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5岁时就被革命的号角吸引，毅然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他和哥哥一样，成了坚定的红军战士，投身于革命洪流中。红军时期，他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和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战场上的生死考验数不胜数。邱会作凭着年轻的机智和无畏的精神，总是能够化险为夷。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年仅20岁的他在革命队伍中被亲切地称为“娃娃科长”，这一称呼源自周总理的口中，带着欣赏和期望。

长征途中，邱会作因为掌握着红军转移的秘密而面临生命危机。肃反风潮席卷全队，组织上担心他会泄露重要情报，决定将他处决。邱会作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正巧碰见了周总理。他急忙大喊救命，周总理停下脚步，认真听完情况后，皱着眉头说：“他还是个孩子，把他放回去吧。”就是这句话，让邱会作逃过一劫。邱会作晚年时曾感叹道：“如果没有总理，我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邱会作加入了林彪的部队，成为了林彪手中的得力干将，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密切。周总理对邱会作的才干十分赏识，经常称赞他思维敏捷，是个难得的好苗子，甚至一度有意培养他成为接班人。对于周总理的肯定，邱会作内心颇为自豪，但命运往往不按剧本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邱会作逐渐偏离了初心。在林彪的影响下，他忘记了当初投身革命的信念，逐渐卷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巩固林彪的地位，邱会作参与了一系列对革命同志的打压和政治迫害，甚至对无辜战士泼污名，破坏了党内原本的政治环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随周总理脚步的“娃娃科长”，而是背离了革命理想的人。

1971年9月，林彪出逃，邱会作被逮捕归案。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数次流下悔恨的泪水。尽管他表达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痛心，但为时已晚，那些泪水无法洗刷他所犯下的罪行。最终，邱会作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并被开除党籍及党内所有职务。在他接受审判的那一刻，往昔的荣光与希望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服刑期间，邱会作因身体原因被允许保外就医，被安排到西安生活。即便如此，组织依然考虑到他在早年革命中曾经的贡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适当的照顾，为他安排了住宿和生活补助。面对这样安定的晚年生活，邱会作心中充满复杂的情感。昔日的他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而此刻，却只能在寂静的房间里回忆往昔。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平静了下来，仿佛回到了一个安静的港湾。他开始迷上读书写字，尤其爱写毛主席的诗。那些诗句对他来说，不只是文学，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他反复临摹着毛主席的诗作，仿佛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自己那段已经逝去的纯真岁月。曾经跟随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奋战的场景，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似乎通过这些诗句，他又能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

2002年，邱会作在西安去世，享年88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波折，从红军时期的勇敢战士，到晚年孤寂的老人，命运带给他的起伏令人唏嘘。虽然他在晚年时陷入歧途，但也不应全盘否定他早年的革命功绩。他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员，既是功臣，也是过客。正如他自己所说：“后悔晚矣，历史自有评判。”这或许是对他一生最真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