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荆州集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与皇权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其成立得益于当时政治上纷争不断，权力分散的形势，荆州集团得以在局势中崛起。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期，东晋时期荆州集团与皇权关系的探究，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历史研究课题。
荆州集团在东晋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对当时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然而，荆州集团的关系和朝廷的皇权关系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并且多面的问题。皇权和门阀夺权贯穿东晋一朝，严重影响了东晋国家的运行。
东晋地图
东晋时期历史背景东晋时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建立在三国和西晋时期的基础上。曹魏、蜀汉和东吴因内部的纠纷与外部的战争最终被司马氏吞并。而西晋王朝建立后也同样处于衰落期，各种矛盾与问题不断浮现。
在经济方面，天下的土地逐渐趋于分散，由此带来了农业生产能力的下降。尤其在三国时期和西晋时期，各种瘟疫、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原本富饶的地方也被摧毁殆尽。同时，由于政治的不稳定以及社会动荡，经济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使得各地的商业、手工业以及贸易都经历了一个低谷期。
但在文化上，东晋时期被认为是高峰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文人墨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诗歌、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诸如王羲之、王献之、张华、顾恺之等文学大家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王羲之
荆州集团的诞生东晋时期因为南北政治势力的角逐，形成了荆、扬、豫、徐等地区的“地方集团”，其中荆州集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荆州集团的形成，与曹魏时期荆州和扬州的地位有关。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将荆州和扬州安置徐州之外，这就使得荆州和扬州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地区。这个地区虽然地处南方，但是却保留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所以比其他地区更加有底蕴和政治资源。
东晋时期，荆州居于江汉之间，地势险要，资源丰富，素有“荆襄之域，三谷五岳”之称。加上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在荆州一带多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这些人物之间经常联合起来发挥积极的作用，往往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集团。首要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有刘牢之、阴识、王衍、谢安、王导、何充等人。
荆州
在当时的制度上，都督诸州军事制度赋予荆州督将以地方军政大权。荆州地区的最高长官拥有对下辖地方官员的任免的权力，同时还拥有军事统辖权和行政权。对于处在门阀政治背景下的世族而言，一旦取得这种巨大的地方权力，便会进一步谋求家族利益以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荆州集团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永嘉年间刘毅、刘牢之、阴识三人联合起来，以与建康朝廷为敌。刘毅从江州起兵，刘牢之、阴识随之归降，直到建立了江州的政权，统治了荆、湘、巴一带。
王衍是荆州集团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是刘毅、刘牢之、阴识的同窗好友。
永嘉时期，谢安曾任湘州刺史，王衍曾相机与之接触，但并未违背刘牢之、阴识等人的方向，在荆州基本上一直处于反对建康的队伍中。荆州集团起码在东晋中期时期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地方势力。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建康朝廷侵略南方的进攻，同时也奠定了集团发展的根基。
东晋时期的皇权西晋自爆发八王之乱后，朝纲不振，国家没落，又适逢外族入侵，一时间山河破碎。皇室宗亲此时手握军政大权，或是不断扩充实力，以图压制对手，或是偏居一方，等待勤王良机。待至长安陷落之时，琅琊王司马睿却是因缘际会，得从纷乱的格局之中脱颖而出，在江东打出一片天地，保全晋朝国祚。由是晋王朝南迁，不仅掀开东晋南朝的历史序幕，同时也象征出现“门阀政治”这一特殊的皇权政治形态。
在东晋时期，皇位的继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多种模式。在司马睿时期，继位制度是以王爵世袭为基础，皇位只能由王爵中的皇亲贵族继承。在司马衷时期，由于世袭制度导致皇位沦为王爵们争夺，所以采用了改革制度，即“择贤而立”的办法，换言之，就是要选最有能力的人才当皇帝。这种制度持续到司马昱遇害为止。
