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的作者阿尔伯特·西顿曾这样评价克鲁格：“如果需要替罪羊，他总会找到他们。如果需要有人掉脑袋，他会非常谨慎地让自己不成为其中的一员。”
克鲁格在军中有一个绰号－“聪明汉斯”，最能体现这个性格特征的事件是他对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的态度。战前（1943年5月）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他面见希特勒，本来他是想说服希特勒推迟进攻时间，可得知希特勒已经决定推迟到7月份后，克鲁格又转而坚持按原计划实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旦会战失败，自己不会承担责任。
在这里并不想贬低这位德国陆军元帅，毕竟他是普鲁士军事摇篮里孕育出的优秀将领。可是纵览他的军旅生涯，除了三次负伤，这位元帅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也就只剩下吵架和甩锅。
1882年10月30日，京特·冯·克鲁格出生在普鲁士的波森。和大多数普鲁士军人子弟一样，克鲁格在军校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1900年，他加入帝国陆军。1901年，以少尉军衔入第46野战炮兵团服役，与他几乎同一时间进入该部队的还有日后的帝国总参谋长凯特尔，二人成为密友。
1908年秋，克鲁格被选派到战争学院深造。1910年6月晋升中尉。1912年，他进入总参谋部。一战爆发后又返回部队，以第21军参谋军官的身份跟随部队开往东线，并晋升上尉。
1915年11月，克鲁格调往西线担任营长。他的部队曾经驻扎在法国梅斯，那里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29年后他再次来到梅斯，留下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18年克鲁格改任第236步兵师参谋长。当年秋天，他在凡尔登战役中严重受伤。克鲁格在病床上获悉了德国战败的消息。虽然没能立下战功，但上司还是认为其是一位“出色且精力旺盛的参谋军官”，所以他在战后被留在了军中继续服役。
1921年4月，克鲁格晋升少校，调入国防部陆军训练处。1926年8月，他被任命为第3炮兵团第5营营长。1927年7月，晋升中校。1928年11月，升任第1骑兵师参谋长。1930年晋升上校，不久接替弗里奇担任第2炮兵团团长。1931年10月，升任第3军区炮兵司令。
1933年2月1日，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克鲁格晋升少将，改任国防军通信部队总监。1934年4月晋升中将，10月升任第6军区司令，秘密组建第16和第26步兵师。德国正式宣布重新武装后，克鲁格于1935年4月被任命为第6军军长，所部下辖第6、第16、第26步兵师。1936年8月，晋升炮兵上将军衔。
1938年，克鲁格遇到了一次重大危机，他一直坚定支持的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不堪忍受捏造的“鸡奸丑闻”愤而辞职。军中一些高级将领意识到这是希特勒在故意打压仍保有独立思想的普鲁士军官团。将领们群情激奋，甚至有人主张兵变，将希特勒逮捕。克鲁格是弗里奇的坚定支持者，不过他没有彻底站到希特勒的对立面，而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处事态度。
希特勒对国防军将领们怀有一种复杂感情，他也曾是一名军人，珍惜德意志第二帝国陆军保留下来的遗产，但这份遗产务必要为己所用。
新任陆军总司令随即对军队上层进行了清洗，克鲁格则是首要清理对象，而且56岁的克鲁格完全符合退役的标准。考虑到战争正迫在眉睫，希特勒还是决定尽可能保留住那些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就这样克鲁格的名字又从退役名单中划掉了。一向不喜欢克鲁格的空军司令戈林不肯罢休，他试图说服希特勒改变想法，但最终公布的名单里还是没有看到克鲁格的名字。
克鲁格本来已经做好了退役的准备，他不愿与手段残暴的纳粹为伍，但也看出来与纳粹合作会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带来可观的、无法抗拒的收益。这种矛盾的心态让他变得优柔寡断，徘徊在神圣义务和个人利益之间犹豫不决，而且伴随其余生。1938年12月，克鲁格升任第6集群司令部司令，负责指挥第9、第10和第11军。
1939年8月，德国颁布总动员令，克鲁格的第6集群改编为第4集团军。9月，他率部参加波兰战役。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被临时编入第4集团军，不过克鲁格对这个军并没有多少支配的权力。更准确地说，古德里安是在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的直接指挥下，借第4集团军进攻地段演练装甲集群的闪击战术，二人的不睦由此开始。
