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十军团的经历

山雁说过去 2024-10-15 16:26:40

赵陶斋/文

我原名赵锡钧,1937年1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路军二十二师见习,同年6月到该师工兵营任排长。1937年12月27日,二十二师由山东周村撤至博山,28日我与友人李兴唐在博山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率部加入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纵队,随该纵队司令刘震东在莒县与日军板垣师团作战,22日刘牺牲,莒县城陷落,我率部随四十军二二九团撤出莒县城。1938年4月间我们联合博山游击队围攻驻博山日军。同年5月间,六十九军驻防山东菜芜,我们那支游击队加入了六十九军,番号是六十九军先遣第一梯队。1938年9、10月间,六十九军军部派我到山东临沂招募士兵,一个多月时间招募了800多人,交给军部带到了莱芜。我仍留在临沂继续工作。1940年4月我组织游击队失败,5月到山东曹县投奔了第十军团。

第十军军团长兼六十九军军长是石友三。石是吉林省人,青年时在冯玉祥的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当兵。因石屡立战功,被提升为师长等职。冯玉祥去苏联考察期间,石友三率部投靠了阎锡山。冯玉祥回国后,经宋哲元周旋,石友三又由包头回到冯玉祥麾下,参加五原哲师。石友三第二次脱离冯玉祥是在1929年5月在洛阳通电离冯投。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调石友三、韩复集到山东。石友三到山东后,在他的驻防区随意委任县长,蒋介石又调石友三去河北,石不满,扬言要南讨蒋介石,北打张学良,结果该部被蒋介石歼灭在河北省唐河、沱河一带,石遭蒋通缉,只身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在天津石结识了香月清司、土肥原等日本人。1935年石经宋哲元再三向蒋介石担保,蒋方准许他成立冀北保安旅。七七事变后,冀北保安旅陈光然的第一团接守卢沟桥,该旅米文和的第二团和宛平县城守军吉星文团守清河,掩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撤退。该旅作战勇敢,被扩编为一八一师,驻天津南守卫碱河。后一八一师又被调到河北大名与日军土肥原师团作战,不久又与高树勋的新八师合编为六十九军,石友三任军长。台儿庄会战后,六十九军先后到了江苏、山东。

我经枣庄、临城、徐州,在陇海路柳河车站下车,在曹县梁堤头见到第十军团部交际处处长马绍周,他是辽宁丹东市人,相貌英俊,对人和蔼、热情。第二天,马领我见军团部参谋处处长康博缨。康是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生。康叫我搬到参谋处,住在情报科,挂名额外参谋,与我住在一起的有情报科参谋满鸿庆,满是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交谈间他知道我是黄埔军校十期学生,就尊称我为学长,并请我帮助他们用油印机翻印军用地图发给各营。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参谋是北洋政府时代测绘学校毕业的,是石友三的老部下。

我每天起床很早,常在驻地散步。一天忽然听到有人喊“毙、毙……”,跟着枪就响了,但不知毙的是何人,因初到不便多问。

不久部队由山东曹县向山东濮县出发,行至考城时,部队驻扎休息。行军途中,我与满鸿庆在一起,因有同学关系,所以无话不谈。我问他在曹县梁堤头枪毙的是何人,他说是蒋介石新派到十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减元俊带来的电台报务员。

满鸿庆还谈到六十九军参加台儿庄会战后到了江苏,石友三想取代韩德勤,因而不想离开江苏。韩德勤发觉后报告给蒋介石,石被调到山东。石到了山东,又忙着扩军,后来武汉吃紧,蒋调石部援助武汉,当部队行至安徽灵壁、泗县时,石借口士兵棉服没有运到,按兵不进。武汉失守后,石友三率部队返回山东。蒋介石又调石友三到河北。在河北石收编了惯匪胖娃娃一伙与其他游击队有二三万人。蒋介石为防出意外,对石友三采取加官进爵的办法,把六十九军改为十军团,由石任军团长,同时兼任六十九军军长,并任命石友三为察哈尔省主席,借以调石友三离开河北。

