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题

引文：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不难猜测。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在明显增加，大清王朝认为仅仅讲几句漂亮话已经无益，必须严肃对待。

媒体报道，“陕西神木15岁少女被数名同龄人强迫卖淫后被殴打致死”！

新闻中说，刚上初三的刘雨被一群嫌犯带到宾馆卖淫，因嫖客不满意，刘雨被这群嫌犯脱光衣服，并被轮流用皮带、拳脚、砖头对被害人刘雨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殴打，刘雨死亡后还被肢解掩埋。目前，这6名嫌犯年龄均在14~17岁之间，现已被抓，警方确认了相关信息。

近年来类似案例并不少见。

2015年10月18日下午，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 3名中小学生入室抢劫至小学宿舍楼，持木棒殴打一名52岁女教师，并用布条堵住其嘴巴，终致女教师死亡。而在施暴之后之后，三个作恶者若无其事地到网吧打游戏去了。后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未成年，三人不负刑责，将被送往工读学校。

……

未成年人犯罪的残忍指数到了这样一个级别，让人愤怒，也让人惊诧。

现实的话题不讨论了。看看古代怎么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一

清朝的两个著名判例

《驳案汇编》是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规模巨大的判例编集。

该书卷二中收录了《十岁以下幼童殴毙人命拟绞》判例。实际叙说了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雍正十年。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叫丁乞三仔，另一个孩子叫丁狗仔，比前者年年龄稍大。二人在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让丁乞三仔挑运笨重的箩筐，又用土块扔掷丁乞三仔以为戏耍。丁乞三仔忍无可忍，于是拾起土块反击丁狗仔。不想打中了丁狗仔的要害部位，丁狗仔最终死亡。

此案案情很简单。疑问在于被告人的年龄。因为犯罪时丁乞三仔已经年满十岁，触及了死刑条款，不能适用《大清律例》的“恤幼”的规定。

那么依照清朝法律，这个案件应该遵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款，对丁乞三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

但雍正皇帝览此判决后感到这样判决并不妥当。于是下了一道圣旨：

“丁乞三仔情有可原，免去死罪，从宽减等发落，并且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

显然，在雍正看来，丁狗仔虽然是被害人，但他欺凌丁乞三仔的做法十分可恶，应该为自己的死承担一定责任，因此丁乞三仔可以从宽发落。

乾隆四十三年，又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引发的命案。

四川总督呈报，两个九岁儿童刘縻子和李子相平日并无嫌怨，这一天均在河坝放牛，李子相扯了自己地内的胡豆用火烧食，刘縻子看到，向他讨要，李子相给了他一颗，刘縻子吃完又讨，李子相拒绝了，并辱骂他。刘縻子回骂，于是引起了斗殴。

“李子相手推刘縻子胸膛，刘縻子用拳回殴李子相左肋，刘子相跌倒，被石垫伤右腰眼，旋即殒命。”

这个时候，司法机关拟援引前述丁乞三仔案件对刘縻子进行减刑，给出的意见是“杖一百，流三千里。”

但乾隆皇帝不愿意了。他在下达的圣旨中说，两个案例存在根本的区别，因为刘縻子因索讨胡豆不给，致将李子相殴跌，并不占理，况且九岁的孩童就敢打死人，其性格之凶残可见一斑，更不能轻易饶恕。

乾隆的决定是判处刘縻子绞监候。绞监候等于死缓，也算是相当严厉了。

乾隆为何如此处理？因为在他看来，闹出命案就必须从严，尽管是未成年人，也要“监禁数年”，给予严厉的惩戒，“再议减等”，这样才能“消其桀骜不驯之气”。

结合两个案例，清朝统治者怎么看待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很清楚了。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是相比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相对和缓，这是一个大原则。

二是这种和缓必须有度。人命关天，即使施暴者是未成年人，也要受到严厉制裁。

三是对被告人的主观意愿和动机十分看重。雍正一案中，被告人是由于受到欺凌，失手而致他人死亡，而乾隆一案中，起因是被告人索要胡豆，属于挑衅者。因此二者的处罚完全不同。

清朝如此，其他朝代如何？

二

既有“恤幼”的传统，也有严惩的实践

司法“恤幼”，是一种传统。

儒家经典《礼记》上说，“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意思是说，人到了八九十岁即称之为“耄”，七岁幼孩则称为“悼”，凡悼与耄，即使有罪，也不加刑罚。

由此看来，中国司法“恤幼”的传统可谓深厚。

受这一思想影响，古代皇帝为了施行仁政，经常下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

汉景帝就曾下诏：“八岁以下犯罪者，宽大处理，不必用刑具和囚禁。”汉成帝也在鸿嘉元年颁布诏令：“不满七岁的儿童触犯死刑，要向廷尉（汉代最高司法长官）报告，可以减免死刑。”

此后，历朝历代对于老人、妇女、小孩、残疾人犯罪往往都会网开一面。就算是因受十恶之首的“谋反”大罪牵连，这些群体也往往只是被发配边疆而已，不会被真正处以死刑。

盛唐是中华法系奠定的时期。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立法水平最高的古代法典，《唐律疏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原则作了详尽、系统的规定。

唐律明确：十至十五岁的少年，对所有犯罪行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并可用赎金的方法代替刑罚；七岁至十岁之间只对反逆、杀人、盗及伤人这几种犯罪须负刑事责任，且仍可通过赎金替代；七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处罚。

到了清朝，从前述两个判例可以发现，对于未成年人杀人犯罪从轻发落的条件开始审慎起来，并且逐步趋于严格。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不难猜测。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在明显增加，大清王朝认为仅仅讲几句漂亮话已经无益，必须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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