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

——北齐史学家魏收对司马睿几乎以一种极尽嘲讽的语气评价之，还将其与末代吴主孙皓相提并论，历史上没有哪位开国之君有如此不堪的开局。

虽然魏收的评价有夸张之嫌，但从司马睿称帝时起，就顶着其名存实亡的“皇帝空壳”。

也就是说，司马睿从一开始就只是作为象征物存在，哪怕他是开国之君，也拗不过时代赋予的宿命。

公元276年，司马睿出生于洛阳，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司马伷曾因平吴有功而获得琅琊王的爵位。

虽然司马睿顶着西晋皇族的头衔，但在当时，皇帝主要出自司马懿的嫡次子司马昭一脉。

而司马睿是庶出旁支，加之司马嫡系宗室子嗣众多，司马睿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政治特权。

在讲究礼法和嫡长子继承制的西晋，司马睿能够继承皇位的概率不比天上掉下陨石砸死人大多少。

到他长大后也仅拜了一个员外散骑常侍的闲职，整日无所事事的在洛阳混日子，不过好在顶着琅琊王的爵位，才得以衣食无忧。

如果照这么下去，司马睿能够做一辈子快活闲散王爷倒也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可偏偏不遂人愿，司马家族宗室子弟为了争夺皇权引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起初，司马懿、司马昭父子在士族集团的支持下篡夺曹魏政权，司马炎建立西晋后，吸取曹氏宗室单薄的教训，大封同姓宗室诸侯，以此达到平衡门阀士族，拱卫京师的目的。

但现实却给了司马炎一记响亮的耳光，290年司马炎驾崩，继立的晋惠帝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一些有实力的宗室诸侯觊觎皇权，最终酿成八王之乱。

当然，八王之乱表面上是八个诸侯王，实际参与的更多，而在这八个主要王侯中，司马炎一系就有三个。

这场皇族内乱断断续续打了十六年，司马昭、司马炎的子孙在这场同室操戈中被消灭殆尽，最终胜出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不过按照血统，司马越的祖父司马馗是司马懿的同胞弟，论亲疏远近还不如他的侄子司马睿。

为了对抗司马昭嫡系宗室，司马越重点拉拢司马睿，一是因为两人都是旁支宗室，同在洛阳，背景、资历相当，二是司马越的封地在东海（江苏连云港），与司马睿的琅琊国接壤。

在八王之乱中，司马睿在司马越兵败时依然不离不弃，到司马越掌权朝廷大权后，先是被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

后于307年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之江南诸军事，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

此时的司马睿年仅三十岁，已成为地方上实力最强的诸侯，不过这一切也仅仅是纸面上的实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司马睿初到江南，遭到南方士族的强烈抵制。

表面上司马睿是封疆大吏，可谁也指挥不动，江南的地方军队牢牢的掌控在世家大族手中，属于高度私人化的部曲。

而翻开司马睿的履历，我们会发现，司马睿年轻的时候在洛阳瞎混，直到304年司马睿跟从司马越征讨成都王司马颖的战争后才平步青云。

不过看似雄伟华丽的背后却是无根浮萍，司马睿缺少深厚的政治根基，也没有可靠的军队武装，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乱世，无论做多大的官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既然如此，司马睿又是如何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并一步步建立东晋政权呢？

司马睿能够成功和一位叫王导的名士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导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琅邪王氏，为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少年时风姿飘逸，器量非凡。

由于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受封于琅琊，而王氏又是琅琊封地内最大的士族，所以司马氏世代与琅琊王氏交好，琅琊王氏优先考虑的拥戴对象必然是琅琊王一系。

而司马睿与王导自幼年时便交往甚密，与其说两人是君臣关系，倒不如说他们俩是“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的异姓兄弟加发小。

不过与司马睿随遇而安和胸无主见相比，王导对混乱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司马睿闲居洛阳时，就劝说司马睿回到封国以施展抱负。