石友三率部向察哈尔进发,其先头部队行至太行山时受阻,又返回冀中。六十九军中有一部分中共党员,石友三返回冀中时将所有中共人员赶走了。

1939年4月,天津市伪警察局局长程希贤到中找到石友三劝他投降日军,石友三不同意。程希贤临走时,对石友三说,韩复榘挨了一枪,你挨两枪,我挨三枪。在西北军中,石友三和韩复集、程希贤三人是换帖弟兄。

1939年8、9月间,任空军上尉驾驶员的石友信,投靠了他哥哥石友三,不久当了师长。自石友信来到十军团后、反共形势一天比一天加剧。

1940年初,河北省八路军打退了与之摩擦的朱怀冰、张荫梧部,而后又在枣强、南宫、冀县一带围歼第十军团。石友三急向新河以东地区突围,渡过滏阳河,过河后拆桥宿营。临出发前部队又将桥架好,但未过桥,而是沿滏阳河西岸向南绕过巨鹿直插丘县,经馆陶向山东东明逃跑。在东明县东明集,十军团后卫与八路军先头部队激战一夜。

十军团到了山东曹县,发现陇海铁路沿线有大批日军拦截,石友三就派他弟弟石友信为代表到山东泰安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投降。

十军团后经董口渡过黄河到达濮县。军团部与六十九军军部驻濮县城西红庙村,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副师长兼参谋长徐瑞营)驻城北,暂编二十八师驻城东,石友信师随军团部驻城西南,段某的一个旅驻城内,高树勋的新八军驻河南濮阳柳小屯。1940年7月,十军团派我到六十九军一八一师任参谋主任:临行前军团长石友三召见了我。以往我总觉得石友三身躯魁梧,体魄强健,一见面我方知他原来是一个面色土灰、个子不高的瘦老头,看上去约有50多岁,下嘴唇长,黑眼珠少。他告诉我到一八一师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向他报告,临出门时他还给了我50块钱。

我到一八一师没过三天,该师移驻范县龙王庙,当夜受到八路军袭击。第二天师长命我带一〇七四团第一营打通去石友信之苏团驻地交通线。几天后,师长张雨亭率两个营到达旧范县县境被八路军包围,石友三得知后,亲率暂编二十八师一部前往营救。石友信师进驻山东观城,段旅进驻山东朝城后,一八一师进驻河南清丰仙庄集。一八一师时常到南乐催粮、要款。一天,日军一个中队到仙庄集村外,师部直属连与一〇七五团一个营进入阵地,以防不测。后经翻译解说,才知日军是来联系的。师长派人与翻译说明,没有上级指示日军不能入村。日军在仙庄集村外停留一个多小时又返回了清丰县城。后来满鸿庆奉命经仙庄集去清丰县城与日军联队队长山本研究防共界线及交换情报,并派师部王副官常驻清丰县城。

石友三有三个老婆,分别住在天津、北平。石投日后,又娶了第四房,女方是石友三的秘书林慰君。林的父亲林白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后被张宗昌所害。林慰君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石友三在舞厅中结识了她。七七事变后,她到六十九军跟随石友三当秘书。林慰君的丈夫是朝鲜人。林与石友三结婚必须先办离婚手续,林由曹县去北平,返回时在卿城被伪军扣留,叫石友三派人带钱去赎人。石友三派副军长兼参谋长王清翰去聊城。王清翰看事情难办,怕日后于已不利,不同意去,石友三不满,自此二人发生矛盾。后来是毕某(石友三表兄)到聊城去的。新婚之夜石邀请各师师长、军团部各处室负责人参加婚宴,高树勋军长也派代表参加了。宴后撒散法币,令人互抢互夺来取乐助兴。石友三与林慰君婚后不睦。据石友三随从说,石友三经常注射男性荷尔蒙,抽大烟。

石友三投日后,蒋介石多次调十军团到河南,石友三不去。蒋介石遂派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毕泽宇(石友三表弟)与十军团政治部主任臧元俊到濮县,处理石友三。毕、臧二人以林慰君、石友三不和睦为理由约孙良诚劝说石友三去新八军高树勋处解闷散心。

