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通过武力打击、寻找借口拆解、软性分化等各种手段，终于将关东诸侯国削弱到无法威胁王权的程度，这也让关东的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权力真空。以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和有限的通讯、运输能力，远在关中的朝廷并没有能力填补这么大的权力真空，秦国的迅速灭亡便是一个反面榜样。随着西汉末年和新莽时代的大洗牌，到东汉王朝建立时，关东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地方上的豪门控制了。皇权和宗室的博弈与平衡中，又加入了门阀士族这一极为重要的新因素。

曹魏限制宗室，眼睁睁看着国家灭亡

东汉中后期皇帝的平均寿命很短，经常有少年甚至儿童即位后未有子嗣便夭折的情况，皇位继承人基本出自勃海王、清河王、河间王、济北王这四个汉章帝的后裔世系，这四支王脉算得上近支宗室。东汉时代的皇权远不如西汉强大，甚至皇帝本身也往往需要外戚和宦官来巩固和履行皇权，这种情况下的宗室自然也不会有很大的权力。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刘虞、刘焉、刘表等宗室比起袁绍、曹操、董卓等异姓军阀来，也没有什么政治优势可言。东汉后期对外战争节节胜利，但皇权却日渐被挖空，最后在董卓之乱后四分五裂，最终被曹氏完成了和平禅代，宗室力量的衰弱也是一大原因。

宗室分封成为地方诸侯王之后实力强劲，对皇权自然会有威胁。异姓的地方豪门坐大成为门阀士族后，难道对皇权就没有威胁了？——威胁显然更大。

东汉朝廷重用外戚和宦官的做法时常被后人诟病，但外戚和宦官本质上都属于皇权的衍生，与皇权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使是以跋扈著称的外戚梁冀，也根本不具备取而代之的能力。张让、段珪等宦官在穷途末路自杀之前，对汉少帝说天下将要大乱，希望小皇帝珍重自己，更是宦官对皇权依附的生动写照。

代替东汉王朝统治中原的曹魏，却选择对宗室力量极尽限制和制约，这与魏文帝曹丕的个人经历和好恶密切相关。曹丕严格来说非嫡非长，也不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操原配丁氏抚养大的长子曹昂算得上嫡长子，但在宛城之战中为了救曹操身亡。曹操后来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则在13岁时病死，曹操还对来安慰自己的曹丕说，曹冲的夭折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指曹操其他的儿子们）的幸运啊。曹丕随后在和曹植的继承人争夺战中艰难胜出，并在继承父亲魏王之位后完成禅代称帝。

曹丕称帝后对宗室的遏制极为严厉。《世说新语》记载他在枣子中下毒毒死曹彰的故事，无论可信度有多少，都反映了曹丕对兄弟们的忌惮。黄初五年（224），曹丕以“天下损耗”为理由，将封王兄弟们的封地从郡降格为县。曹丕统治的七年中，曹魏主要的诸侯王都被频繁迁徙，以此避免他们在地方与豪门建立稳定联系。除此之外，曹丕还设置监国谒者在这些诸侯国内监视宗室。比如，监国谒者灌均向朝廷举报“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植虽然逃过一死，却一度遭到贬爵。

遭到降格还不断被迁徙、又受到严密监视，这些诸侯王在地方上自然没什么实际影响力，更别说拱卫皇权了。曹植就曾说自己仅可支配百余老弱病残，恐怕连地方上强大的盗贼团伙都打不过。曹叡继位后，整体上仍然继承了父亲严格限制宗室的政策，只是在细节上稍微放松了管制，如重新将诸侯王升格为郡王并降低了迁徙频率。总的来说，在曹丕和曹叡统治期间，曹魏宗室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影响力，与朝廷重臣和地方豪门也都缺乏稳定联系。

讽刺的是，曹丕和曹叡对宗室极力打压限制，自己却遇到了后继无人的问题。曹丕子嗣众多，史书有载的儿子就至少有十位，但这些子嗣中活到成年并育有孙子的，却仅有曹叡和曹霖两人。曹叡的三个儿子也全部在成年婚娶之前早夭，其本人也只活到三十出头就病逝了，临终前一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托孤给与自己关系很好的叔叔曹宇，但在孙资、刘放等左右幸臣的影响下，最终还是选择让司马懿和曹爽辅政。

