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优雅，一种心情的记录；也可能就是发一句人生的牢骚，赞美一下人性的温度；亦或如日本学者说的：苦闷出文学。

总之，它不是政治，没必要是政治，也不应该成为政治。

但是，它一定逃不出政治。

网上一直会有两种舆论倾向与文学有关：批判与赞美。

批判，是批判那些描写了苦难的文学作品；赞美，是赞美那些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赞美。人们往往不去思索是什么造成了人生的苦难？而是问动机，你为什么不去赞美天堂，却要批判地狱？而另一种情绪又往往是本能，是一种对为了赞美而赞美的厌恶。

这两年对舆论最有影响的当属莫言的作品，人们质疑他的“偏好”; 在网上带出了一场爱国主义的大批判节奏，诺奖成了一种卖国的象征，还好，这样的政治情绪还没有泼及到物理学奖，那可就真的成了反智、反科学的正义感了。毕竟文学还是人学，政治是树脂，脱不开。而要说作品中没有政治态度，也不客观。所以，偏好可以有，还是要看传世的魅力。

不久前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隐入尘烟》，从生活的角度说，拍的都很真实，那是我自己也经历过的日子，要比电视剧描述的更加苦难，为什么不可以写？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欣赏，还是远离政治，当然可以赞美人生，不要为了口号去赞美，那注定与文学的审美无缘，更不可能传世。相信这是大多数创作者的态度，但是，不等于也是受众的态度。

因为社会是撕裂的，电影《流浪地球２》妥妥的正能量，观众还是会有人不待见的，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能搞惦？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因为是中国人？这种对全世界的能量宣誓，说起来挺自豪，但是，从作品的文学欣赏角度讲，的确让我跳出了戏外，再也回不去了。

自媒体的《二舅》遭遇与《蛙》相反，它坐了一回过山车；似乎治愈了很多无奈的生命，从而获得了极高的流量，却又遇到了质疑：它是否真实、是否在粉饰苦难？莫言的偏见是批判苦难，而《二舅》被质疑却是因为在歌颂苦难。

于是，又有了一个更深层的争论，即文学要不要接受政治的统治？

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已经是一种语义学上的错乱。文学的本质是超越政治的，如果它仅仅是政治的奴隶，那还要文学干什么？让政客们去创作吧，就算功力非凡，充其量也就是郭沫若为后人嘲笑的《满江红》。

然而，现实的文学生态，任何文学作品，无问东西，都会遭遇到政治的干预，文学想逃脱政治的审视似乎做不到。这算不算是一种悖论？

我们可以容忍一切，为什么就不可以容忍文学包括苦难的文学？

确切地说，文学是文学的批评，不是政治批判。

文学能离开政治吗？

当然不能，因为看书的人如果自己就是一个政客，那他一定会用政治的目光去审视文学。而创作者，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政治观点去塑造典型环境与人物，任何一个投机于政治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传世。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讲，文学永远高于政治，它是灵魂的追究，是用形象去塑造永在，而政治日新月异，昨天的歌颂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批判。

我们昨天还在痛批血淋淋的资本，今天却又在呼吁外资到中国投资，都是“自己人”，那么，文学要做政治的跟屁虫，只会陷入批判与被批判的无何止的世纪轮回之中，万劫不复。

如果说文学是一种批判，或者说是一种歌颂，那么，它的批判就是歌颂，而它的歌颂也是批判。《二舅》歌颂了吗？它歌颂了苦难中的治愈，一个残疾人的自我治愈以及对别人无意的治愈，这是幸福还是不幸？这其实是人间的不幸，这就是批判。那么，它真的是在批判吗？我们如此贫穷，我们依旧快乐，于是，也有人说这是无视苍生的媚俗。

中国的下一个诺奖会是谁，最有希望的是残雪，她会不会也成为一个批判的对象，不知道；但我欣赏她的独立意识，社会性终将凌驾于文学之上，而创作者我心依旧。

文学是形象的语境，形象大于思维。

它永远包含着对立的两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形象的带入中，我们不是二舅，也都是二舅。在我们的一生中，虽然境遇会有所不同，内心的承载却是一样的，人，就是这么痛苦，痛并快乐着。如果说有一部作品感染了我们，那是因为，它超越了政治的批判与歌颂，它通过形象的创造，将我们带入作品中的灵魂的拷问，在美的旋律中将自己化成了审美对象。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