高树勋与石友三发生过三次冲突,石友三成立冀北保安旅时,向高树勋(时高树勋是河北省保安处长)借了一团人(即一八一师一〇七三团)作为保安旅基础。该团士兵绝大多数是河北省的中学生。冀北保安旅改编为一八一师后又改编为六十九军,高树勋找石友三要回这个团,石友三蛮横不还,双方发生矛盾。石友三部改编为十军团,经费完全从六十九军一八一师、暂编二十八师两师经费中支付。当时军队经费是由各军自己领取,石友三想独揽经费大权,由军团部领取,归石友三支配,高树勋不同意,双方发生了第二次矛盾。石友三在山东曹县投降日军的事被蒋介石知道了,石猜疑是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报告的,就勾结日军,夜袭了新八军军部,军部大部人员牺牲,高树勋只带几个随从脱险,这是他们发生的第三次矛盾。从此高、石二人没有见过面。在孙良诚、毕泽宇、臧元俊再三劝说下,石友三才同意去濮阳柳下屯高树勋处。

石友三带了二十几个随从和一个手枪连,到了濮阳柳下屯,高树勋设宴款待。席间毕泽宇、臧元俊再三劝石友三不要投日,服从命令去河南,可石友三坚持已见。高树勋见劝说无效,下令解除了石的随从与手枪连的武装,将石友三捆了起来,要押往河南,但又恐日军拦截发生意外,于是就将石友三勒死在濮县柳下屯。石友三死后,石友信想替兄报仇,要打死毕泽宇、臧元俊,结果石友信也被枪决。

石友三死后,高树勋被任命为第十军团军团长兼新八军军长,毕泽宇代六十九军军长,以后毕泽宇调任他职,米文和任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曾召集一八一师、暂编二十八师连长以上军官,说明了处死石友三的原因。

1941年春节过后,我被派到一八一师一〇七四团任团附。同年3月县下了一场大雪,小麦苗生长与春播都受到了影响。为了口粮,军部调一八一师一〇七四团进驻濮县北古云集。该团到达古云集的第二日夜间,被八路军围攻了三天四夜,以后八路军转移,一〇七四团调到古云集东孙堤口。

1941年6月我调任一〇七四团第三营营长。有时到师参谋室帮助写一八一师沿革史,从而得知六十九军的前后经过。

1942年3月间高树勋奉命率全军团开赴河南,行进中受到日军轰炸和围追堵截,黄泛区水域宽阔,当时选择的行军路线是从砀山车站、杨集车站附近越过陇海铁路,奔赴安徽涡阳,在涡阳休整后,分赴各指定地区。军团部与新八军是1942年3月自濮县出发的,经东明、定陶单县,在砀山、杨集车站间越过陇海铁路,到达永城东的保安山、铁佛寺。在保安山附近军团部与新八军被日军追击部队围攻,突围到达了涡阳。部队休整后,赴洛阳以西第一战区指定地区。

1942年4月六十九军军部与暂编二十八师自县出发,经董口、菏泽、城武,到达单县。在单县东北黄山馆附近与日军截击部队遭遇,激战一天,黄昏后撤至曹县以东地区。5月间在杨集车站以西越过陇海铁路,经夏邑到永城,在永城以东,部队又与日军追击部队激战,至涡阳休整后,到达叶县、舞阳地区,归第二集团军司令刘汝明指挥。

1942年4月,一八一师继六十九军军部之后在濮县以东渡过黄河,遇敌机轰炸,当晚部队在鄄城境内汤海村附近宿营。晚间我师得到情报,日军约一个旅团,一部经梁山到达郓城,一部已越过濮县城向南扑来。次日中午又得知郓城之日军距汤海村仅有20余华里,师部决定再渡黄河,向濮县东北杨集方向转移,一七四团掩护全师过黄河。下午3时许,全团开始行动,因大路早已被当地中共领导之游击队发动村民挖成了沟,行军不便,走的不快,除前卫营未被日军堵截外,团部、直属连、第三营、第一营皆被日军堵在沟内,部队展开不易,发生混战,第一营撤回汤海村占领阵地,掩护团部、直属连、第三营撤退。黄昏时占领了黄河堤,待全团集合后,于当夜赶到杨集,与一八一师会合。当晚盼师又越过黄河,向城武急进,进驻单县东南孟楼。部队行进途中,在黄山馆附近遇暂编二十八师与日军截击部队激战,团部命我(时我任第三营营长)率全营前往策应。战斗结束后,我率全营赶到孟楼师驻区。在孟楼休整期间,我被调到一〇七五团任副团长。

