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北京。
一名警卫员抱着一份文件,面露焦急地跑向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呼吸片刻后,敲响了门。
里面坐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警卫员进门后,周总理立马起身,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文件,眉头已经紧的似乎拧出水来。
看完文件后,周总理深吸了一口气,严肃看向了毛主席说道:“勃列日涅夫要对我们动手了!计划7天进攻北京,这次还涉及到核打击!”
毛主席一言不发,灭掉了手中的烟头,沉默片刻后也起身,说道:“恩来,这几天尽快通知北京高干领导立马撤离北京,随后我把不同人员的安置地点告诉你。”
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快也在北京传开。
一时间北京弥漫在恐慌之中,火车站里都是准备离开的人群。
为何苏联突然要对北京发起进攻?毛主席安排疏散的北京领导都包括哪些人?这个事件对中苏关系以及中国政策,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中苏关系恶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作为“老大哥”的苏联,越来越横行霸道。
不仅不顾新中国的主权,对中国的内政处处干涉,而且还妄图侵占中国领土。
越来越多的冲突已无法避免,甚至多次出现了军事行动。
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面积大约有0.74平方公里,在乌苏里江航道的中国一侧。
根据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就应该是中苏两国的边界线。
因此,珍宝岛无可争议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并且在1964年时,中苏就该问题的边界谈判,苏联也承认了该岛属于中国。
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苏联居然开始声称珍宝岛是他们的领土,将协议置之不顾。
并且还将珍宝岛称呼为“达曼斯基岛”,在1968年的年底和1969年的年初,多次挑衅中国。
苏联在没有中方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调动军队前往珍宝岛,将载有军队的卡车,装甲车等也陆续运往珍宝岛。
中方多次发出警告,但苏方却视作无物,甚至继续将武器运向珍宝岛。
在苏联士兵登上岛后,还做出对我国士兵进行殴打,拦截等极其恶劣的行径。
在1969年的2月,岛上的苏联士兵竟然还用冲锋枪,对在边防巡逻的中国军队进行点射,挑衅中国士兵,无视中国主权,极其狂妄。
由于苏联多次不听中国劝阻,军事挑衅变本加厉。
中方忍无可忍,决定在珍宝岛对苏联予以军事反击。
于是,在1969年3月,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对抗,在此次对抗中,中苏都有人伤亡。
中国也缴获了苏联的一辆T62 型坦克。
这场军事冲突之后,中苏的边界矛盾上升到了顶峰。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仍不收手,又对我国新疆有所行动。
1969年8 月,苏军派遣300多人,侵入了我国的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
中国边防巡逻队30多人,对苏联进行阻止。
但苏联的入侵毫无征兆,加上新疆地区交通不便,未能得到及时支援。
苏联入侵者在人数占多的情况下,使得我国新疆巡逻队30多人全部阵亡。
这两场事件极为恶劣,主要原因就是苏联不再是从前“老大哥”的模样,开始对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欺凌打压。
苏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取代赫鲁晓夫后,苏联国力一直在不断上升,军事实力也大涨。
勃列日涅夫由此,助长了苏联扩张的野心,违背了共产党的初衷。
不仅对中国如此,在1968年8月,苏联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也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大肆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社主义大家庭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一系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
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因为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对新中国边界的军事行动,以及透露出的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消息,让中国领导人不得不紧张地,加大针对苏联的战备。
1969年3月初,《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就针对苏联,联合发表了社论《打倒新沙皇》。
在该社论中,就写道:“无论你们来多少人,无论你们联合什么样的人一起来,我们都会把你们彻底干净的消灭。”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之前便发起了号召,认为大家要做好“准备打仗”的准备。
5月上旬,中国高层领导召开了战备工作座谈会,用来讨论对付苏联可能的入侵。
9月,召开了全军的战备会议,毛主席做出批示:“军队不能松动!”
在中苏谈判前,林帅也指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至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进入了突击性的战备状态。
为了进一步落实针对苏联的战备,中央军委发文宣布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在小组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热潮。
为了防范再出现类似苏联入侵新疆的事件,中共中央与军委发布了要加强边疆战备力量的命令,要求边疆地区要随时做好预防苏联入侵的自卫反击站。
在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时,中共中央明确发布,要防范一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做好抵抗侵略战争的战备。
因此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人民解放军,全部处在了紧急战备状态。
空军、海军、陆军随时待命,各部队的重要大型武器和装备物资,也开始陆续调动与疏散。
在中苏边界谈判之前,我国党中央甚至觉得: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是将谈判作为对我国发动战争的一种烟幕,苏联的剑直指北京!
到了如此地步,在10月20日,中共中央立马决定在几天内,必须将在北京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北京高干的大疏散1969年10月17日,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次地会见了还在北京的一些国家重要老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疏散指示。
中央想保住众多的开国元勋,并且分散疏散,若真有事情发生,星星之火仍然可以燎原。
周总理在会见了各位老同志后,将毛主席指定每个人的去处都纷纷传达。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叶剑英等同志,被指定去往了远离苏联的广东进行疏散;
张闻天去往了肇庆;
陈云、邓小平、王震去往了江西南昌;
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石家庄;
聂荣臻被疏散到了河北邯郸;
而徐向前、刘少奇则是前往了河南幵封。
毛主席也在疏散计划之内。
除此之外,对林帅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疏散,也在积极筹划。
在10月14日的通知中明确说:“为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进行办公,周恩来同志留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大局,林彪同志到苏州组织战备。”
周总理强调,中央要求各位同志于10月20号或稍晚一点,就必须离幵北京。
林帅最后被要求疏散到江苏苏州。
其余的党内老同志,大都被安排在了京广线附近。
之所以如此安排,毛主席指出:“万一打起仗来,我们是离不开这些老同志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实际上,在1969年的9月到12月,除了撤离北京骨干官员外,还疏散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
北京的主要单位、党政机关、学校,也在疏散之列。
疏散人群基本是带领家眷的,有的是疏散到外地,也有的是疏散到周边的郊区。
北京国家文化部也进行了疏散,剧团和文联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撤往了湖北咸宁。
其余的文化部协会,则是被安置在了沙城。
文化部对于此次北京的骨干疏散也是十分的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其他在北京的文化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分别在9月25日、26日就开始陆续动身。
除此之外,新中国对国家的科学机关和科研人员,也加大疏散力度。
中科院原子能所由北京搬往了湖北,北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部也疏散到了河南的息县,大批主要人员伴随撤离。
除此之外,在北京的国家计委机关、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也全部疏散到了湖北襄樊。
而国防科委的机关干部也搬离北京,去往了河南遂平县的干校。
据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回忆:“当时北京市内是比较慌乱的,一些有关系的户都开始安排去往外地,到处贱卖家具,我也想赶快带着马列恩斯毛的著作回到乡下。”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也写道:“当时北京秩序有些混乱,北京火车站更是如此。”
当时的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资料,都加紧装箱运往“三线”城市保存。
值得庆幸的是,中苏最终没有爆发战争。
在1970年到1973年期间,大批被疏散的高级骨干人员收到了返京的批准,陆续回到了北京。
1970年4月,毛主席返回了北京,随后林帅也返回北京,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在1970年的7月也根据调动,返回了北京。
此次风波主要是苏联挑起,但中苏关系的恶化,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
参考资料:
莽东鸿:《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
融冰:《1969年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战备大疏散》,《党史博览》,2015年第2期
唐淙:《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学理论》,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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