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
在上一节，我们讲述了苏轼的少年时代以及他的求学故事，见证了一个天才少年的成长和出场。那么，在这一节中，就让我们看看为官后的苏轼，表现如何？
初入政坛
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高中进士后，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的热忱与信心。他认为政治中的权力具有改变一切的力量，急切地期待进入到权力的世界里，发挥生命里的光和热，为生民的福祉做出一番事业。
苏轼职业生涯的起点，是出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凤翔太守宋选待苏轼尤其温厚，使初次出仕的这个青年人颇有“幸遇”之感。苏轼在这里也做了不少有利民生的好事。
比如，凤翔肩负着供应皇家木材的使用，以及给西部边防供给军需两大重任。这两项事务都需要老百姓来义务工作，如果运输途中出现公物损失，老百姓还得自掏腰包赔偿。凤翔不少老百姓因为赔偿公物倾家荡产。
苏轼上任之后，仔细查证，还虚心请教有经验的官吏，发现问题出在政府错误的时间安排上，总是让木筏逆水而行，人为导致损毁的发生。于是，苏轼修订衙规，使衙门可以自己选择运作的时间。这样一来，相关的事故减少了一半，大大降低了百姓们的负担。
在凤翔就任时，苏轼的夫人王弗也相伴左右。王弗夫人不但精明干练，还非常识大体。苏轼每次在外面做些什么，夫人总要一项一项地问个仔细，还常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她还细心观察与苏轼交往的朋友。苏轼会客时，她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告诉苏轼，谁在假意逢迎，谁是真心实意。
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王弗夫人的谨言慎行，精明干练，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苏轼因此对她产生很多依赖。
年少气盛
凤翔虽然偏僻，但太守万分礼遇、夫人相伴左右，一切还算顺遂。但后来，凤翔太守变更，由眉州青神县人陈希亮取代。
说起来，陈希亮也算得上苏轼的老乡了。本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应该万分亲切才对，偏偏这个陈希亮，总是处处针对苏轼。
比如，出于对苏轼的尊重，府衙中的吏役们总是尊称他为“苏贤良”，类似于我们现在叫某人某博士一样，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不料，陈希亮听到后，勃然大怒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还把那个吏役打了板子，让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陈希亮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这里不行、那里不对，来来回回，修改个不停。要知道，苏轼以文章而自负，他的文章别人从来都是夸的，哪受过这种待遇。苏轼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中元节时，苏轼依礼要到知府陈希亮那拜见，但苏轼也并不照做，于是被陈希亮抓住小辫子，上奏朝廷纠劾了一番。为此，苏轼还被朝廷罚铜八斤。
当然，苏轼也不是好惹的，他时常写文讽刺这位不近人情的上司。比如，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时，总是久久都不出来接见，让人等得很是辛苦，甚至有人都打起瞌睡来。
苏轼心生不平，便作诗讽刺他。还有一次，陈希亮兴致盎然，修建了一座凌虚台，要苏轼写一篇文章纪念。苏轼潇洒行文，但文章里尽是影射嘲讽，还大写特写高台垮塌后的萧瑟之景。
我们这位苏学士也是真够“刚”的，这相当于当面给人难堪。不过，陈希亮也是个“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之人，总是删改苏轼文稿的他，读罢《凌虚台记》后，竟然不改一字，将此文篆刻石上。
其实，陈希亮并非故意针对苏轼，他与苏轼是同乡，看苏轼就像看自己的孙辈一样，心中是充满慈爱的。但是陈老先生久经官场，对苏轼的锋芒太露、年少气盛充满忧虑，所以有意端起架子，矫正苏轼的骄傲自满。
在之后的人生里，苏轼逐渐体会到了这位老前辈的苦心，也因此非常后悔对老前辈的不敬之举。陈希亮去世后，苏轼专门为他作传。要知道，苏轼一生只写过七篇墓志铭，每一篇都有特殊的理由，可见苏轼对这位老前辈的感恩之心。
宋有“磨勘”之法，文官三年一迁。三年期满后，苏轼告别陈希亮，回到京城，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只是还没欢喜太久，夫人王弗便撒手人寰，不久后，父亲苏洵也突发疾病、离开人世。苏轼悲痛不已，和苏辙护送灵柩归蜀，遵礼在家守丧。
王安石变法
等再度归来，朝廷风向已变。年轻的宋神宗即位，正励精图治，想要挽救疲弱的宋王朝。当时宋朝强敌压境，需年年向北辽和西夏割地献金，但国内士大夫们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国库空虚、军政两衰，宋朝若再不变革，国运堪忧。于是宋神宗启用有革新意识的王安石，在农业、军事、教育、税收等方面开启了全面改革，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之初，朝中重臣对王安石寄以厚望，都钦佩他那任劳任怨的政治勇气与抱负。但王安石最大的失策，是他性格偏执、目中无人，认为满朝臣士，皆是庸人奸人，因此在变法之初失了人心。但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牵连甚广，人力的相助更是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欧阳修、富弼、司马光、程颢、苏辙等前辈好友、能人志士，他都得罪了。