高粱晒红米时,全师在杨集车站以东越过陇海铁路。当晚天气非常炎热,全师官兵汗流浃背,如果按原定路线行军,到天明需走90多里,官兵将会精疲力尽,如再发生意外情况,将无法应付。师长张雨亭命令就地宿营。师直属部队、一〇七五团的一三营随师部驻砀山西南11~12里唐庄,一〇七四团驻唐庄以北一〇七三团驻唐庄以东,一〇七五团团部与第二营驻唐庄西南。第二日清晨,看到东南方向尘土飞扬,侦察得知日军乘坐大批汽车正向保安山方向追击。此时全师官兵已吃过早饭,正赶修工事。11点左右日军发现我师驻区,即由砀山、杨集、商丘、夏邑、永城等地,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我师猛扑过来。开始,一〇七四团与日军激战,没过几分钟,一〇七三团进入战斗,随后我团也投入激战,团长郑汝珩颈部也负了伤。当时在我团团部南面小村有一个连因受到日军猛攻,撤到团部,时我正向师里写报告,突然有一士兵满身血污,双手捂着肚子向我报告,说北面日军已越过围墙攻入村中,说完就倒下了。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命第二营营长(绰号王二虎)沿北面围墙由东向西堵截攻入之敌,另叫一班人随我沿北面围墙由西向东堵截日军,以防攻入之敌扩大战果。当时我见王营长畏敌不前,即改命胡营附前去。我带的一个班只有7人,与日军一接触就牺牲了3人。此时迎面有两个日本兵,距我十几米,托着上了刺刀的枪向我扑来,幸而胡营附及时赶到从后面将两个日军打死。我命士兵赶快占领围墙,以防日军继续突入。这时我被窜入村民院中的日军击中右肩。我受伤后令王团附、胡营附负责消灭村民院中的日军,他们投掷手榴弹,可日军不出院,于是就用火点着民房(草房)将日军烧死,消灭了突入村中的日军。

从南面进攻的日军,因天气炎热,又有寨壕阻挡,停止了攻击,北面日军也停止猛攻,只向村中炮击,并施放毒气。经过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日军20余人,烧死日军数不详,我团共伤亡120余人。黄昏后,师部命各团突围,次日中午全师渡过涡河进入涡阳县城。

一八一师在涡阳休整期间,师长命我在师部养伤,五天中见到全师伤员200余人。因我初到一〇七五团,不知先前那个身负重伤向我报告的士兵的名字,我向胡营附打听,才知他叫马永善,若不是他及时向我报告,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胡营附那里我还得知被烧死的日军中有杨集车站的守备队长。

师长命我率全师186名伤员,内有2位连长、7位排长,先到设在安徽太和县旧县集东一村庄的临时卫生所,然后再乘船去项城六十九军野战医院治疗。

一天早晨,我散步到旧县集,在河边见有两艘载有青年妇女的船只靠岸,经打听才知是由鄢陵、扶沟、西华来的,沿途在集镇码头出卖,姑娘5元一斤,媳妇3元一斤,人们看了都说荒年买得起养不起。

又过了一些日子,全体伤员乘船经界首至项城水寨下船,到水牛刘村六十九军野战医院,村内还有暂编二十八师的伤员十儿人。我在村中养伤时,常与村内老人们下棋、聊天,听老人们讲当地“鬼筑城”故事,晚间老人们说坠子书。还听说因荒年,有的妇女到水寨、槐店出卖肉体,一夜要几个馍,回家养活公婆与孩子。我在野战医院养了40余天伤,痊愈后率已愈士兵几十人、排长2人,离开水牛刘村,临行的那天早晨,村中人雇了吹鼓手为我们送行,被我婉言谢绝了。