波兰战役期间，德军将领普遍发挥出色。在此之前德国已经20年没有打过仗，尽管战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可在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面前，希特勒已经相当满意。克鲁格指挥的第4集团军从波兰西北端的西里西亚出击，战役的最初几天进展并不理想。第19装甲军在战役开始3天后击碎波军波莫瑞集团军防线，与从东普鲁士发起进攻的第3集团军会师，从而打破战场上短暂的僵局。第4集团军将波莫瑞集团军主力合围歼灭，尔后沿维斯瓦河向华沙方向挺进。
克鲁格在战役后期的一次飞行事故中负伤，因此缺席了最后阶段的战斗。9月20日，他被希特勒授予骑士十字勋章。9月30日，晋升大将军衔。
1940年5月法国战役期间，第4集团军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在这场空、坦、步协同的进攻战役中，克鲁格作为一名步兵集团军的指挥官只能担任战役的次要角色。他在5月23日向伦德施泰特建议，让装甲集群停止向敦刻尔克前进。虽然他的意见不足以影响决策，但也能体现出他对新的作战模式缺乏认识，而且这种局限性也延伸到苏德战场。
1940年7月19日，克鲁格晋升陆军元帅。
苏德战争爆发后，第4集团军隶属于博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与第9集团军一道担任正面进攻任务，在他们的两翼则是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装甲集群和霍特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第4集团军当时是德军最大的集团军，共有21个步兵师和2个治安师。
6月26日，也就是开战后的第5天，希特勒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让不熟悉装甲作战的克鲁格统一指挥第2和第3装甲集群。当他率领5个装甲军冲向斯摩棱斯克时，与古德里安和霍特的矛盾也随即爆发。古德里安原本就桀骜不驯，让一个外行来指挥自己他岂肯就范。二人经常发生争吵，甚至一度考虑过决斗。霍特的性格要沉稳得多，不过他也抱怨部队的进攻正面太宽，削弱了坦克的突击能力。
事实证明，德军虽然在斯摩棱斯克围歼了西方面军的大部分主力，但由于没能迅速封闭合围圈，仍有不少苏军躲过了被围歼的命运。1941年8月初，克鲁格交回了坦克集群的指挥权，重新担任第4集团军司令。
1941年9月发起的旨在攻取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克鲁格也饱受同僚指责，尤其是在他的左翼、担任北线突击任务的第4装甲集群司令霍普纳批评他指挥的步兵行动太迟缓，导致其装甲部队损失惨重，而第4集团军仍然保持相对完整的建制。
同样在苏军于12月在莫斯科城下发起反攻时，由于第4集团军处于战线中间靠后的位置，而且兵力雄厚。朱可夫有意将德军两翼的第2、第3和第4集群列为苏军反攻的首要打击目标。
在德军从莫斯科撤退期间，克鲁格和古德里安再次爆发冲突。第2装甲集群位于第4集团军的右翼，古德里安为了避免遭受损失，亲自赶往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向博克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要求允许他撤退，而博克和布劳希奇虽然拒绝了古德里安的要求，却暗示他们已经拟定了一个撤往200公里以外的“冬季防线”的计划，一旦元首准许就立即实施。
古德里安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认为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回去之后就下达了撤退命令。克鲁格担心古德里安撤得太快，会暴露自己的侧翼，所以强烈要求第2装甲集群务必与第4集团军保持协同，可古德里安根本就没理他，他的部队迅速脱离了战场，在他和克鲁格之间闪出了一条50公里宽的缺口。
前线将领擅自做主，以及高级将领间的相互拆台已经严重威胁到部队的安危，希特勒震怒。他立即解除了布劳希奇的职务，并以养病为由解除了博克的职务，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克鲁格接替。
自第2装甲集群西撤后，第4集团军的右翼完全暴露，朱可夫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命令南线的几个集团军持续向第4集团军发起冲击，迫使克鲁格两度迁移自己的指挥部。在升任集团军群司令后，他就开始了对古德里安的报复。
克鲁格致电统帅部，要求必须解除他或者古德里安其中一人的职务。与此同时，他完全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坚守几处要点不退。而古德里安却在希特勒的严令下，仍然继续撤往冬季防线。12月25日，古德里安被解除了第2装甲集群司令的职务，德军在前线失去了最优秀的坦克指挥官。
