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长期担任封疆大吏，对官场的隐秘规则了如指掌。在他的眼中，与皇帝相处轻松自在，对上级官员能游刃有余，处理下属亦得心应手，唯有六部书吏令他无法轻易驾驭。

六部书吏的狂妄自大，不仅让胡林翼吃尽了苦头，就连曾国藩、李鸿章等大清朝的封疆大吏，也难以幸免于部吏的索要和勒索。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六部书吏能凌驾于督抚们之上，甚至拥有比尚书、侍郎还大的权力？小编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这篇文章将揭示六部书吏的独特之处，为诸位带来全新的认识。

◑六部堂官为根子

作为事务最繁的行政机构，六部对堂官的业务能力要求非常高。在明代，通常从本部的主事开始，逐渐晋升为员外郎、郎中。只有在同一个部门长期任职，才能全面了解部务，不会受到书吏们的操纵。

然而，清代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六部堂官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旗人享有优先权。这种不公平的任官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官场秩序，导致六部堂官的业务能力急剧下降，进一步造成了书吏掌权的局面。

尽管科举时代培养了许多进士，但他们并不一定适合担任行政职位，仍需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胜任本职工作。问题是，汉族官员虽然底子厚且有能力，却不是六部的掌印官。这种畸形的官制是导致六部政务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清中期以后，六部堂官和司官们大多对部务不熟悉，几乎一切案牍文件都要倚重书吏。因此，每办一案，堂官必委之司官，司官再委之书吏。换句话说，六部的尚书、侍郎以及各司郎中、员外郎，并不是真正的部门主管，繁琐复杂的各种律例几乎没有人去深入研究，具体的部务必须由书吏来处理。

六部堂官调任频繁也是书吏掌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清代史的读者都知道，为了集中皇权，皇帝很少让大臣长期在同一部门担任尚书，通常每三年或五年就要调岗。而书吏则不同，虽然朝廷规定他们的任职期限为三年，但实际上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父辈退休了儿子接手，儿子去世了孙子继任，六部书吏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种世袭、不可替代的专业岗位。

可以说，“铁打的书吏，流水的堂官”这句形容清代六部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个繁忙而又错综复杂的机构中，书吏们的权力日益增加，而堂官们的角色则相对较弱，这种局面实在引人深思。

◑ 封疆大吏被六部书吏指手画脚？

在官场上，书吏虽然地位低微，但实际上却备受堂官、司官的忌惮。稍有不如意之处，书吏就会暗地里援引各种律例对抗。当时，司官称呼书吏为“某先生”，书吏则称呼司官为“某老爷”。尽管官员之间存在争论和矛盾，但总体而言，堂官、司官都不敢得罪书吏，生怕在具体事务中受到限制。当然，书吏并非国家正式官员，因此他们的仕途前景受到朝廷的严格限制，即便进入仕途，也只是八九品小官。

既然在官场难以立足，书吏唯一的追求就是经济利益。自从识字以来，父辈就没有传授给他们四书五经的知识，而是教他们掌握各种捞钱的窍门和律例。在六部中，吏部和户部书吏是最能获利的。吏部书吏主要索贿的对象是地方官员。按照官场潜规则，外地官员一旦入京，必须向吏部行贿。

同样，即使被选为知县，只要银子到位，就可以获得好处。吏部书吏一向贪婪，对于各种职位并没有固定的标价，唯一的标准就是“价高者得”。只要愿意花钱，不论出身和年资如何，通过书吏的操作，都可以得到丰厚的职位。

相反地，如果贿赂不到位，无论出身和资历如何，都会遭到各种阻挠。真正凭借实力得到职位的人，在百人中也不会超过一人。

户部书吏每天与钱粮打交道，他们通过朝廷的奏销制度来索贿。地方督抚最怕这些难缠的书吏。无论是地方开支还是军费报销，都离不开户部书吏。福康安在乾隆朝扬名立万，但因为军费报销问题，几乎陷入了乾隆的降罪之中。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书吏的权力，送了几十万两好处费，才得以逃过一劫。

户部书吏索贿的数额很高，一般按照奏销比例进行分润，大致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之间。当曾国藩攻下天京时，派人去户部报销军费，他特意嘱咐要行贿。然而，慈禧太后下令，说湘军的军费不需要户部核算，曾国藩就省下了一大笔银子。

然而，他还是主动送了八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因为他知道，他还要在官场上立足许久，这些钱是必不可少的。

户部书吏收入很高，所以他们要向堂官、司官示好，不过总体而言，数量并不多。因此，当时有人说户部书吏的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刑部书吏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在各省发生重大案件时，他们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利益。各省的督抚们都害怕承担办案不力的责任，因此在案件发生前就会进行打点，即使案件本身存在问题，也会被掩盖和隐瞒。

礼部书吏每逢会试、大婚、册封后妃等重大活动，都会获得丰厚的收入。兵部书吏最期待的是每年都能打仗，无论胜败如何，他们都能从中获利。工部书吏可能是收入最低的，但一旦涉及重大工程，他们也能捞上一笔。

清代京城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即住在东城的人富有，而住在西城的人有权势。六部书吏大多数都住在东城，特别是集中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一带，而且他们的住宅都很豪华，比一般的官员经济条件好得多。

嘉庆帝曾谦虚地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这句话虽然谦虚，但实际上大清朝的官员不到三万人，而吏员则有几十万。可以说，大清朝的官员占地三分之一，吏员占地七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