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5-6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处于剧烈的变革中，匈人等草原民族的崛起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新的边境挑战，也引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开启了新的一轮军事变革。

到莫里斯统治时，这场军事变革已经接近尾声，虽然学界还有关于6世纪末期所谓“马镫革命”的争议，但新的研究资料认为在6-7世纪马镫的传入对战争面貌的影响并不算巨大。

无论如何，到6世纪下半叶，这支军队在组织形态上已经与罗马全盛时期的军团制度少有相似之处了。

首先，莫里斯时代的拜占庭军队是一支以多用途骑兵为核心的多兵种混合部队。

4世纪的兵法家韦格蒂乌斯就很重视骑兵的作用，但在论述骑兵作战时他还是武断地把骑兵划分为使用长矛身着盔甲的“重骑兵”和使用弓箭或不着铠甲的“轻骑兵”。

然而，在普罗柯比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武器和装备来划分骑兵类型的方式已经逐渐落伍，一种身披重甲、腰悬佩刀、手持长矛、精于骑射、拥有多种技能的骑兵已经出现，而正是他们构成了6世纪拜占庭武装力量的核心。

莫里斯的《战略》更是对骑兵的训练和装备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和要求，在《战略》一书中作者提出，骑兵们不但需要自己装备铠甲、骑枪、盾牌以及与自己臂力相适应的弓箭。

还要装备一些实用或美观的小工具以及马匹的护具，在训练之中骑兵不但要练习射击的精准度和强度，更要提升射击的速度和切换武器的速度。

而且在这一时期，拜占庭军队中骑兵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在与敌人进行交战时有时骑兵人数甚至会多于步兵，在特殊条件下也不排除单纯使用骑兵的可能。

这种变化部分来源于战略环境的变化，辽阔的国土、广袤的疆域、以及强大的萨珊波斯的崛起决定了那些行进速度不过每日15罗马里的步兵兵团已经完全无法承担帝国的国防任务了。

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基础也必然由传统的军团步兵转向骑兵，而帝国纵深防御战略对军队机动性的要求也呼吁着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

此外，多年的战场实践也证明了骑兵在间接路线战略中的作用，如李德·哈特所言，拜占庭骑兵复杂的战术变化可以在敌军步骑之间制造缺口，成为一个可以攻击的对象。

但更重要的是，阿提拉领导的匈人帝国的崛起在地中海世界掀起了一次巨大的军事技术革命。

这场军事变革的核心在于匈人使用的特殊武器——复合弓和他们独特的射箭技巧。在匈人之前，希腊人所说的西徐亚民族也使用弓箭作战，但显然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匈人所使用的复合弓是不同的，他们能在75米内实现精确射击，并在60米内洞穿大部分铠甲。

而他们独特的射箭技法则使这种武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传统的波斯式三指射箭法虽然有利于增加弓手的射速，但其精确度、稳定性和杀伤力都不尽如人意，一个装备了全部铠甲的重装兵几乎可以完全防御弓箭的打击。

草原式射箭法与之不同，这种射箭法虽然射速较慢，但“波斯人的盔甲难以抵挡”。

弓箭威力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骑射手的地位，而马蹄铁与马甲的装备则提升了骑兵的地形适应力和战场生存能力。

6世纪早期拜占庭军队中步兵的战斗力曾遭遇了巨大滑坡，以至于普罗柯比认为“他们没有对抗蛮族人的勇气，经常在第一次袭击时就溃散了”。

但在6世纪90年代拜占庭步兵再次在对抗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重步兵装备有盾牌、长剑、长矛和以及一些简单的远程武器，部分人还拥有带羽饰盔甲和铁质或木质的胫甲，但比例并不能确定。

轻步兵则装备了弓弩和投枪还有小型飞镖与投石索。此外拜占庭军队中还有医疗兵、传令兵、旗手和工兵等辅助兵种。

第二，莫里斯时代的拜占庭军队是一支吸取了周边各民族优点的多民族部队。

罗马军队使用外来民族为自己作战的做法古已有之，而4世纪的狄奥多西大帝更是将这一方法发扬光大，他吸纳大量的蛮族进入军队，将他们编组为“同盟者”，这一行为酿成过严重的政治危机。

但在东哥特人西迁之后罗马国家对“同盟者”的控制还是得到了极大提升，因此到6世纪它们仍然是拜占庭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查士丁尼皇帝的征战中他们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纳尔泽斯平定东哥特王国时率领的是一支由罗马人、伦巴德人、赫卢利人、匈人和格庇德人组成的混成部队。