曹丕、曹叡两代君主先后托孤过的曹真、曹爽父子和曹休等人，要么是曹操收养的外姓及其后人，要么是血缘关系疏远的“族子”，他们与曹植、曹彰为代表的近支宗室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皇位继承权，所以能得到信任和重用。曹魏对宗室的严厉遏制政策，使得宗室对曹爽和司马懿这些权臣没有制约力。随着司马懿发起“高平陵之变”消灭曹爽集团、掌握最高权力，曹魏政权终于逐步走向名存实亡。楚王曹彪试图与地方大员王凌、令狐愚联手对抗司马懿，但失败身死，大部分曹魏宗室则只能眼睁睁看着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逐步排除异己，完全控制曹魏政权。

在汉魏之际，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地主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资源整合，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庄园。这些庄园拥有数以十万亩计的海量土地，足以养活数万甚至更多的佃农。这些失去土地的佃农不仅自己依附于庄园主，他们的家庭和后代也都世世代代依附于庄园主。他们平时是为庄园主进行生产的农奴，战时还为庄园主提供兵源。当庄园主拥有了足够多的土地后，就可以养起大批的私兵。

社会生产力发展导致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从东汉中后期开始，一个政权要想保持稳定，通常都是中央与地方豪门共同治理。地方上的许多开支以及秩序的维护，都由当地豪族解决。依附于这些豪族的人口往往不列入统计户籍，只对自己的领主负责，不需要向中央缴税，也就是史书上所谓的“隐户”。再后来，皇族就像最大的执行股东，无论是神圣性还是绝对权力都日益下降。

东汉相对薄弱的宗室势力，已经无力应对这种新变化。曹魏政权自曹丕开国后就采取限制打压宗室的政策，更是与那个时代权力格局的变化相悖，导致中央政权迅速落入司马氏之手。最终在司马炎执掌大权时瓜熟蒂落完成了魏晋之间的王朝禅代。曹魏打压宗室导致皇权旁落的惨痛教训，使得司马炎又开始重用宗室。

三百年间难以根治的“司马炎困局”

从西晋开始，豪门士族越来越成为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力量之一。皇帝往往会授予子弟们军政实权，有些时候还会让他们坐镇一方。地方豪门们则经常会围绕在这些宗室身边，通过支持他们在权力游戏中博弈，来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益。

西晋的开国之君司马炎设计的政治格局与权力平衡，因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而饱受诟病。但我们仔细观察之后的历史却会发现，从西晋初年到唐朝前期这四五百年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皇帝在处理皇权与宗室的关系时，都会面临与司马炎相近的困局，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也似乎并没有比司马炎更高明。

曹魏的覆灭证明，在皇族与豪门士族共同统治的状态下，皇帝如果限制打压宗室，皇族的整体力量就会被严重削弱，很容易被其他家族取而代之。所以，两晋南北朝甚至后来隋朝和唐初的皇帝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尽可能多的赋予宗室军政实权，来扩大皇族的权力基础。但在那个时代，这也几乎意味着必然的皇族内讧乃至内战。

司马炎大力强化宗室的实力，随后爆发的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很快崩溃。但讽刺的是，灭亡西晋的两大主要势力却不约而同地学习司马炎，大肆强化宗室力量，最后也都遭到反噬。击败刘曜的石勒后赵政权同样经历了类似情况，石勒强化宗室权力，在他死后，战功赫赫的远房宗亲石虎击败并杀死石勒所有的儿子，最终篡位自立。讽刺的是，石虎吸取了石勒的教训，大力扶植自己的几个儿子，结果他在位后期发生了多次兄弟相残甚至父子相残的事情。石虎死后，后赵政权又陷入了一系列皇族内讧，最终迅速走向灭亡。甚至在四川割据一方的成汉政权，也在分封宗室后经历了一系列类似的皇族内斗，成汉第一位皇帝李雄的所有儿子都在内斗中死于非命。

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宗室亲王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戏份，几乎是一大常态。对于皇帝而言，在这个豪门士族林立的时代，即使因为加强宗室力量而导致内讧，甚至远支宗室替代近支宗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怎么都可以算是“肉烂在锅里”。宗室内讧的失败方命运往往很悲惨，如刘宋、萧齐旁系入主大位后，都对原来的宗室近支进行过一定范围的屠杀。但比起南齐代宋时刘宋宗室的“无少长皆幽死”、北齐高洋一次性屠杀721位元魏宗室、杨坚按照族谱诛杀北周宇文氏皇族来，这种选择性屠杀竟然算得上节制乃至于温柔了。

