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开始，保密局的阴谋措施，主要还有以下的几项：
第一是搞潜伏布置。
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
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才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准备解放后立即开始继续活动。
当时，对潜伏特务组织的布置办法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
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的报务员，施以搜集情报的训练后，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的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
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
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
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
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没有解放时，只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
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的关系。
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
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潜伏电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反动派的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由于美帝的直接帮助而次第收复，所以，都是作最久一年的打算。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我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
会后，我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
那时，他们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是，到了这年的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达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
潜伏组由我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
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
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是，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这批人员还没有训练好，便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
1940年代末成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的部署。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只了解在上海方面的一些情况。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不要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人的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第二是搞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后方逃窜。
他们多年来听到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
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
因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一天天缩小，人却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种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帝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
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或将来被解放后，可以坦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
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
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
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
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一定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毛人凤的这些办法虽然想得很周到，要求也不很严格，但是，愿意从事还乡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恐惧没法消除，都怕返回已解放的地区。因为，国民党一方面尽力宣传诬蔑解放区如何杀人，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回去，是无法叫人相信的。
毛人凤这一方案的提出，当时虽没有人反对，却始终没有执行。
在那次会议上，毛人凤还打算利用军统特务在旧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集团，在后方进行反共活动。
可是，很多人鉴于“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遭到国民党本身的阻碍，而不得不停止活动的教训，都不赞成这种办法，而觉得采取还乡运动这一措施，多少或许还可以收到一点实效。
第三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做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做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
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佘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
如果再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
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泸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
但是，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除了何龙庆这个交警旅拖到成都被解决了以外，其余都没有来得及集结起来。贵州的陈世贤、佘万选等也早溜跑了。
只有从云南被赶出来的一个交警总队，由田动云拖到他的家乡筠连县和川滇边界。这时，台湾方面喜出望外，称之为“大陆上的台湾”，并给田动云以西南军政长官的头衔，希望他能坚持下去。但是，这批流寇不到三个月，便被全部肃清，田动云也被活捉。
1940年代末，国民党撤离大陆旧照
第四是将中共叛徒大量留下，不让去台湾。
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求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人填的申请表，要我作最后决定。
当时，毛人凤住在我家中，在我家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我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我聊天，我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我看过后再还给他。
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我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
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我去劝说过。
当时，我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他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我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
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
他们到台湾后，我们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
他讲的理由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中已有详述，这里从略。
据我所知，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于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而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
此外，虽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也没能逃往台湾的叛徒中，还有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有曾任张国焘的秘书的、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人，这里不再列他们的姓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