在莫里斯时代，虽然由于阿瓦尔人的阻绝，这支军队中其他民族的比例有所下降，允许所有人加入同盟者军团也让他逐渐成为精锐部队而非雇佣军的代名词。

但我们还是能在其中看到不少非“罗马人”将领和士兵的身影，比如曾经在阿德里亚堡击败阿瓦尔人的就是一支由伦巴德将军率领的军队。

另外，长期的军事冲突与交流融合使这支军队处处显现出多民族战争装备和战争方式浑然一体的特征。

从装备上看，这支部队装备有草原式的硬弓、阿瓦尔式的骑枪和束腰长袍、哥特式的鞋子与服装、赫鲁利式的长剑和斯拉夫式的短投枪，可谓五花八门。

技术上，除了提到的弓箭和射击技术外，萨尔比人还曾经改进过拜占庭的攻城器具。

异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训练与战术上，他们富有热情，崇尚勇武的作战方式同样影响了拜占庭军队。

最后，莫里斯时代的拜占庭军队是一支为中等及更大规模防御反击作战而建设的部队。

在个体战斗上拜占庭军队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在战术上他们有着鲜明的野战取向，在战役法中他们讲求骑兵奔袭、兵贵神速。

但与这些下层战术方式的激进相对的是拜占庭国家在战略上的保守。

贝利萨留率领一支由骑兵组成的部队在北非和意大利赢得了胜利，但在这一连串的征服中竟然完全缺乏主动的进攻行动，这无疑是令人称奇的。

拜占庭军队的特点也体现了他们作战目的和建设方针之间的矛盾：他们以骑兵为核心，战术风格凌厉却又以防守为目的；他们与异族并肩作战，相互学习却又对他们充满了不信任；

他们擅长正面作战，却又不得不承担起反游击战的的责任。这支矛盾的军队在莫里斯时代末期即将迎来自己最辉煌的胜利，也将以古怪的方式为一个动荡的时代揭开帷幕。

599年夏秋爆发的战役可以说得上是自查士丁尼皇帝去世以后拜占庭军队在多瑙河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作战，也可以说是拜占庭军事体系同阿瓦尔军事体系进行的巅峰对决。

这场战役由伊斯特河突破作战和提苏斯河滩头决战两个阶段构成，最终以拜占庭军队的战术胜利告终，但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难解的谜团。

在此战役之前，在战略上已经逐步失去主动权的阿瓦尔人于598年对拜占庭帝国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战术胜利，阿瓦尔先锋部队进逼拜占庭的核心防御区域——长墙。

造成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心惶惶，甚至有重臣建议皇帝放弃首都，最后在瘟疫的打击下，阿瓦尔人向拜占庭帝国索要巨额年金后撤军。

从表面上看阿瓦尔人击败了拜占庭精锐的东方军队，极大提振了阿瓦尔人的士气和信心。但是在战略上，这次战役似乎并没能歼灭任何一个拜占庭作战集群；

也没能削弱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潜力，因而也就无法延缓拜占庭帝国即将发动的反击，阿瓦尔人已然越过了自己胜利的顶点，战争的反常逻辑已经开始自我运行。

很快，在599年夏季，全面投入对多瑙河作战的拜占庭战争机器完成了军队的重组，莫里斯皇帝公开撕毁了与阿瓦尔人的城下之盟。

由普利斯库斯和科蒙提欧鲁斯两位将军率领的拜占庭军队从维米那奇乌姆出发，准备强渡伊斯特河寻机同阿瓦尔军队主力决战。

对于拜占庭人而言，这场战役是在忧郁不幸的气氛中开始的，大军尚未开拔，将军科蒙提欧鲁斯便在维米那奇乌姆直接病倒，其部队也陷入停滞。

而阿瓦尔人在得知拜占庭军队出动的消息后，也立即召集军队，兵分两路：一路部队挺进罗马人的领土，另一路精兵由伯颜的四个儿子率领试图保卫伊斯特河渡口。

但拜占庭军队以木筏渡河，并击败了前来阻击的阿瓦尔部队，成功地在河流北岸建立了桥头堡。

但是，此时科蒙提欧鲁斯依然无法指挥作战，而普利斯库斯也不愿意单独与阿瓦尔军队交战。

因此两位将军均滞留于维米那奇乌姆，刚刚建立的桥头堡一度岌岌可危。而在前线赶来告急的信使再三催促下，普利斯库斯终于决定率军开赴前线。

到达前线后，普利斯库斯命令舰队前往维米那奇乌姆待命，而他本人则准备破釜沉舟同阿瓦尔军队决一死战。

在普利斯库斯抵达前线的第三天，阿瓦尔人便前来挑战，根据西莫卡塔记载，普利斯库斯将罗马军队分为三个部分，倚靠营寨进行布阵，而阿瓦尔人则按他们的习惯将骑兵结为15个小阵。

