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晚，我被邱会作和李作鹏带到林彪办公的福建厅。

那里灯火辉煌，里面坐着二三十人，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人都坐在那里。

林彪见我进来了，说：

"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

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

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

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

杨成武你不当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

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接着江青跳了起来：

"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周总理插话说：

"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

话音刚落，吴法宪也跳了起来：

"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恶狠狠地说：

"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用手推了推眼镜，说：

"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个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叫喊：

"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用皮包打了江青同志！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接着，叶群带头喊起口号：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我还拿着铅笔，在纸上记着。

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不敢让我说话，便使劲儿挥着手，说：

"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

这个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他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以后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跳起来："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散去后，我问周恩来：

"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说：

"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我，等周恩来说完，他用手向我一指，说：

"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当晚，我被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18型飞机正在等待着我。

在十余名全副武装战士的"护卫"下，径直飞到湖北武昌的山坡机场。

从此我便与世隔绝了。

坐在飞机上，我理了理自己的思绪，开始回忆在那个疯狂会议上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

我一条一条地想着，有的是诬蔑，有的是造谣，有的是陷害，有的是煽动……

他们这样对上欺骗党中央、毛泽东，对下蒙蔽广大群众，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7年之后，我恢复了自由，才知道就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月24日，林彪、陈伯达、江青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

会上，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聂荣臻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林彪讲：

"……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

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

并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林彪还说我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1958年我调到总参谋部，任常务副总长。

有一段时间，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黄克诚任总长，我在他们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

彭、黄被打倒之后，罗瑞卿任总长，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六七年的时间，所以他们还说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这倒是有点由来，一个是我们一起共事时间比较长，另一个是1965年上海会议后，在北京总参党委扩大会议上，我讲到罗瑞卿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说了句"可惜了！"

再后来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吴法宪、温玉成提出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坚决不同意。

这些事都传到了林彪、江青那里。

3月27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进一步添油加醋，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指责北京卫戍区冲击"中央文革"时，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

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的车里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

3年之后，江青还在华北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旧案重提，渲染得更加骇人听闻：

说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令","带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去抓人"。

还说"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在一辆车上架了自动武器","傅崇碧秘书的皮包里装有四支手枪","我有探雷器探出来了","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我，要砸断我的脊梁骨，直到现在我的腰还在疼"。并说"姚文元可以作证"。

姚立即连连点头称是。

关于"大树特树"文章的事，他们也从不放过。

在"三二四"大会上，他们将这篇文章列为我的一大罪状，把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全部转嫁到我身上。

因为他们以为：那篇文章是以我的名义发表的，人们只认为毛泽东在批评我杨成武，不知道在批评陈伯达！

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把这件事，作为一条罪状强加于我！

陈伯达脸也不红地说：

"'大树特树'这篇文章，狗屁不通。

我根本没看，搁在我的床底下，压了一个多月。

这样的文章，居然能发表？……

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事单位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康生也训斥道：

"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此人似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所知。"

江青信口开河："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错误的嘛！"

林彪讲得玄而又玄，他说：

"……还有那个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一版上当天登的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这里，林彪又一次重演了他善于摆弄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技。

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给我编造的"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还有"黑后台"等罪名，聂荣臻说：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康生也多次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还有黑后台。"

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所谓晋察冀的"黑后台"。

那么他们的矛头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我了。

在"三二四"大会上，他们一伙精心安排，让朱德、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因病未到）等政治局委员一律坐在台下，而有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成员却坐在台上。

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的人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可以打倒的对象。

彭德怀、朱德、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叶剑英曾对我说：

"打倒你那天的会，原先主席台上放有我们的坐位，临开会前他们把椅子撤掉了，让我们到台下就坐。

朱老总带头，徐帅、陈老总和我依次从台上休息室出来，走到大厅中间坐下来。"

叶剑英还说：

"在这次会上，江青、叶群、谢富治歇斯底里地叫喊着，嗓子都喊哑了。

陈老总衣袋里装着糖，分给我吃。并说，我们吃糖，不听他们的。"

这次会议之后，老帅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对老帅们的公开点名批判，各种罪名都加上了，手段也更卑劣了。

叶剑英说："当时大字报还贴到我住的院子里，墙上、窗子上都糊满了，连窗帘都不用挂了。"

第二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所有的老帅和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赶出了北京。

叶剑英被赶到长沙，后又赶到湘潭；

徐向前被赶到开封；

朱老总被赶到广州时，连广州市也不许进，直接送他到了从化。

聂荣臻曾对我说：

"当时陈老总被赶到邯郸，我被赶到石家庄。

因已发现陈老总有病，我主动提出同他调换一下，让他到石家庄，条件好一些，便于治病，我到了邯郸。"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

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

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

聂荣臻感到问题严重。

4月6日，他先打电话问叶群：

"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在电话里说：

"并没有点名嘛。"

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搞得很厉害。

叶群的意思是，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聂荣臻说："不点名比点名还厉害！我愿受明枪，不愿受暗箭！"

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4月10日，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在他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是啊，在毛泽东点头同意打倒我，使我走进监狱之后，他又说了这句十分公正的话。

但是，这句话在当时显得是多么软弱无力呀！

4月16日，聂荣臻又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问林彪：

"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

"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

聂荣臻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林彪无言以对。

事后，聂荣臻说，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