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南北朝200多年的大混乱，唐朝开国皇帝的李氏家族，是胡汉的混血，李唐王朝没有种族偏见，格局宽宏、兼容并蓄，为了要纠正汉朝的缺失，唐朝各方面的制度，都与汉朝大不相同，不论是中央政府的组织、政府人才的晋用、税制与兵制，都作了大魄力的革新，中国的汉唐盛世，其实都是建立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基础之上。

在文化思想上，大唐王朝，也与汉朝有所不同，大唐王朝对于以孔孟思想、四书五经作为取士的标准，似乎没有那么大的热诚。

唐朝以科举举士。科举分两类，一是明经科，一是进士科。明经科考的是经书，进士科考的是诗赋。唐代的社会对于人才的看法，是重进士而轻明经。换句话说，唐朝取士看的是才情，不是经书的义理与记诵，所谓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代表明经科乏人问津，而进士科竞争激烈。

但是唐朝以诗赋取士，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骚人墨客，与世代书香的传统门第子弟相比，通常会有两个问题，经常为人所诟病。一是缺乏家学渊源，所以对于政事不谙练，一是会有文人无行，品德轻浮的弊病，唐朝中后期的吏治，也的确因为如此，而逐渐偏离了汉代厚重笃实的风尚。

唐朝的胡汉一家，不重经书的风格，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是也造就了大唐王朝衰败根本问题，一个问题是，唐朝中叶以后，文武分途，必须依靠胡将镇边，另一个问题，是中央与边远地区的民族与文化的日益分离，这两个问题，是藩镇专横的根本原因。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分析唐代的政治史，认为唐朝的科举，改变了唐太宗开国时期，当权派的关陇集团文武一体情况，于是，科举出身的成了士大夫，边镇大将必需要靠番将才能胜任。唐朝因而文武分歧不可复合。

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将之职舍番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番汉进用之途，虽分歧不可复合…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

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安禄山造反，半年的时间，就从北京摧枯拉朽般打到了长安，唐玄宗的大唐盛世，根本没有招架的能力，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就是文武分途的严重后果。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甚至平乱有功的名将李光弼都是胡人。

胡人为将的河北地区，在生活习惯、文化思想，甚至语言，在唐朝中叶以还，与中央政府的长安地区，日益脱钩，河朔地区其实已经逐步形成为胡人统治的胡人文化的独立王国。

河北藩镇之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无隶属之关系，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不以周公孔子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安身立命之归宿。

陈寅恪先生还举了一个范阳卢秀才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秀才卢霈的祖孙三代，都在燕赵地区做官。这位三代在燕赵为官的卢秀才，到了二十岁，都还没有听说过有周公与孔子，秀才卢霈的生活重心是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所以唐朝的科举，重视诗赋、轻视经书，固然造就了大唐王朝璀璨的文学成就，但是相对而言，国家整体的思想认同性，就显得薄弱了。

当所谓的藩镇都已形成自身的种族与文化群体，自己又有足够的独立武力的时候，大唐王朝的分崩离析，自然是劫数难逃了。

大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兼容并蓄，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很不幸的，大唐王朝最后也是亡在他走了味、变了型的文治武功与兼容并蓄，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成住坏空一以系之，又岂只是萧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