“十六国”时代北方的宗室内讧同样触目惊心，前秦、前燕、后燕等主要强大政权都深受其害。前秦最有名的苻坚一系，就是以小宗身份篡夺了开国皇帝苻健一系上台的。苻坚上台十年后，这两系之间仍然发生过大规模内战。苻坚的同母弟苻双和远支宗室苻洛，也先后起兵叛乱反对苻坚。前燕、后燕那一群慕容家族宗室的惨烈内讧，更是其军事失败和政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阶段唯一的例外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时就对以拓跋仪、拓跋遵为代表的有实力的宗室极尽打压，随后的几任强势君主也极力扶持宦官、外戚等宫廷力量，所以北魏出现了能弑君的大太监宗爱，冯太后、冯熙兄妹和国舅高肇等长期专权的外戚。北魏的宗室枝叶繁盛，也是皇权的重要组成和辅弼，却难以直接威胁皇权。继承了北魏大部分核心领土的北齐，又再度恢复了宗室的惨烈内讧。而与北齐（东魏）同时代的南梁和北周两个王朝更是充分显示出当时皇权与宗室之间的矛盾关系，可谓“杀则孤家寡人，用则心腹大患”。

南梁开国皇帝萧衍分封自己的诸多子弟，而且很多儿子成年后都成为地方上的实权统治者，如萧绎在江陵、萧纪在蜀地，都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一方强藩。但萧衍稳定地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甚至熬死了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宗室的内讧也在他的威严下暂时被延迟了。但随着侯景起兵叛乱，萧衍的子侄辈甚至孙子们都希望借刀杀人，对叛乱基本隔岸观火，最终成功让86岁的梁武帝死于非命。随后，梁武帝靠自己威望压制住的宗室内讧变本加厉爆发了，各地的梁朝宗室不但打得昏天黑地，还引狼入室，相继引入东魏西魏两大敌国军队助战，最后梁王朝就此灭亡，大量领土被北方邻国占领。

再看北周，宇文泰一方面给自己诸多未成年的儿子大量军事政治资源，一方面又让自己成年的侄子宇文护作为双保险辅助他们。结果宇文护先杀死了宇文泰两个称帝的儿子，随后又被周武帝宇文邕反杀。之后实际掌权的宇文邕及其子宇文赟鉴于宇文护专权的教训，对兄弟、叔伯、子侄等近支宗室极为忌惮，并相继处决了宇文直、宇文宪等强势亲王。

宇文邕、宇文赟的极力打压，使得宗室对皇权的威胁暂时消失了，但随着杨坚的迅速崛起，北周政权很快被篡夺，宇文家族遭到了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酷烈的灭绝性屠杀。

既不能拱卫皇权也无力威胁皇权

隋文帝篡位后，继续大力分封宗室，除了在朝中辅助自己处理政事的太子杨勇外，另外四个儿子杨广、杨俊、杨秀、杨谅以亲王的身份各自出镇一方。到杨广继位时，杨俊已经病死，成为隋炀帝的杨广杀废太子杨勇，又废黜圈禁了蜀王杨秀。被封在山西且拥有部分河北兵权的杨谅得知两位兄长遭遇后，被迫起兵叛乱，数以万计的人在这场内战中丧生，叛乱被平定后，杨广将杨谅也长期圈禁。

杨广和萧皇后只有两个嫡子，长子杨昭名声极好，深得杨广宠爱，却在杨广继位第二年英年早逝。次子杨暕行事荒唐又大胆，杨广对这个儿子颇为猜忌和限制，但又不能过度打压这个唯一成年的后代，于是选择把杨昭的几个儿子杨倓 、杨侗、杨侑都分封为王，把一部分政治资源分给这几个孙子，让杨侗、杨侑分别镇守一方。这也导致当宇文化及发动政变弑杀杨广、杨暕父子时，杨广的第一反应是杨暕叛变来弑父，杨暕的第一反应则是父亲派人来处死自己，“父慈子孝”到这个程度，也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重新统一天下的李渊却一方面继续给几位皇子大量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在他们之间玩政治平衡游戏，最终，军功卓著的李世民选择发难，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一鼓作气将李渊变成了太上皇。讽刺的是，李世民后来也走上这条老路，同时给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相近的权力和资源，让他们互相制衡，最后李承乾也决定重演玄武门之变，但以失败告终。李承乾和李泰的两败俱伤，使得外戚长孙无忌迅速崛起，在侄子李治继位后专权一时。而李治打倒长孙无忌的过程中，武则天又迅速崛起，并大杀李氏皇族，如果不是武则天特殊的身份使得她最终只能选择还政李唐，唐朝恐怕在那时就难逃灭亡命运。