激战持续到到日落才结束，背靠城寨的拜占庭人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战斗中，拜占庭军队再次将阿瓦尔人击溃。

之后普利斯库斯派出4000兵士渡过提苏斯河进行侦察任务，这些士兵在屠杀了三个居民渝万人的格庇德人村庄后满载俘虏与财物返回营地。

19天后，已成困兽之势的可汗武装了大量斯拉夫人和其他下属民族，又一次拼凑起一支军队对抗罗马军队的进攻。

拜占庭军队首先占据提苏斯河沿岸的有利地形，然后在此列阵迎敌一举战胜了阿瓦尔军队。

西莫卡塔可能夸大了普利斯库斯的胜利，但这场战役毕竟给了原本气势汹汹的阿瓦尔人以沉重的打击，遏制了他们扩张的野心。

或许为了取得胜利，拜占庭军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着东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和帝国军事重心的转移，阿瓦尔人的颓势正在逐渐显露出来。600年，将军彼得率领军队深入铁门关。

602年拜占庭军队计划对多瑙河北岸的斯拉夫部落进行大规模进攻行动，多瑙河地区的战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了拜占庭手中这场战役证明了拜占庭军队惯用的防守反击战术的效用。

在战役中，拜占庭军队继续了他们的经典策略——以守势开始战斗，让敌军在直接的进攻中露出破绽。

当敌人因为他们鲁莽的直接路线而失去锐气的时候，拜占庭军队会转变为攻势，以迅猛凌厉的突击摧毁敌人。

这场战役也证明了拜占庭军队的纪律与意志，纪律是拜占庭军队及其对手之间最大的区别，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样大量吸收蛮族士兵进入拜占庭军队的做法损害了军队战斗力。

但在这次战役中，拜占庭军队却并没有出现经常被学者批评的缺陷。

战役的开始阶段，拜占庭的先头部队在两位主官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建立并守住了伊斯特河的桥头堡，确保了后续行动的进行，而之后他们在旷野中同阿瓦尔人的骑兵军团进行正面较量，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场战役也体现了拜占庭军队战术中鲜明的野战取向，在莫里斯的《战略》一书中谈到对阿瓦尔人的作战方略时，作者认为应该选取平坦的平原与敌军作战，并派遣精骑主动进攻。

而在军事格言一节，他也提到，依赖骑兵的将军，应强迫敌军在平原展开会战。或许在面对游牧民族的骑兵时，拜占庭的骑兵部队无法做到百战百胜，甚至往往会居于劣势。

但这些训导和建议无疑体现出了在当时拜占庭军队中鲜明的野战战术取向和以骑兵为核心的战斗方式。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拜占庭军队高昂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与其他一些国家统治阶级面对敌方优势骑兵时自轻自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这场战役证明了拜占庭野战体系强大的战斗力。

无论如何，在这次作战中，拜占庭军队的阵型经受住了阿瓦尔人的考验，证明了这样的双线阵型是足以抵抗阿瓦尔骑兵的强大攻势的。

同时也证明了拜占庭野战体系的强大战斗力和灵活性。莫里斯时期的拜占庭军队通过一次胜利击败了他们在多瑙河地区最强大的敌人。

也证明了在莫里斯的经略下，多瑙河一带的战略天平已经偏向了拜占庭一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战略优势正逐渐丧失，而他们可以活动的战略空间也在日益缩小。

这次胜利是拜占庭军队的胜利，他们在这次战役中以硬碰硬的姿态击败了阿瓦尔军队。

也是以骑兵为核心的拜占庭军事体系的胜利，他证明了自己可以在野战中击败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骑兵军队，并维护拜占庭的边疆安全。

显然启蒙时代著名学者吉本的偏见是站不住脚的。

但这样一支军队却又在之前的作战中被动挨打，对阿瓦尔人的侵袭束手无策，以至于不得不一再屈辱求和，给人留下了军事崩溃和战斗力羸弱的观感。

这种怪异情况的出现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在多种因素合力下拜占庭国家战略本身的固有症结，单纯的军事胜利可以延缓这种症结的恶化，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问题。

而这些问题将在暗中继续发酵，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刻以一个偶然事件为契机宣泄出来，以一场巨大的混乱摧毁这似乎唾手可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