307年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越专权，暗杀晋惠帝司马衷，朝政日益败坏，同时北方胡人大量内迁，渐有入侵中原之势。

王导预感天下将要大乱，便策划司马睿出镇建邺。

一来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在西晋平吴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相较于其他诸侯，在江南地区颇有威望。

二来王导的族兄王敦担任扬州刺史，同时又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女婿，地位尊崇，权势可谓举足轻重。

最终在王导的运作下，司马睿成功上位江南之主。

如果仅仅是把司马睿运作到这个位置上还不足以说明王导的强大，王导真正的可怕是搞定连司马睿都无法搞定的江左士族。

在当时的江左地盘，贺循、顾荣、纪瞻、闵鸿、薛兼等五人是世家大族的领袖，此五人在司马睿下江南之初拒不出仕。

最后还是王导亲自去造访贺循、顾荣，二人才应召而至，江左士族也由此归附。

同时王导又利用江南三月初三祭祀神灵的机会，拉上王敦与一众北方士族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极其华丽的规格跟随司马睿的仪仗从大街经过，士族队伍长达一公里，可谓给足了司马睿面子，也让江南士族对司马睿刮目相待。

正是在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支持下，司马睿才能在江东立足。

就在司马睿春风得意时，北方再次发生动荡，匈奴大军大举侵犯洛阳，晋帝司马炽被俘，广大中原地区遭受胡人铁蹄的极大蹂躏，史称永嘉之乱。

而当时江左偏安，王导看准时机，联络北方士族南下，建邺一时成为北方士族的避祸首选，史称“衣冠南渡”。

在王导的运作下，百余位北方名士进入司马睿幕府，史称“百六掾”。而王导一边积极安抚北方侨姓士族，另一边争取南方吴姓士族的支持。

在王导的努力下，江左地区形成了以北方士族为骨干，南方士族为羽翼的偏安政权。

317年底，晋愍帝司马邺被汉赵君主刘聪杀死，西晋政权灭亡。318年，司马睿在建邺称帝，建立东晋。

只可惜司马睿虽是一国之君，但自己并没有多少实力，南北方士族都是跟随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并不是真正认可司马睿。

王导和他联合的士族才是江左真正领袖，司马睿不过是一面旗帜，形成所谓“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局面。

可以说，司马睿作为一个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的旁支亲王，本不具备运转皇权的条件，如果没有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

太兴元年三月丙辰日（318年4月26日），建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登基大典，在这个庄重肃穆的日子里，司马睿竟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三次辞让才作罢。

君臣同床受贺，这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唯一的一次，由此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说。

这一非比寻常的举动反映了当时君弱臣强的格局，王导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居中枢机要，执政于内，王敦为荆州刺史，驻守武昌，都督荆湘等长江中游诸军事。

两兄弟一内一外，分掌政军大权，王导更是朝野倾心，号为仲父，除了王导王敦，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朝廷重要职位，东晋和建邺几乎成为王氏的天下。

此时司马睿与王导之间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在此之前两人是共患难的同志加兄弟，不过随着东晋的建立和政权的稳固，两人终因政治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司马睿作为皇帝，代表司马家族的利益，希望政由己出，乾纲独断，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

而王导是士族集团领袖，自然以本阶级利益为出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矛盾也越来越大。

司马睿率先出手，他充分利用士族群体内部的矛盾，拉拢次等士族对抗王氏等高阶士族。

而次等士族为了实现晋升，与司马睿一拍即合，出身彭城刘氏的刘隗和渤海刁氏的刁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司马睿将分别任命刘、刁为侍中、尚书令，凡是重要军国大计均与二人商议，王导的相权遭到削弱。

接下来，司马睿又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首先是制定限制大族、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只要官员违法，轻则免官，重则丧命。

其次是大力提拔江南士族和宗室，如:派遣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今湖南长沙），江东豪族领袖甘卓为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刘隗则出镇淮阴，节制北方军事。