克鲁格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近两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段时间分成两个阶段，即混乱阶段和莫德尔阶段。在1942年1月18日莫德尔接手第9集团军指挥权之前，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处于一种绝望状态。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在勒热夫有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官兵认为自己正在打一场毫无意义的防御战。连串的失利让希特勒先后解除了第4装甲集团军霍普纳、第4集团军新任司令屈布勒和第9集团军司令施特劳斯的职务。而在此期间克鲁格从不违背希特勒的命令，从而保住了自己的职务。
公认的防御大师莫德尔也足够幸运。当他到任时德军因为收缩防线得以充实了机动部队，国内和其他战线调来的援兵也陆续抵达，这让他能蓄积反击的力量，并成功化解了中央集团军群左翼的危机。1942年一整年，苏德双方都鏖战在勒热夫-瑟夫乔卡-维亚济马这条南北轴线上。不论是德军还是苏军，他们领受的任务都是牵制住当面敌人，使其不能抽调部队增援南线战场。很显然他们都完成了任务，代价则是各自付出数十万人的伤亡。
1942年10月30日，希特勒在克鲁格60岁生日时送给他一张25万马克的现金支票。与他的挚友凯特尔不同，克鲁格用这笔钱修缮了自己位于勃兰登堡的家。自从妻子在12年前继承了她舅舅的庄园后，他们夫妇一直想要重新布置这个家。克鲁格不曾想到的是，自己两年后将被安葬在这里。
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是德军重新夺回战争主动权的最佳时机。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都尽可能地集中兵力参与此次会战，可指挥南线攻击部队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指挥北线攻击部队的则是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并非克鲁格。
克鲁格对这次会战并不热心，而且还是第一个建议停止进攻的高级将领。库尔斯克会战德军打得并不差，也从没有人对德军的战术提出质疑。在这样一场关乎命运的战役失利后，希特勒也罕见地没有问责前线将领。
1943年10月28日，克鲁格乘坐的汽车撞在一个冰块上，汽车冲下路基，他本人则严重受伤。克鲁格不得不返回国内接受治疗，把职务交给了同样平庸的陆军元帅布施。
1944年7月2日，伤愈的克鲁格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接替对战局完全不抱希望的伦德施泰特。此时盟军虽然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将近一个月，但他们仍然被德军困在科唐坦半岛无法进入法国腹地。
克鲁格于7月4日抵达巴黎，他对西线战况的了解局限于统帅部提供的信息，对前线的情况尚不了解。临行前凯特尔告诉他，伦德施泰特主张跟盟国谈判，隆美尔则一直抱怨来自统帅部的命令完全脱离实际，整个西线德军都笼罩在失败的情绪中。
7月5日，克鲁格和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会面时，表达了获胜的信心，同时还不忘调侃这位非普鲁士军官出身的陆军元帅。他对隆美尔讲的第一句是：“你现在不得不习惯于服从命令了。”
已经被战事折磨得一筹莫展的隆美尔没有默默忍受侮辱，一场可怕的争吵随即爆发。克鲁格批评隆美尔对战局过于悲观，后者则建议他到前线看一看，不要只在地图上，根据统帅部的官老爷们提供的数字盲目下达命令。二人的争吵最后演变成了人身攻击，克鲁格于是命令隆美尔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西线德军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后来回忆说：“和所有刚到任的指挥官一样，克鲁格最初非常高兴并且自信。他起初明显认为局势的危险程度被夸大了，但在视察了前线情况后，他变得非常清醒和平静。希特勒不喜欢克鲁格在报告中改变了语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鲁格没有干预隆美尔的指挥，而且也为上次争吵感到后悔，他承认隆美尔是对的。这种平衡在7月17日被打破，隆美尔的座驾遭到盟军空袭，身负重伤。他只得临时接过B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1944年7月20日，克鲁格驱车赶往西线德军装甲集群司令部，与埃贝巴赫和第7集团军司令豪塞尔举行会谈，直到当天下午6时15分才回到自己的指挥部。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电报，一份是陆军元帅维茨莱本以国防军总司令的名义发来的，声称希特勒已死，要求他按计划行事。另一份电报是一个通告，声称元首将在当晚发表全国广播。
克鲁格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七二零刺杀”事件，但他一直都和德国反纳粹的密谋集团保持着联系。早在他担任第4集团军司令时，司令部作战参谋特雷斯科少将就曾游说他加入密谋集团。克鲁格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对于特雷斯科等人私下的行动选择了漠视。
