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看周总理，七妈嘱咐：见面后不能哭

世人皆知赵炜是周恩来、邓颖超的贴身秘书，在西花厅工作了整整37年。这些年来，她见证了这对革命伴侣最平凡也最感人的点点滴滴。1975年的那个深秋，当赵炜陪同邓颖超前往医院看望周总理时，邓颖超忽然轻声对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赵炜瞬间红了眼眶，却又不得不强忍住泪水。究竟是什么样的话语，能让一向坚强的赵炜如此动容？为何邓颖超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

一、最后的叮嘱

1975年深秋的北京，天气已经转凉。这天早晨，赵炜比平时提前半小时到达西花厅。邓颖超已经在客厅等候，身着一件深色的棉袄，整个人显得格外清瘦。

邓颖超早已备好了要带给周总理的物品：一件新换洗的衣物、一个保温杯，还有一份整理好的工作报告。这些都是她每次去医院探望时必带的东西。尽管周总理的病情日渐严重，但工作报告从未间断过。

赵炜轻轻接过这些物品，小心地放进专门准备的黑色公文包中。这个公文包是周总理1974年特意为邓颖超准备的，专门用来装这些探视用品。

＂七妈＂这个称呼，是西花厅工作人员对邓颖超的特殊称谓。这源于1949年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收养了不少革命烈士的遗孤。其中最小的孩子排行第七，自然而然地称邓颖超为＂七妈＂。渐渐地，这个亲切的称呼在西花厅传开，成为了大家对邓颖超的尊称。

出发前，邓颖超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衣着。她取出一条深色围巾，是周总理去年冬天送给她的。这条围巾她一直珍藏着，只在去医院探望时才会戴上。围巾的一角还绣着一个小小的＂颖＂字，那是周总理特意让人绣上去的。

赵炜看着邓颖超系围巾的动作，想起了去年周总理送围巾时的情景。那时周总理虽已住院，却仍惦记着邓颖超怕冷，特意托人买了这条围巾。

准备妥当后，邓颖超和赵炜走向院门口待命的轿车。就在这时，邓颖超突然站定，转身对赵炜说：＂小赵，记住，无论等会见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哭。＂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这句话让赵炜心头一震。她深知邓颖超这样说的用意。前几天，医院传来消息，周总理的病情又有恶化。但邓颖超仍然每次都保持着镇定，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周总理。

赵炜和邓颖超已经形成了特殊的默契。每次去医院前，邓颖超都会提前和赵炜对好口径，商量见面时该说些什么，该问些什么。即便是最简单的家常话，也要预先想好，以免触动周总理的心事。

这天的行程和往常一样，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凝重。轿车缓缓驶出西花厅，向着医院的方向行驶。北京的秋风吹过街道，卷起几片落叶，飘向远方。

二、三十七年的见证

1938年初春，年仅二十岁的赵炜经过严格考核，正式进入延安中央办公厅工作。那时的西花厅，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初来时的赵炜，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将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站，一待就是三十七年。

赵炜最初的工作是整理文件和记录会议内容。她的字迹工整，做事细致，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一次，周恩来在深夜批阅文件时发现了几处错别字，让赵炜重新誊抄。当时已是凌晨三点，赵炜不但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主动要求检查其他文件是否也有类似问题。这份责任心让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后，西花厅的工作更加繁忙。赵炜逐渐从一般文书工作转为专门负责周恩来、邓颖超的日常事务。每天清晨五点，她都会最早到达西花厅，检查当天的文件整理情况，确保周总理上班时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资料。

在西花厅的日子里，赵炜见证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周总理常常工作到深夜，邓颖超总是默默地在一旁准备着热毛巾和茶水。有时周总理太过劳累睡着了，邓颖超就轻手轻脚地帮他盖上毯子，然后继续整理文件。

