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但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问题，却成为党内的热点问题，酿成几乎澡热的空气。华国锋同志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从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他在1980年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辞去总理一职，并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其权力核心实际主政时期，一般认为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历史转折时期。
1980年是华国锋同志处境最艰难的时候。特别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关于他主政两年的评价，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
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包括“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等等。
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对于邓公个人而言，他倾向于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全面总结，以达到彻底否定“文革”该特殊时期的目的。
但是，既要全面否定，就要涉及到毛主席最终选择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在任职最初阶段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慎重、敏感的问题。1980 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鉴干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集体开会讨论。
1980年11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走进会场时，从人们的目光中感到了压力。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便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它职务，并对工作做了一些检查，但使得其他委员发言中对他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及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有位老同志带头心平气和地同华国锋同志面对面地说道：
“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说完老同志回头环顾大家：
“他对军委主席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最后的一天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似乎轻松了许多，时间使他接受了这一现实。他表示欢迎大家对池批评，并且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工作。
关于华国锋同志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耀邦同志对他也有批评，但不赞成说其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
“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另一治军治家都纪律严明、有“嘴刀子”之称的许世友将军仗义发言道：“华主席不会虚与委蛇。”
中央政治局常委至少用表决的方式认为华国锋同志确实需要集中时问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六中全会作出有关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在此之后不久，华国锋同志没有出席这年的新年茶话会，不知缘由，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从此再不愿出现在公众场合了。
转折时期华国锋同志在政治上，组织开展“揭批查”运动，并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有意识的进行拨乱反正，促使我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走向正常化。在经济上，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动员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等等。
众所周知，大规模的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实上时间反而更早。一直以来，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华国锋同志当年“阻挠和故意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以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内部已开始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和政治待遇，同年12月初安排邓公因病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公看文件的权利。此外，由他主持编写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定的编写方针，保留了毛主席曾经称赞邓公的内容。
1977年1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在如此特殊时段就邓公出来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讲了自己的顾虑，认为邓的复出问题要适当“往后拖”，但也表示要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此，最先向中央建议要邓公出来工作的叶剑英等人也表示同意。华国锋同志在1977年5月3日批准了邓公提议将自己分别于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中央的两封信批转至县团级的请求，这在实际上等于在党内宣告了邓小平即将复出工作。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正式复出。可见，在邓公复出这件事情上，华国锋同志确实采取了“等一等”、“往后拖”的办法，但并非久拖不决，更谈不上蓄意阻挠，只是因为政治局势比较敏感，所以不得不从长计议，循序渐进，等待时机成熟。对于特殊历史时期来说，这样考量是必要和应该的。
同时段华国锋同志也在逐步恢复老干部工作。根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回忆，胡耀邦复出就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正是华国锋同志两次亲自登门拜访的结果。另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复出主抓“两弹一星”工作也是他亲自召见谈话的结果。
1977年一些曾经受到冲击或被打倒的老同志如罗瑞卿、万里、任仲夷等人重新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赵紫阳、乌兰夫同志等人再次或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同华国锋同志有着密切关系。
1977年下半年，他提出了为错划右派摘帽问题。这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提到“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1978年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同时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公安部、民政部共同组织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右派摘帽子的有关事宜”并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亦应组织摘帽办公室，负责上述工作。
”报告于４月４日上报中央，５日即获中央批准并下发至县以上党委。可以看出，尽管大规模的为包括右派在内的冤假错案平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但却在这之前就开始了，华国锋同志为此做了不少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谨慎的处理这一容易引起非议的敏感话题，已当属可贵。
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华国锋同志就在1976年11月25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一定要切实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花大气力，首先把农业搞好，也要把同时抓好交通运输……把工业生产的全局搞活……务必要使我国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为第五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在华国锋的推动下，加之邓公1975年短暂复出开展整顿的基础，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向好的局面。
除此之外，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由原来的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虽然经济特区的正式创办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提出和酝酿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
从最初的出口加工区到出口特区再到最后确定名称为经济特区，梳理中共中央当年决策创办经济特区的台前幕后，华国锋做了大量的工作。
关于“两个凡是”方面，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经提出迅速引起了广泛争议和质疑。有人说华国锋同志借重毛主席的旗帜和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在政治上稳住脚，就必须大搞对毛泽东和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或拖延平反冤假错案……一时间批评之声也将矛头对准华国锋本人。但这太过于片面，有违事实。
是的，“两个凡是”是有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负一定的责任，但提出是有原因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华国锋评价的争议》、《“两个凡是”的由来和终结》等文章中详细叙述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背景，表明了提出“两个凡是”是受政治环境所迫，1977年提出“两个凡是”以前，华国锋同志和中央高层已决定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由于历史与政治等复杂因素，他们希望有步骤地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否定毛泽东的印象及导致社会的动荡。
“两个凡是”并非华国锋首创。从提出过程来看，“两个凡是”经历前后三版：李鑫为华国锋准备1月份召开的中央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两报一刊”经典版本以及华国锋在 1977年3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次稿件皆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李鑫起草主持，并且都是出于高举红旗，稳定局势及国家安定团结的需要。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讲出“两个凡是”。此次说话的意图同社论一样，是为了高举毛泽东这面大旗，能够安定国家局势。1977年5月3日，华国锋批阅同意向党内印发邓小平写给他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写的针对“两个凡是”的提出的看法的信件，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华国锋批示中央将两封信印发全党，表明华国锋已经开始承认“两个凡是”的表述太过绝对，是错误的。在此之后，华国锋已不再提“两个凡是”。
近些年来，官方对围绕华国锋同志评价也在悄然变化。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华国锋同志的点名批评到2008年去世之后新华社授权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再到2011年他诞辰九十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央党史研宄室撰写的纪念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官方一改之前贬多于褒的评价，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乃至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华国锋同志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荧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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