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尚昆晚年撰写回忆录，坦言：博古等人的葬礼，故意让毛泽东缺席
引言：
1946年春天，延安的天空下着绵绵细雨，一场震惊全党的空难悄然发生。叶挺、博古、邓发、王若飞等13位党的高级干部在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坠毁于山西兴县黑茶山。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让延安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为何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却始终未曾露面？当时坊间议论纷纷，众说纷纭。直到多年后，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才道出了这其中鲜为人知的隐情。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当年的决定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一、空难前的期待与等候
1946年4月8日这天，延安的天气格外阴沉。从凌晨开始，细密的雨丝就一直在飘落，将这座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然而，延安机场却格外热闹，早在上午十点，就陆续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机场。
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抵达机场时，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候。当时延安机场还十分简陋，只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机棚和一条土质跑道。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迎接的热情。
叶挺将军此行意义非同寻常。自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扣押以来，这位新四军军长已经被囚禁了整整五年。如今终于重获自由，即将重返延安，这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喜讯。更令人欣慰的是，与叶挺同机返回的，还有刚刚完成重庆谈判任务的博古、邓发、王若飞等中央代表团成员。
当天上午11点，从重庆飞来的电报证实了航班按计划起飞的消息。按照当时的航程计算，飞机预计在下午1点前后抵达延安。消息传开后，更多的干部群众闻讯赶到机场。有人带来了热茶，有人拿来了干粮，大家席地而坐，一边聊天一边等候。
然而，下午1点过后，天空中依然没有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起初，人们以为可能是天气原因造成了延误。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等候的人群中开始流露出焦虑的情绪。到了下午2点，有人提出是否要派人去询问最新航班信息。
周恩来当即安排工作人员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然而，重庆方面的回复却让人更加不安：飞机早在上午就已经起飞，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达延安了。
下午3点，细雨渐渐变大。机场跑道上的黄土被雨水打湿，变得泥泞不堪。可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所有人都期待着那架承载着革命同志的飞机能够平安降落。毛泽东站在机棚前，不时地望向阴沉的天空。
直到下午4点过后，延安通讯部门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群众报告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一带发现了飞机碎片。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场的每个人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当天晚上，延安城内的气氛异常沉重。各个窑洞的灯火通明，没有人能够入睡。大家都在等待进一步的确切消息，期望这只是虚惊一场。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加残酷，第二天凌晨传来的确认消息，彻底打碎了所有人的期望。
二、噩耗传来的震惊与悲痛
1946年4月9日凌晨，一支由延安派出的搜救队伍已经赶往山西兴县黑茶山。天还未亮，搜救队员就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搜寻工作。当他们到达事故现场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飞机残骸散落在山坡上，周围的树木被折断，地面上留下了长长的撞击痕迹。
上午8点，第一批确切的消息传回延安。搜救队在现场发现了13具遗体，经过初步辨认，确认是叶挺、博古、邓发、王若飞等同志。随后，延安立即成立了专门的事故调查组，由李富春、罗瑞卿等人带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详细勘察。
消息传开后，延安城内一片哀恸。在杨家岭、王家坪等机关驻地，所有会议全部暂停。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的干部学员们自发在院内默哀。许多老战士们想起了与叶挺等同志并肩战斗的往事，有的人甚至痛哭失声。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对遇难同志家属的安抚工作。当时，邓发的夫人张茜正在延安，王若飞的妻子李志英也在城内。组织立即派人前往慰问，并安排专人24小时陪护。同时，会议决定派出专机，将消息送达博古和叶挺的家属。
会议还讨论了事故的可能原因。有同志提出，飞机是在大雨天气中坠毁的，可能与恶劣天气有关。但也有同志指出，据重庆方面提供的气象资料，事发当天航线上的天气条件基本适合飞行。更令人疑虑的是，这架飞机是由国民党方面提供的，飞行员也是国民党空军人员。
4月10日，搜救队完成了对遗体的收殓工作。为了防止遗体腐坏，当地群众主动提供了盐巴和白布，协助处理遗体。同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国民党方面发来的唁电，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对此事表示哀悼。
4月11日，运送遗体的车队缓缓驶入延安城。沿途群众自发列队送别，许多人手捧野花，默默致哀。当车队经过杨家岭时，机关干部们整齐列队，向烈士遗体行注目礼。
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14日举行追悼会。各部门立即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由于当时延安条件有限，很多物资都需要现场制作。木工们连夜赶制棺木和灵堂，缝纫组的同志们加班赶制挽联和白幡。同时，各单位开始组织人员练习追悼会列队和礼仪动作。
4月12日，中共中央对外发表了关于这起事故的声明。声明中对遇难同志的革命事迹进行了高度评价，但对事故原因的表述则比较克制，仅称＂因恶劣天气造成飞机失事＂。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当时复杂的国共关系。
三、追悼会的特殊安排与考量
1946年4月14日清晨，延安城内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刚蒙蒙亮，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群就开始在城内集结。追悼会地点选在延安大礼堂，这里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室内场所，可容纳数百人同时参加仪式。
大礼堂前的空地上，工作人员早已搭建起临时帐篷，以防雨天影响送别队伍列队。礼堂内部，十三位烈士的遗像整齐排列，每幅遗像前都摆放着白色菊花。根据组织安排，追悼会分为两个场次进行，上午是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参加的内部追悼，下午则安排群众代表参加公祭。
上午九时，追悼会正式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回顾了烈士们的革命生平。随后，李富春宣读了调查组关于空难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飞机失事的直接原因是恶劣天气导致飞行员迷失方向，但对其他可能性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场的人们都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出现在追悼会现场。按照原定流程，毛泽东本应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出席并讲话。然而在追悼会前夕，组织上临时调整了安排。这个变动引起了一些猜测，但当时没有人提出质疑。