赵炜还记得，1956年的一个冬夜，周总理因为连续工作几天，突发高烧。邓颖超守在床前照顾，却坚持让赵炜按时向周总理汇报重要公文。这让赵炜深深体会到，在这对革命伴侣心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周恩来夫妇对赵炜的信任逐渐加深。1960年代初，很多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都交给了赵炜。她不仅要准确记录会议内容，还要整理周总理的批示意见。有时一份文件需要反复修改十几遍，赵炜总是耐心地完成每一次修改，直到周总理满意为止。

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赵炜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她会根据往年的经验，提前准备好周总理可能需要的资料。遇到特殊情况，她总能在第一时间作出恰当的安排。这种默契让周恩来夫妇称赵炜为＂最了解我们的人＂。

秘书眼中的总理夫妇生活极其简朴。周总理的衬衫往往穿到发白才更换，邓颖超的衣服也大多是反复补丁。但是在工作上，两人却从不马虎。每份文件都要仔细阅读，每个会议都要认真准备。

赵炜经常看到，深夜的西花厅灯光常亮。有时是周总理在批阅文件，有时是邓颖超在整理资料。更多时候，是两人一起讨论工作中的难题。这样的场景，在三十七年间几乎天天都在上演。

这些年来，赵炜不仅是一名称职的秘书，更成为了周恩来夫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见证了这对革命伴侣在工作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他们为国家发展呕心沥血的全过程。

三、为革命并肩的伉俪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作默契在新中国成立后尤为显著。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每天都要处理大量国务活动，而邓颖超则在政务之余，充当着他最得力的助手。每当周总理召开重要会议时，邓颖超总会提前准备相关资料，并对文件进行初步整理和分类。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这种默契更为突出。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需要同时应对多个国家的外交谈判。邓颖超便主动承担起了整理各国资料、翻译重要文件的工作。她总是在深夜将整理好的材料送到周总理房间，为第二天的谈判做准备。

1956年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中，周恩来正在与外宾会谈，突然需要查证一个历史细节。邓颖超立即从资料室调出相关档案，及时送到会议现场。这个细节的准确把握，最终帮助周总理在谈判中取得了主动。

深夜谈心成为了两人多年的习惯。每天晚上十点过后，当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离开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常在书房里交流一天的工作。赵炜曾记录下这样一个场景：1957年冬天，两人在讨论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晚上十点一直谈到凌晨三点。

1958年，在处理一起涉及多个省份的复杂农业问题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展现出了极强的工作配合。周总理负责主持协调会议，而邓颖超则在幕后收集各地实际情况，整理民情民意。正是这种分工，使得这个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在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中，邓颖超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支持方式。她会提前阅读即将提交给周总理的文件，在关键处做上标记，并附上简要说明。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周总理的工作效率。赵炜的笔记中记载，1960年代初期，这一工作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领导同志的办公室。

赵炜还记录了几个感人的细节。1962年，周总理因连续工作过度而发烧，邓颖超一边照顾他，一边代为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她将文件分类整理好，标注重要程度，这样周总理即使在病床上也能及时处理紧急公文。

在一次重要的外事接待前夕，周总理突发急性肠胃炎。邓颖超立即调整了会议日程，同时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活动备选方案。这个方案既保证了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又为周总理争取到了休息时间。

1971年，周恩来在处理中美建交相关事宜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邓颖超除了承担正常的工作外，还特意安排人每隔两小时送一次参茶，确保周总理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段时期，两人默契的配合为这项重大外交突破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工作节奏一直持续到了1974年。即使在周总理住院期间，两人仍保持着共同研究文件、讨论问题的习惯，只是时间改在了医院的病房里。有时是在输液的间隙，有时是在做完检查之后，他们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四、病榻前的坚守

1974年5月，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这一年的春天，医院成了邓颖超的第二个办公场所。她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来到医院，带着最新的文件和报告，继续着与周总理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

病房里专门设置了一张小桌子，这是周总理批阅文件用的。邓颖超常常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一边整理文件，一边关注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每当看到周总理疲惫时，她就会适时地提议休息，然后将整理好的文件按照轻重缓急排序，等周总理休息好后再继续。

