南京，想到了国际友人，更想到了即将赴南京参加制宪大会的东北籍的国大代表们。而如今能确切把消息传递出去的，除了电报之外，便是即将离开长春返回沈阳的东北“剿总”前来宣读任命的官员们和他们的随从了。

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徐树民还是敲响了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第一处处长宋子英住的房间，叫了一声：“宋老师。”原来这位陆大九期毕业的宋子英中将，生于1900年，是安徽肥东人，卫立煌的老乡，曾任第9军的参谋处长，第47师的师长，抗战期间还曾任一战区战干团的教育长，叫他一声“老师”，那是不为过的，更比称他的职务“宋副参谋长”要好听得多。

宋子英见是徐树民求见，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急忙掩上了门，请他落座，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树民，命令棚架到你哪儿了？”

徐树民说道：“老师，暂不说命令是如何执行的，我只问老师一句话，这个命令是卫总司令亲自做出来的吗？”

宋子英愣了一下，说道：“我不分管作战，还真不知情，以俊如的作风，他不会让炸……的，不会的，那可是要落下骂名的。”

徐树民见时机成熟，又反问了一句：“委员会、军政部会把我们的撤退任务，下得如此具体吗？”

宋子英一惊，心想，蒋介石嫁祸于人的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不正是要把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的祸，转嫁给卫俊如吗？于是说道：“树民啊，稳定部队，配合调查，我明天就要沈阳了，回去后，我会立即向卫长官汇报此事的。”

徐树民内心笑了起来，嘴里却说道：“我，听老师的，一定把队伍给安置好了，也一定配合调查，只是事不宜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旦把此密令给公开出去了，对领袖、对卫长官、郑长官，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啊。”

而李嵩那边的配合，也堪称完美，他不仅通过私人关系，把宣传的触角，伸向了蒋介石的侍从室，把第60军安全而不损一兵一卒的大好消息通过蒋介石身边的人，吹到了委员长的耳朵里。更通过东北“剿总”来人，把自己组织的两份文稿，带到沈阳去，一份交给东北国大代表，作为攻击陈诚、梁华盛的证据；一份交给他结识的一个美国记者，宣传第60军的胜利大撤退。

就在众人上窜下跳、粉墨登场的时候，新任的第1兵团副司令官彭杰如，却于3月16日早上，即将离开长春前，意外地召见了一个人，那就是暂编第52师的副师长欧阳午，甚至连欧阳午本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彭杰如是湖南益阳人，1900年生，黄埔一期毕业，曾任第14军的副军长、新7军（抗战时期的新7军，不同于现在的新7军）的军长，是卫立煌到东北“剿总”任职后，刚刚调到东北来任职的。欧阳午和他，不过是一面之交。

当欧阳午见到彭杰如时，问了问他的情况，才说道：“我到东北来之前，路过武汉，见到了你们的老军长陈明仁，他说起过你，今天有个空，就约你来见个面，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我。还好，这一次调查名单上，没你的名字，我就放心了。”

欧阳午连连感谢着，正要说下去的时候，随从已经过来催促他们到飞机场去了。就这样，彭杰如和欧阳午告别，匆匆而去了。

而关于彭杰如召见欧阳午的事，却生出许多猜测来，有人说，他们是湖南老乡，可又有人质疑说，新7军的湖南籍将军，好几个呢，暂编第62师的三位主官，都是湖南人，为什么单单要召见他欧阳午呢？有人说，欧阳午来自第71军，彭杰如和陈明仁关系极好，是不是要提拔欧阳午啊？立即又有人反对说，不可能，欧阳午的资历、能力，比不了某某、某某的。而陇耀等人却认为，他肯定是告密去了！

其实，这事还真有点蝴蝶翅膀的意思，原来，卫立煌到东北“剿总”任总司令后，一看手下的部队，没有一支是自己的基本部队，根本掌控不了。锦州的孙渡、范汉杰，不会听他的；沈阳的廖耀湘、刘安琪，也同样不是听话的人；万福麟、周福成是东北本地客；长春这边，一支是滇军，一支是受孙立人影响、受潘裕昆节制的新7军。卫立煌感到很孤独，于是就把旧部陈铁、彭杰如和老乡宋子英招来，予以重用，给他们的任务便是“拉拢”各部将领为己所用，以壮大自己的队伍。没想到，彭杰如这次匆匆而不经意的召见，和徐树民、李嵩等人为弥合第60军没有好好执行破坏命令而做出的努力，又成了滇军将领心中解不开的“结”。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川军、滇军及至于西北军等地方部队，为了自保，把别人的一切善意，也都看作是带着毒刺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