我由水牛刘村至上蔡,在沿途经过的集市上,看见有人吃馒头、油条、烧饼时,都是靠着墙吃,我一打听,才知荒年在摊上坐着吃,会有人从背后伸手抢,抢到手先啐上几口吐沫,因此吃东西的人都靠着墙吃。

回到一八一师后,我向师部汇报了伤员情况。一〇七四团第三营黄连长因右臂炮弹伤过重,已送漯河医院截肢;一〇七五团第二营王连长头部贯穿伤,双目已失明,还有排长5人、士兵近百人仍在野战医院中。在师部,我还知道了一八一师各团的番号已改,一〇七三团改为五四一团,一〇七四团改为五四二团,一七五团改为五四三团,原一〇七五团第二营营长已被撒职,由胡营附任营长。师部调我到五四二团任副团长。这时六十九军暂时归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指挥,未归还十军团序列。

1942年12月,一八一师赴息县援助七十军在潢川对日军作战战斗结束后奉调至新蔡,在新蔡过春节后,又调到安徽临泉县补充新兵。新兵全是河南人,部队也补充了一部分武器。后全师因受日军细菌战之害,“回归热”传染病发生,用日本产的“新添巴尔散”才能控制,此病由虱子传播,全师医务人员用大锅给士兵蒸棉军服,消灭虱子,很快治住了传染病的传播。

1943年5月,六十九军军部与暂编二十八师进驻镇平,一八一师经汝南、驻马店、泌阳、唐河进驻新野,接替第三十军防务一八一师进驻新野后,全师开了个追悼会,悼念自濮县出发后,路经陇海铁路时,在各次战斗中牺牲的170余名官兵。开过追悼会又开授奖大会,受奖者有前一〇七四团团长陈青云,五四二团副团长赵锡钧,五四三团王团附,第二营胡营长和各团连排长多人,士兵50余人。我得到“干城奖章”

部队由临泉至新野的沿途,大批新兵逃跑,因向上呈报不及时,在1943年8、9月间上级点验时,出现了连与连之间士兵互相顶替的现象,由此开始,各级公开吃空名。那时物价上涨,办公费不足分配,军部规定,师可吃空名30~50人,团可吃空名20~30人,营可吃空名10~15人,连可吃空名5~9人。

1943年10月军部与暂编二十八师进驻邓县,一八一师进驻湖北枣阳,策应长沙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到达枣阳唐县镇,由五四二团第一营担任警戒。1944年2月,五四二团进驻湖北随县静明铺,第一营进驻厉山。在当年6、7月间的一个夜晚,中国空军自均州飞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飞机彻夜往返不绝。1944年11月,六十九军归二十二集团军(军团长孙震)指挥,全军进驻湖北樊城地区。

1945年3月间,日军经宜城、襄阳、樊城进犯老河口。战争结束后,因豫鄂皖边区之中共方面军队到达枣阳以东地区,六十九军奉命返回枣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第五战区调各部进攻豫鄂皖边区之中共方面军四望山根据地,一八一师五四团到达应山水寨地区。因其他部队受挫,进攻部队被迫撤退。五四二团90%多的官兵染上了恶性疟疾,撤退迟缓,被围数日。在被围期间,我们接到中共方面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的劝说战地起义信。后在暂编二十八师驰援下,五四二团撤至湖北随县北高城地区。

自十军团1942年奉命到达河南后方,六十九军在第五战区始终没回到原十军团序列。高树勋对蒋介石不满。

1945年11月,六十九军开到河南泌阳,全军整编,一八一师与暂编二十八师合编为一八一师,军长米文和为一八一师师长,免去了张雨亭师长职务。同年12月,我同全师编余军官到河南河第二战区第十四军官总队报到,从此我离开了一八一师。

1989年10月

内容来自《河南文史资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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