追悼会现场的布置也颇有特点。烈士遗像的摆放顺序经过精心安排，既考虑了职务大小，也照顾到了家属感受。叶挺将军的遗像居中，两侧分别是博古和王若飞的遗像。在遗像下方，摆放着烈士们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叶挺的指挥刀、博古的眼镜、王若飞的笔记本等。
下午的公祭仪式上，延安各界群众代表轮流进入礼堂瞻仰遗容。其中包括了延安大学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部队的战士等。由于人数众多，送别队伍从礼堂一直排到了街道上。即便在雨中，群众们依然保持着肃穆的秩序，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提前离开。
追悼会结束后，组织上没有立即安排火化或安葬。而是将遗体暂时安放在专门准备的临时安置所内。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层考虑：一方面是等待家属到达后再做最后安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后续可能的调查留下余地。
当晚，延安的各个机关都召开了追思会。大家回忆着与烈士们共事的点点滴滴。在中央党校，博古曾经的学生们讲述了他严谨的教学作风；在新四军老战士中间，叶挺将军的故事被反复提起；而在外事口，同志们还记得王若飞谈判时的机敏与坚定。
这场追悼会的每个细节都经过周密安排，从会场布置到仪式流程，从人员分工到秩序维护，无不体现出组织的严谨。而毛泽东的缺席，在当时看来似乎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却在日后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四、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微妙关系
1946年4月的这场空难，恰逢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不久。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历时三年多，对党内的思想路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场运动中，博古等人的政治立场曾受到过质疑和批评。
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良作风。这次讲话中，他特别提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博古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自然成为了整风运动中的重点对象。
在整风期间，博古主动做了多次检讨。他承认在担任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期间，确实存在着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但与其他一些同志不同，博古的态度始终比较坦诚。他不回避自己的错误，也不推卸责任，这种态度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王若飞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也很特殊。作为中央党校的重要教员，他积极参与了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但在批评others的同时，他也保持着相当的理性和克制。在一次党校座谈会上，王若飞明确表示，批评错误不等于全盘否定一个人的贡献。
邓发则因长期在白区工作，较少直接参与延安的理论争论。但他在整风运动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敏锐性。在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发详细分析了教条主义对白区工作造成的危害，这份报告后来成为整风文献的重要参考资料。
到1945年春天，延安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在这一年的七大上，博古、王若飞等人都当选为中央委员，表明他们已经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信任。但是，整风运动中形成的某些认识差异并没有完全消除。
在重庆谈判期间，博古等人与毛泽东之间就谈判策略产生过一些不同看法。博古倾向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做出适当让步，以推动谈判进程。而毛泽东则坚持底线思维，认为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这种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化，但在中央领导层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1946年初，当博古等人启程返回延安时，整风运动的余波仍在继续。虽然表面上党内团结一致，但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并未完全消除。这种微妙的关系，或许也影响了后来追悼会的一些安排。
特别是在追悼会后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一些干部在私下交谈中都注意到，对待这些同志的功过评价问题，组织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所公布的悼词中，着重强调他们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崇高精神，而对整风运动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五、事故调查的复杂性与历史影响
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空难事故调查委员会，由李富春任组长，聂荣臻和罗瑞卿为副组长。调查委员会首先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第二次详细勘察，着重对飞机残骸和周边环境进行了细致记录。
在调查过程中，委员会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首先，飞机残骸的分布范围较广，说明飞机在空中就已经开始解体。其次，在驾驶舱残骸中发现的仪表盘显示，当时飞机的高度计和燃油表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这些发现与单纯的天气原因说法似乎存在某些矛盾。
5月初，调查委员会获得了一份来自当地农民的证词。证人称，事发当天确实下着大雨，但能见度并非特别差。他们听到飞机在低空盘旋了几圈，随后传来一声巨响。这个证词引发了调查人员的重视，因为按照原定航线，飞机本不需要在此盘旋。
同时，调查组还收到了重庆方面提供的航空气象资料。根据记录，事发当天航线上的天气条件基本符合飞行要求。虽然有阴雨天气，但并未达到影响飞行安全的程度。这份资料进一步增加了事故原因的复杂性。
6月，专门负责技术调查的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飞机残骸中发现的某些零件存在异常磨损现象，这种情况在正常使用的飞机上很少见到。但由于残骸保存不完整，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调查工作持续到7月份。期间，调查组多次走访黑茶山周边村庄，寻找可能的目击证人。他们还重点调查了飞机起飞前的检修记录，以及飞行员的飞行经历。但这些努力都未能获得决定性的证据。
最终，调查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报告。报告将事故原因归结为＂复杂天气条件下的飞行事故＂，但同时也指出＂其他可能性尚待进一步核实＂。这样的结论，显然考虑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这起空难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笼罩着神秘色彩。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总会提出各种推测。但随着时间推移，相关档案材料逐渐解密，一些细节开始浮出水面。1980年代，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陆续出版，为这起事故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
1996年，在事故50周年之际，一些历史研究者重新整理了相关史料。他们发现，当年的调查虽然未能完全查明真相，但留下的大量原始记录和实物证据，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材料不仅涉及事故本身，更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诸多细节。
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次空难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仅失去了一批重要的革命领导人，也给国共谈判带来了深远影响。然而，正是这些客观记录的保存，才使得后人能够更加完整地认识这段历史，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