在这期间，医护人员多次建议减少工作量，但周总理总是说：＂国家大事不等人。＂邓颖超了解丈夫的心意，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每天的文件分成三到四个时段来处理，每个时段不超过一小时。这样既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又不至于太过劳累。

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但国务院的工作仍然不能停滞。邓颖超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她每天提前将文件分类整理，把最紧要的事项摘录成简报，方便周总理快速决策。有时，她还会根据往年的经验，主动提出处理建议，减轻周总理的工作负担。

医院的护士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邓颖超坐在病床边，轻声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或者默默地整理文件。她的声音总是很轻，生怕打扰到隔壁病房的病人。即使是在深夜，只要周总理清醒，她就会守在床边，随时准备处理突发的工作事项。

1975年初，一份重要的外交文件需要周总理过目。但此时他已经很难专注于文件阅读。邓颖超便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她将文件内容分成若干个小部分，在周总理精力相对充沛的时候，每次只汇报一小段。就这样，通过几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份文件的审阅工作。

到了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危急，但他仍然惦记着国家大事。邓颖超此时改变了汇报方式，不再事无巨细地报告，而是精选最重要的信息，用最简练的语言转达。有时只用几句话，就能让周总理掌握事情的关键。

在这段时期，赵炜亲眼目睹了邓颖超如何在病房里延续着西花厅的工作制度。每天的文件整理、会议记录、重要信息的筛选工作从未间断。她和医护人员配合默契，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尽可能为周总理创造处理公务的条件。

有一次，周总理正在输液，突然询问一个重要会议的进展情况。邓颖超立即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中取出相关材料，站在床边轻声汇报。输液结束后，她又补充了一些细节，确保周总理完整地了解了会议情况。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这对革命伴侣始终保持着他们独特的工作方式。邓颖超在病房里设立了一个简易的办公角，里面存放着最新的文件和往来信函。每天，她都会按照习惯整理这些材料，就像在西花厅时一样。

五、延续与传承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仍然保持着在西花厅工作的习惯。她每天早晨五点准时到办公室，和过去一样整理文件、处理公务。赵炜注意到，邓颖超的办公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布局，文件摆放的位置也和从前一模一样。

1976年春，邓颖超开始着手整理周恩来的工作档案。她将数十年来积累的文件、信函、会议记录等资料进行分类整理。这项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每一份文件她都亲自过目，确保准确无误。在整理过程中，她特别注意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

1977年，邓颖超提议设立专门的工作组，负责整理周恩来一生的工作资料。她将自己掌握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传授给年轻同志。比如，如何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顺序，如何在短时间内抓住文件要点，这些都是她和周恩来多年来形成的工作经验。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邓颖超特别重视保存一些看似普通但实际很有价值的细节。例如，1978年初，她发现了一份1959年的会议记录，上面记载了周恩来处理某个农业问题的具体方法。她立即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单独归档，认为这对当前的农业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1979年，西花厅的一间办公室被辟为陈列室，集中展示周恩来生前使用过的办公用品和部分重要文件。邓颖超亲自参与了陈列室的布置工作，她要求保持物品的原貌，让后人能够真实了解当年的工作环境。

邓颖超格外关注年轻干部的培养。她经常给年轻同志讲述周恩来工作时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如何做好会议记录，如何整理文件，如何处理紧急事务等。这些经验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

1980年代初，邓颖超开始系统地整理关于周恩来外交工作的资料。她将一些重要的外交文献和会谈记录进行分类，并注明具体背景和历史意义。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重要参考。

在晚年，邓颖超仍然保持着规律的工作作息。她常说工作就是最好的纪念。每当遇到重要的决策问题，她就会回忆周恩来当年是如何处理类似情况的，并将这些经验分享给身边的同志。

1992年，邓颖超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些文献包括了许多珍贵的会议记录、工作笔记和历史照片。她特别交代要妥善保管这些资料，让后人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邓颖超始终坚持着工作。她将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精神传承下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干部。办公桌上始终摆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需要处理的公文，就像过去和周恩来一起工作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