最后司马睿又盯准了南渡的北方普通侨民，这些侨民本是为避祸才来到江南。

可到头来不仅没有恢复在中原时的安定生活，甚至很多人为了生存被迫沦为世家大族的奴婢，对此，司马睿下诏让他们复籍，并鼓励参军。

可以说，司马睿虽然在此之前表现平庸，但在压制王氏强臣这件事上可谓稳准狠。

刻碎之政是为打击以王导为首的朝廷士族，提拔亲信镇守地方则是遏制王敦，第三招更是釜底抽薪，将士族的私人部曲变为皇帝的直属武装。

不过正是由于司马睿的制裁太狠，引起士族的强烈反弹。

针对“刻碎之政”，王导褒奖主张“宁使网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的吴郡士族顾和，表明自己与司马睿截然相反的士族政策。

王敦更是直接上疏夸耀他们弟兄的开国之功，表达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说自己可能要采取行动。

然而王敦的警告没有换来司马睿的妥协，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在322年，王敦以反对刘隗、刁协为由，起兵叛乱，兵锋直抵建邺，史称“王敦之乱”。

在王敦发起叛乱的同时，王导则每天带上自己的亲族子弟在皇宫门前请罪，名为避免举族受诛，实则给司马睿施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叛乱，司马睿愤怒异常，当即下诏定王敦为“大逆”，并称“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但建邺手底下的士族部曲根本不听召唤，甚至部分世家代表认为情有可原，不算过分，而王敦更是嚣张，直接自封武昌郡公，邑万户以公开挑衅司马睿。

仅仅两个多月，王敦就直抵建邺城下，司马睿布置的沿途防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此时的司马睿终于意识到王氏的强大力量，强大到不仅藐视皇权，而且振臂一呼即号令江左士族的地步，司马睿的态度逐渐由之前的气愤变为害怕。

他匆忙令刘隗等整军应战，自己则躲回宫中“静候佳音”，但建邺守军根本不是王敦对手，几乎一触即溃。

在王敦的强大威慑下，刘隗逃回北方后赵政权石勒那里，刁协在中途为人杀死，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至此司马睿组织的反王集团被彻底摧毁。

而王敦攻入建邺后，放纵兵四处劫掠，此时的司马睿是既无奈又害怕，情绪近乎崩溃，只得派人转告王敦:

“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

然而这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并没有换来王敦的同情，王敦在进入朝廷后先把司马睿软禁在宫中，将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员全部罢黜，各地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

322年四月，王敦在进行一个月的政治大清洗后退回武昌，临行前又设置留府，遥控朝廷。

在王敦之乱的一个多月里，作为宰辅的王导从未阻止，只是冷眼旁观，在他的眼里，家族利益始终大于一切。

这场动乱表面是王敦的独角戏，实际上却是王氏两兄弟的双簧，司马睿倒像是一个瑟瑟发抖的看客，毫无能力作为。

王敦走后，自觉受到羞辱欺凌的司马睿抑郁病倒，期间，他想起了出身于北方大族颍川荀氏的太尉荀组，荀组为人有才识，忠心可嘉。

因此他想做最后的挣扎，提拔荀氏为辅政大臣，但荀组还没到任就离奇病逝。

余晖坠落，士族最后还是压过了皇权，323年一月，司马睿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任命王导为托孤大臣，这等于变相承认王氏的统治地位。

不过此时的司马睿仍心存希望，希望他效仿曹魏陈群辅佐魏明帝曹叡的故事，做新太子司马绍的“陈群”，忠贞不渝。

交待完后事后，心力交瘁的司马睿终于闭上了双眼，年仅四十七岁。

不过庆幸的是，司马睿这次赌对了，王导没有辜负所托。

在不久后的第二次王敦之乱中，王导选择国家大义，联合其他士族击败了企图篡位的王敦，保护了司马氏政权，司马睿若泉下有知也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