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设法联系上统帅部的一位密友，对方告诉他希特勒还活着。克鲁格仍然不放心，他又和自己的好友凯特尔通了一次电话，后者告诉他希特勒只受了轻伤。
几分钟后，驻法国总司令斯图普纳格尔带着参谋长霍法克来到他的指挥部，二人都是密谋组织成员。霍法克告诉克鲁格，他们已经下令将巴黎所有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逮捕。但克鲁格告诉他们，确切的消息是希特勒没死。
几个人一起在克鲁格的指挥官共进晚餐，B集团军群参谋长，也是密谋集团一员的汉斯·斯派达尔中将（是他将隆美尔拉下水）后来回忆说：“席间只有克鲁格一个人在说话，其他人都在默默地吃着东西，好像我们正坐在一间等待死神光临的房间中。那些后来幸存下来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当时诡异的氛围。”
晚餐结束后，克鲁格和霍法克发生了争吵，后者指责他首鼠两端。盛怒之下，克鲁格解除了霍法克和斯图普纳格尔的职务，并建议他们逃亡。随后他下令释放了在巴黎被逮捕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斯派达尔活了下来，战后他留在德国军中，官至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还曾担任过北约中欧地面部队司令。
刺杀事件发生后，克鲁格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指挥作战上，他希望能用战功表达对元首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忠诚。克鲁格之所以让斯图普纳格尔逃亡，是想要制造一种假象，密谋集团的西线领导人已经潜逃了。
隆美尔在时，德军一直没有让盟军冲出诺曼底。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卡昂，从各地调来的精锐部队也都被投送到这个地区。隆美尔没有忽视自己的左翼，他用少量部队把美军困在连绵的灌木丛中，还专门部署了2个装甲师以防生变。
克鲁格认为这两个装甲师一直闲置不用实在浪费，他判断盟军的主攻方向就是卡昂，所以在7月底卡昂战事吃紧时，将这两个师调走了。与此同时，刚刚组建的美军第3集团军在巴顿的指挥下在德军左翼突破，德军在诺曼底坚守了2个月的防线瓦解。
克鲁格请求允许他将部队撤往塞纳河一线，但希特勒嘲讽他“作为一名统帅，眼睛要盯着前线，不要总向后看”。克鲁格已经感觉到了希特勒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希特勒随后命令他集中西线所有装甲部队实施反击，夺回刚刚被盟军攻占的莫尔坦和阿夫朗什，将盟军赶回大海。
克鲁格清楚反攻毫无意义，美军第3集团军正在向西、南、东实施扇形攻击，西线德军的侧后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希特勒告诉他的8个装甲师实际上能够投入进攻的只有4个，其余的则被牢牢钉在卡昂，投入进攻的4个师的战斗力也已经严重削弱。
德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顿，盟军凭借空中和炮火优势就稳定住了防线，甚至都没有派出装甲部队增援。与此同时，巴顿的第3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正在德军的两翼突进，他们一旦会师，在莫尔坦和卡昂的德军B集团军群主力将全部被合围。克鲁格多次请求允许他撤退，都遭到了希特勒严厉斥责。
8月15日，克鲁格最后一次前往前线，准备和埃贝巴赫举行会晤。途中他遭遇盟军空袭，据他本人说跟随他的无线电卡车被击毁了，自己也不得不在路旁的一条沟渠里躲了大半天，所以和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希特勒不这么认为，他猜测克鲁格在失联的12个小时里，是在跟盟军谈判，商讨投降事宜。于是，希特勒决定弃用克鲁格。
1944年8月17日，莫德尔突然造访克鲁格的指挥部，他身上带着元首签发的解除克鲁格职务的命令。8月19日，克鲁格踏上了返回德国的旅程。他坚信自己和密谋集团的关系已经暴露，回到国内等待他的只会是屈辱和死亡。当汽车开到法国梅斯时，克鲁格回忆起这是自己一战时战斗过的地方。他下了车，把一个毯子铺在地上，然后迅速吞下一颗氰化物胶囊，随即倒闭身亡。
其实希特勒并没有掌握克鲁格参与刺杀的实际证据，不过也的确对克鲁格产生了怀疑。他收到了克鲁格留给他的遗书，里面有一句特别动情的话：“我的元首，开始考虑结束这场战争吧！德国人民已经承受了如此多、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痛苦，是时候结束他们的苦难了。”
希特勒命令将克鲁格秘密安葬，葬礼上用军人抬棺，但不得展示他曾经获得的勋章。
德国官方对外公布了他的死因－脑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