相较于西晋，东晋的中央官制得到了一定改进，如设置门下省、中书省等机构，能够更加有效地执行中央政令。此外，在统治区划上，东晋时期实行“州县制”，加强了地方权力，也为中央官制的运行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东晋时期军事力量的弱化，也使中央权力的巩固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军队的削弱为地方豪强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大量的地方豪强对中央权力的支配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同时，东晋时期的分裂局面，也使得中央权力面临了外在的挑战，比如苻坚、石勒等北方政权的崛起。
东晋时期外戚掌握了很多实际权力，这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干预政府的决策。东晋时期的外戚大多都是显赫的家族，他们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例如，王敦是晋朝最有影响力的外戚之一，他通过多次政变和通过掌握重要军权实现了对政权的影响。同时，张华也是个能干的外戚，他曾维护朝廷的利益，但也因为事关个人利益而引起朋党之争。
尽管出现了地方集团这样强势的贵族群体，但仍然不能代替皇权成为整个政权的主导力量。在东晋时期，政权力量仍然集中于皇权手中，尤其是自刘裕执政以来，皇权的地位就得到了巩固。这就导致地方集团其实是一个与皇权相对立的力量，常常陷入到与皇权的矛盾中。
荆州集团与皇权的矛盾一方面，荆州集团拥有实力，可以与皇权对抗，反抗皇室的统治；另一方面，皇权又需要依靠荆州集团的实力来维持统治。荆州集团通过与皇权的斗争，也实现了部分权利的独立，它可以自行处理地方事务，而不需要得到朝廷政府的同意，并且可以采取自己的外交政策。
在经济问题上，荆州地区经济繁荣，税收收入丰厚，皇权需要通过税收来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但是荆州集团显然不愿意交纳过高的税收，他们认为税收太高会影响自己的利益，这导致两者之间的矛盾加剧。
东晋时期，皇权采用分封制度来维护皇权，任命各地方的官员，以加强对各地区的控制。但是，荆州集团的实力强大，他们掌握着荆州地区的军政力量和经济命脉，很难接受皇权的指调度，这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朝廷虽然名义上为皇权政治，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地权贵勾结的政府。当时，荆州集团在朝中的影响力非常大，与皇权的关系也相当复杂。荆州集团虽然没有公开反叛朝廷，但与其他地方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了对朝廷的一定威胁。荆州集团的追随者很多，他们以王敦为代表。王敦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后，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主张恢复孙吴的政治格局，推动南方的独立。
但是，与此同时，朝廷方面也在试图制约荆州派系的影响力。在皇权的强势之下，荆州集团难以以一己之力打破局面。与皇权强硬对抗的风险过高，这些贵族群体在面对困境时，不得不寻求与皇权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荆州集团的成员一方面不得不像其他官僚一样地努力与皇权联络，协商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并在反对限制贵族权益时从皇权的立场考虑问题。虽然荆州集团与皇权有时候形成了一种共存、合作的关系，但局限性依然显而易见。这种合作关系的背后是荆州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并不会放弃贵族利益群体的幻想与阶级觉。
在皇权意识愈加强化的情况下，荆州集团遇到了自己全面失利的困境。他们难以在政治上扭转战局，甚至连巩固本身都是困难的，导致荆州集团一度在与皇权的角力中落败。
403年，桓玄在荆州发动政变，称帝称号为楚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分裂王朝”。桓玄以策略运用十分厉害，很快稳定了南方政局，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他在位期间贪污腐化，还对其他王朝进行侵略，导致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势力的反对。404年，朝廷军队和江州刺史刘裕联手出击，桓玄败亡，荆州集团也随之覆灭。荆州集团的覆灭标志着南北朝时期的开始。
总结荆州集团的崛起是东晋时期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产物，它的崛起、发展和衰落，都与当时政治制度的转向有关。荆州集团的政治生态，也反映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生态。在荆州集团的兴起和势力扩大过程中，他们与其他地方权贵联合，对皇权政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当时政治场景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荆州集团政治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兴衰故事，也对后来的历史有所启示，即政治制度的转变、地域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是历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