当正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时，一帮急功近利、曲意逢迎的小人就乘虚而入。再加上新法操之过急，推行新法的官吏为谋仕途，不择手段施以酷刑，一些官吏更是借机敛财，一时间，生灵涂炭、民怨四起。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以救国家之贫弱，所以在实施上不免急功近利，对民众缺乏体恤。司马光则主张按照实际利害，逐步改良。
王安石与司马光就此形成新旧两党。当时反对新政的元老旧臣，如张方平、富弼、司马光等，都很器重苏轼的才华和人品。苏轼也是坚决反对新法，针对新法“聚敛”和“刑罚”两处弊端，大加抨击。
苏轼的文字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元老重臣们或多或少会受他言论的影响，所以新政派将苏轼视为眼中钉。比如，在王安石眼中，苏轼就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锋芒毕露
其实，苏轼并非反对变革。相反，他认为变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长。苏轼的理论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更，都须因应时势的需要而逐渐推行，社会的生活和风俗的变化需在先，法律制度的革新在后。特别是看到千家万户的号哭，看到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冤苦，苏轼牙关痛痒，东汉范滂的影子浮现在他前面，抱着对受苦受难老百姓的同情之心，他决心挺身而出，做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
苏轼两次上书神宗皇帝，陈述新法实施以来的民声民怨，将新法比试验毒药。甚至矛头直指宋神宗。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足以见得苏轼之奋不顾身。苏轼不仅两上皇帝书，平日里也时常讥讽时事和同仁。好友替他担忧，总是劝他谨言慎行，但苏轼总不以为意。
新政派终于发动了对苏轼的反击，他们诬告苏轼回家丁忧时贩卖私盐和瓷器。面对诬告，苏轼请求外调，离开京城，到杭州任通判。守旧派领袖司马光也请辞归乡，到洛阳约了一批史学者，专心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离京时，苏轼内心一片惆怅。反对新政的他，现在却被派到地方政府来执行新法，推行新政，否则即是渎职，所以他到杭州来做通判，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身为判官的他，手持判笔，把那些还不起青苗贷的穷人送入监狱。台下哭声震瓦，苏轼内心何尝不是隐隐作痛、汩汩滴血。
但在杭州，他也有机会深入民间，感受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他热血奔腾，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也写下了许多呼号疾痛的诗篇，西湖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作于此时。
期满到山东密州就任，苏轼也是勤于政务，治蝗灾、惩盗贼、救弃婴，十分充实。不过，当时的密州也是穷地方，苏轼身为一州长官，竟常常跑到路边找野生的枸杞和菊花吃。同样是在密州，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成为中秋词中的绝唱。
密州期满后，苏轼回到阔别七年的京城。此时王安石已经离开权力中心，把持朝政的尽是一群小人。此时的苏轼，心里出现了一番特别的感受。七年前，出于少年意气，他大肆反对新法，但今日王安石已去，苏轼反而觉得今日朝堂中，恰恰缺乏一个像王安石那样敢作敢为的勇者。何况王安石变法，本就是顺应时势要求的产物，自己的部分意见，也有与王安石不谋而合，想到这些，苏轼心中颇有悔意。
徐州治水
不久，苏轼到徐州就任。到任不到两个半月，黄河决口，洪水奔腾而至，大水浸漫着徐州城城墙，若是城墙一倒，则整个徐州城都将淹在水底。
情势危急，城中的富人们都争着逃出去避难，苏轼当机立断地说：“如果富有者都出城去了，民心就会立刻动摇，那我跟谁来守这个城？有我在，就决不会任水败城！” 于是，下令劝阻逃离的富户，回到城里。
紧接着，苏轼穿上雨靴，带上手杖，亲入武卫营，对军营的首领说：“河水压城，事情已很急迫，你们虽是禁军，也应该帮我们出一份力量。”首领慨然说道：“太守都不避水，这正是我们效命之秋。”
之后，苏轼带领紧急征召的五千余民众，再加上武卫军的士兵，日夜不停地抢建防水堤。最终筑起一道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宽两丈的长堤。又将几百艘船只系缆城下，以减轻冲击城墙的水力。
老百姓看着如深渊一样的大水都被这道长堤挡住，心里也安定下来了。但是大雨还是日夜不停地下，河水之势也越来越强，苏轼就日夜在城上巡视，随时派遣官吏，分头堵守，夜晚也并不回家，就睡在城上。如此经历了七十余天，水才渐见消退。
为了防止这样的水患再次发生，苏轼勘察徐州四周，决定在城外加造外小城，创建石堤，以便将来抵御洪水。工程中，需要在小城的东门上建造大楼。苏轼听闻徐州的官署内，有一座旧厅堂，传说是项籍所造，人称“霸王厅”，据说谁敢冒犯使用，必有祸害，所以没有人敢去里面坐，任由它废置在那里。
苏轼对这些传说很是厌弃，下令将这霸王厅一举拆毁，拆下来的材料，就用来建造工程。
这次抗击洪水，苏轼的胆识、担当和仁善，体现地淋漓尽致。也因此，苏轼任满离开时，徐州老百姓挥泪相送，父老们说：“前年，如果没有太守，我们就都做了水里的鱼鳖了。”足见百姓爱戴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