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将军曾经在六七十年的，先后在北京军区、成都军区担任过政委。
退居二线后，对自己在特殊时期北京军区任职时，有过一段个人评价：没说过亏心话，没做过亏心事。说的错话，办的错事属于思想认识和执行指示问题。自己这段段时间也是忍辱负重、恪尽职守的工作，即便是身体不好，也是硬撑着过来的，但有些人对自己存在偏见。
陈先瑞在1961年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委，主管民兵工作。
1967年，随着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离开军区，上级让副司令郑维山，副政委陈先瑞牵头负责军区工作，2年后俩人被正式任命为司令、政委。
从此后开始，陈先瑞表示担任军区主要领导是自己一生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的。对一些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迷茫，作为军区负责人之一，上级文件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做，怎么表态。有些事听起来有道理，执行起来，观察起来又感到矛盾，行不通，认为是自己实现水平不行。
在苦苦思索后，得到一个结论：上级文件，不走样执行；凭良心办事，积极努力工作。
在说到军区有“山头”时，批评会议没开会，他说自己成为矛头。他认为自己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山头，但没有说出来。自己只能在权限范围内与其他人一起，不说过头话。在涉及到一些干部时，是谨慎小心的。
他说自己虽然在工作中，没有因为所谓的问题离开岗位，但也承受不少事情。军区司令从杨勇到郑维山再到李德生、陈锡联，顶着压力工作，曾被说是“山头主义的副窝主”。
1975年，军队整顿时，他调离去了成都军区任职，到成都军区工作2个月就因肝病复发回北京治疗，在成都任职的4年里，有将近一半时间不在位置上。再回成都工作已经是1977年了，特殊时期结束了，负责展开揭查批工作。
1978年，作为候补委员的他没有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他心里造成巨大压力。因为下发的文件有哪些人不能参加，虽然没有他的名字，但没有让去，问题显而易见。
没多久，他从军区政委改为兰州军区顾问，从职务的变化也看得出来。在回顾多年的工作以来，给出个人总结，就是开头看到的那段话。可不了解情况的一些人，对自己依然存在偏见。没有书面形式的文件，他有时候不得不做出一番解释，自己为啥没有参加三中全会等等。
1981年1月，他从二线退下来，进入离休生活。
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突然无所事事后，反而不知所措了。不想钓鱼养鸟，后来红25军战史要编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加入后继续发挥余热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