武则天晚年到李隆基巩固权威的这短短十几年内，宗室之间的斗争趋于激烈，在此背景下，李隆基的太子自然不会好当，第一任太子李瑛最终被废杀，第二任太子李亨也被父亲提防。但千防万防，各路反对派还是利用安史之乱爆发、唐军丢失长安的机会，成功拥立李亨为唐肃宗，让李隆基当太上皇去了。唐肃宗仍然沿用这一套旧的制衡术，前期监军且与郭子仪关系良好的皇长子李豫被封为太子后就不再随军，前线监军的事务则由其他皇子负责。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安史之乱后，宗室力量却变得既不能拱卫皇权也无力威胁皇权了。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位土地可以养活的人口更多了，得以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流通的加速，使得豪门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日趋瓦解，地主和佃户之间也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几百年来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唐政府平叛安史之乱的虎头蛇尾为契机，职业士兵作为一个阶层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职业士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金钱的需求远胜之前依附在地产和地主身上的部曲佃农。在一个生产力足够发展、商品经济足够发达的社会，只要有足够的钱，士兵们不但可以自己衣食无忧，甚至能让自己一家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在豪门士族当道的时代，部曲人口很难脱离依附对象，更多只是贵族们的财产和博弈筹码，天下的博弈主要是各种士族之间的制衡和争夺。谁能更好地代表众多士族的利益，谁能够团结起最多的大小豪门，孤立一小部分豪门，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而中晚唐崛起的职业士兵并不需要依附他们的军头，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与财富，关心谁更能代表广大士兵的利益，谁更能够满足广大士兵的诉求。这种情况下，在地方上掌握大权的无论是皇帝派出的宗室还是凶悍狡诈的军阀，要想在地方上有效掌握军政大权，就必须顺应这些军人的利益。当他们的上司敢侵犯他们利益时，他们经常会毫不留情地驱逐甚至杀死自己的上司。皇帝派宗室到地方上，如果没有压倒性的武力作为保障，就必须首先满足地方上尤其是地方军人的利益，自然不像以往那样具有拱卫皇权的作用。

唐朝末年的唐昭宗思路倒是颇为复古，想在自己有限的地盘里招募军队之后让宗室分别掌兵，但周边的小军阀韩建毫不客气地攻入长安，将唐昭宗计划授予兵权的十一位亲王和许多重臣杀害，并劫持了唐昭宗。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时代变了。唐末和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各路割据势力仍然大力提拔宗室，但在这个讲究“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期，宗室这一身份本身的价值很低，养子、女婿等相对外围的皇亲，依靠军功和军队的拥戴，很容易就能推翻缺乏军方背景的皇帝嫡子。

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交通、物流能力逐步提升，宋、明等王朝的职业文官制度也逐渐完备，行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分割和制衡”。这也导致宗室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已经既不能拱卫皇权也无力威胁皇权，朱允炆被朱棣推翻这个千年一遇的孤例，更多是诸多颇有巧合性的因素叠加之下的共同结果。

由部落直接发展起来的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创业初期通常保留着原始的军事贵族共和制度，宗室往往会发挥巨大作用，创业初期也会有小宗反噬大宗的案例，如金朝初期皇族的血腥内讧，以及蒙古创业期拖雷系取代窝阔台系，拖雷系内部的忽必烈又取代更具正统性的阿里不哥。但在中原（或中原部分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王朝后，吸收了中原制度和汉族地主支持的皇帝很容易取得对宗室的优势。在这些王朝中，宗室虽然仍然是皇帝赖以统治的力量之一，却再也不像东汉末年到唐朝中期那样，是皇帝不得不予以重用但又感到芒刺在背的矛盾存在了。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通典》《资治通鉴》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黑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